何肇勝坐在新家門前。付雁南攝

    1984年，何肇勝（二排左二）一家人在水庫邊合影。

    1990年，一家人在剛建成的新房前合影。

    2010年，三代同堂的全家福。

    對於何肇勝而言，離開祖輩生活的故鄉好像並不是多麼悲傷的事情。兩個多月前，當他又一次坐上汽車，遷離河南省淅川縣丹江畔的老家時，這位75歲的老人沒有流淚，甚至沒有流露出一點不捨的表情——至少，在他自己的記憶裏是這樣的。

    “這都是為了國家。”他笑著，仿佛在描述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哪有個人的小利益不服從國家大利益的？”

    為了服從這個“大利益”，他的大半輩子都在遷徙。按照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規劃，從1959年開始，何肇勝先填寫志願移民去了青海，幾年後，又按照組織安排返回河南老家，其後再南下湖北荊門，後又返鄉。這一回，他第三次離開家鄉，和鎮上的幾千名移民一起，搬遷到了500公里外的河南輝縣市常村鎮。

    “有啥捨不得的，離家裏也就是千把裏路，不太遠。”何肇勝豪氣地説。

    但他已經老了。時間和遷徙都在侵蝕他的生命。皺紋幾乎佔領了他面龐上的每一寸皮膚，腿上的傷痛也如同上漲的河水一樣將他漸漸淹沒。走路的時候，他拄著拐杖，步履緩慢，老式藍布褲子的褲管看起來空蕩蕩的，褲腳下露出一截皮包骨頭的小腿。

    如今，這個瘦弱的老人平靜地坐在新家的院子裏，他希望這是自己最後一次搬遷，希望能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穩地走完這輩子最後的路程——哪怕再也沒有機會落葉歸根。

　　不是支援邊疆嗎，怎麼變成移民了

    很難用什麼辦法抹去半個世紀的歲月，把何肇勝重新想象成一個20齣頭的年輕人。那個時候，在丹江邊祖輩傳下的小木房裏，他剛娶了媳婦，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儘管早早夭折。有時候，他會搭上一艘往返于兩岸的小木船，花5分鐘時間擺渡到對岸，憑著自己滿身的力氣，給家裏挑回大捆大捆的柴禾。

    在他的記憶裏，那時的丹江並不像現在的水庫那樣，有著一望無際的清澈水面。它只是漢江一條普通的支流，奔騰著從家門口流過。何家這個小夥子並沒有意識到，這條河會給自己的人生增添那麼多的波折。

    1959年3月，何肇勝所在的下寺公社召開了一次全社大會。會上宣佈，縣裏將選拔一批年輕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邊疆建設。

    何肇勝和大部分村民都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大躍進中，持續的大煉鋼鐵之後，饑荒已經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嚮往：去的人每個月都能吃“國家供的糧食”，還能拿工資。

    當何肇勝回憶起自己當年寫在志願書上的豪言壯語時，他下意識地挺直了腰桿，嗓門也大了起來：“我志願到邊疆去建設祖國……”

    年輕人並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邊疆”，而是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準備。在此之前一年，周圍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通過一場“腰斬漢江”的大會戰，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壩。在“大躍進”幹勁沖天的氣氛中，湖北省甚至提出設想，希望將丹江口水庫工程提前在1959年完成，“放一顆巨大的衛星，向國慶十週年獻禮”。

    按照規劃，工程完成後，水庫的水位會上升到170米，周圍幾個縣的村莊都將沉入水底。面對緊迫的移民任務，何肇勝所在的南陽地區領導最終想到辦法，組織原本沒有“支邊”任務的村民們前往青海，支援邊疆。

    “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事情。”何肇勝説。稀疏的白髮短短地貼在他的頭皮上，被午後的陽光勾出一層金色的光暈。

    52年前，他還是個毛頭小夥子，渾身有著使不完的勁頭，準備在一個“新天地”裏大顯身手。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因為“身體好、勞動力強、各方麵條件都不錯”獲得批准，和500名年輕人一起，帶著對“吃公糧”的憧憬，踏上了離家的路。

    這是一場漫長的遷徙。除了用作路上口糧的10斤饃幹，人們不能攜帶任何行李。他們先徒步走了一天一夜，來到汽車站，然後坐汽車到了最靠近鐵路的許昌市。在那裏，年輕人們領到了對抗高原嚴寒的被子、棉襖，然後登上開往西部的列車。

    在那之前，何肇勝從沒有坐過火車，他並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個“比自家房子還大”的車廂，其實是貨車。當時，500名年輕人按性別被安排在兩節車廂裏，角落擺著一隻馬桶，上廁所需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圍沒有窗戶，除了一扇門和幾扇頂窗，沒什麼能透氣的地方。

    如今，這些經歷只被他輕描淡寫地提起。饑荒中，村裏差點有人餓死，相比之下，“這些苦不算啥”。“更何況，那時候我還年輕。”老人笑道，“又不像現在年紀大了，怕死在外面。”

    5天5夜之後，火車到達蘭州。他們很快又換上了大卡車，在車鬥裏坐了兩天，才到達最終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被安置在一間飯店暫時居住下來時，念過5年小學的何肇勝突然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路邊橫幅的標語內容，寫的不是“歡迎支邊青年”，而是“歡迎河南移民”。

    “我們不是來支援邊疆嗎？咋變成移民了呢？”何肇勝急了，趕忙向管理他們的負責人打聽。

    很久之後，他才得到回復：“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們要搬到這邊來幫他們搞建設。”

    1959年，共有來自丹江口庫區的8000余名青年被確定為支邊移民。前後兩年的時間裏，他們和1萬多名家屬一起，從中原腹地的故鄉，遷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

　　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當一個人上了年紀的時候，過去的一切痛苦仿佛都變得不重要了。何肇勝的感覺尤其明顯。他跟晚輩們一遍又一遍講起自己過去搬遷的經歷，可語氣中卻帶著“為國家做貢獻”的莫大驕傲。

    為水庫搬遷了大半輩子，老人自己並不清楚這水庫的來歷。1952年，時任水利部部長的傅作義和蘇聯顧問布科夫一起來到漢江調研。在這次勘察中，同行的百人專家組一致認為，兩岸山巒綿延的丹江流域，是建大壩、修水庫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一年後，毛澤東在探討三峽工程時提出了另一個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一點給北方？”在這一“南水北調”的最初構想中，丹江與漢江的交匯口，再次成為修建水庫的最佳地址。

    可對於何家一樣祖祖輩輩生活在丹江畔的人們而言，這些消息，他們至死也無從知曉。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聯名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設計方案。水庫還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義：它是新中國第一個自主設計、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同時，還背負著“為三峽練兵”的使命。

    按照當時的規劃，水庫將淹沒湖北、河南的3個縣，共有38.3萬人需要移民。就在何肇勝和老婆移民青海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也按照組織要求，搬遷到青海循化的這座農場裏。

    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何肇勝一度覺得，生活要重新展開了。因為“懂文化”，他被任命為連隊文書，享受連級幹部待遇，每月工資35元。他領著一同遷來的移民在農場裏墾荒，並且在1961年有了自己的大女兒。

    當然，他也常常會懷念起老家。最起碼，家裏氣候好，一年能種兩季莊稼，而寒冷的青海只能種一季。每當這時，他就不斷安慰自己：“其實這兒和家裏沒什麼不一樣，青稞就相當於小麥，胡麻像芝麻一樣可以榨油，洋芋和家裏的紅薯也差不多嘛！”

    可移民的問題卻不斷顯露出來。當地農場土地貧瘠，氣候乾燥，移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根據當地移民局幹部所作移民志中的記錄，短短一年之內，約有5000名移民非正常死亡。許多人趁著晚上偷偷逃跑，最後卻死在了回鄉的路上。

    1961年，何肇勝在農場接到了新指示：青海不適合辦農場，所有移民全部遷往新疆。不過，等他們把所有東西集中起來準備出發時，省裏卻突然來了第二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當時已經是連級幹部的何肇勝看得出來，“這肯定是中央的命令”，但沒有人給他更多解釋。事實上，直到今天，對於當時家鄉庫區發生的那些變化，他仍然一無所知。

    1958年到1961年，為了追求工程進度和工作量，幹勁十足的工人們將各種原料填入大壩，其中包括石渣、軟土，甚至連裝沙土的竹筐都填了進去。1961年底，水利部的質量檢查組發現，大壩上有17條性質嚴重的“基礎貫穿裂縫”，而全部的裂縫加起來，一共有2463條。

    1962年，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會後第二天，作為“錯誤”之一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暫停。青海移民隨即接到命令，開始返回家鄉。

    3年的時間，鐵路已經通到西寧了。他們徒步5天走到西寧火車站，坐火車到許昌，然後領了10元路費自己回家。等回到自己闊別3年的老家時，何肇勝清楚地記得，“剛好趕上秋天收苞谷”。

    一些現實的憂慮也摻雜在回家的強烈喜悅裏。何肇勝發現，家裏的房子還在，可裏面祖輩傳下來的傢具，有些已經被人搬走，另一些則被丟到了大煉鋼鐵的熔爐裏。

   大壩修好後攔下的河水，竟會淹了自己的家

    喜悅並沒有持續多久。儘管重新住上了自家的房子，種上了自家的地，可每個人的心裏都沒有踏實的感覺。

    關於水庫建設和移民的消息已經越來越明確地傳開了。“大家都知道，再過兩年大壩修好了，水還要淹上來，我們還要移民。”何肇勝回憶説。

    一些過去的線索也因此變得清晰起來。去青海之前，河床中間一直停著一艘大船，“現在想想，才知道是清河堤，準備修水庫”。而何肇勝也想起，1958年前後，自己的老父親一直在給修大壩的民工做飯。可當時老人一直以為，修大壩只是為了發電。

    “誰能想到啊，大壩修好後攔下的河水，竟會淹了自己的家。”何肇勝説。

    1964年，停工兩年的丹江口水利工程開始復工，何肇勝一家也再次成為庫區移民。按照政府安排，因為水庫的受益者主要是湖北省，所以由湖北省負責安置來自河南的移民，而何家也在這樣的安排下搬遷到了湖北荊門。

    如今，剛剛完成第三次搬遷的何肇勝總愛跟周圍的人講起當年搬遷的故事。那時，為了讓移民工作順利進行，縣裏專門抽調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搬家宣傳隊”，在每個生産隊派駐兩人，有思想不通的，“就給他解釋解釋”。

    “真有人思想不通嗎？”有人在一旁問。

    “當然沒有。”老人呵呵笑起來，“那時候的人膽子小得很，屁大點事誰敢問啊！”

    1966年3月，何肇勝一家第二次踏上了移民的路途。身為生産隊長，他隨先頭部隊坐汽車提前到達，而家裏的父母、老婆，還有年紀尚小的3個孩子，則與其他村民一起，先坐船再換汽車，足足晚了幾天才到。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再也不會回來了。他們交出了生産隊的拖拉機，交出了房屋的鑰匙，甚至還把公社的10頭牛都運了過來。

    這一回，移民們很快發現，自己已經不是上一次“吃公糧”的支邊青年了。國家補貼的糧款越來越少，後來乾脆直接取消。而當地分配給移民的土地，或者是長勢不好的瘦田，或者乾脆不蓄水，沒法栽水稻。

    因為糧食不夠吃，移民們只能大聲背誦毛主席語錄相互勉勵：“忙時吃幹，閒時吃稀，不忙不閒時半幹半稀。”

    更嚴重的是，在這裡，移民成了不受歡迎的“侵入者”。接受移民的生産隊社員曾經在何肇勝面前大聲抱怨：“河南的移民是為了國家利益，可不能光讓我們大隊負擔這些啊！”

    連政府也無力協調這些矛盾了。在他們移民3個月後，“文革”爆發，負責丹江口移民工作的長江委員會主任林一山被打倒，政府工作幾近癱瘓。1967年，為了爭奪水源，河南移民甚至和當地的村民發生了暴力衝突。

    “對方喝醉了酒，拿槍指著他(移民)的頭。然後……就開槍了。”當何肇勝説起這些往事時，呼吸急促了起來。他停下來狠命咳嗽了一陣，然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乾癟的臉漲得通紅。

    那段時日，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頓。家裏孩子多，加上年邁的父母，卻只有夫妻倆兩個勞動力，每天白天黑夜地幹活也完不成工分，哪個生産隊都不愛要他。幾年下來，何肇勝發現自己不但沒有積蓄，反而欠了生産隊好些錢。

    “實在過不下去了，我當時只想回家。”何肇勝説。他臉上原先那種驕傲的表情已經不見了，一種茫然的神色逐漸佔據了老人的臉龐，很久都沒有褪去。

　　這是何家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

    嚴格説起來，這個時候，何肇勝已經沒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庫蓄水之後，他祖輩生活的老房子已經被淹在水底。

    可他還是想回去。儘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還要受好多罪。“受罪也要回去，至少我不用再欠生産隊的錢了。”

    在他之前，很多同村的移民早就背著被子，趁著天黑直接跑回了家。可何肇勝卻想得更多。1974年，他給自己辦了個假證明，在生産隊辦好了戶口遷移的手續，才和全家老小一起，坐著汽車來到荊門，又換火車、輪船，一路奔波之後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鄉。

    他認不出來這裡了。住過的房子、鋤過的田地、石橋、街道，還有村口標誌性的“下寺”，裏面漂亮的灰磚房、轉角樓，所有記憶裏的東西都不見了，眼前只有一片漫無邊際的水面，覆蓋著自己對故鄉全部的印象。

    可並沒有太多時間用來傷感。全家人在山坡上露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何肇勝就找到當年沒搬走的的親戚，借來工具搭起了一座簡單的小草棚。後來，他又想辦法找來些木板，夾著泥土做成簡易的屋墻，10口人這才重新有了一個自己的“家”。

    土地是最嚴重的問題。原來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對於這些偷偷跑回來的移民，縣委書記在他們的反復要求下最終拍板：可以留下來，但每個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開1畝地。

    於是，那些遠遷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這面名叫喬家溝的山坡上。解放前的何家莊、解放後的下寺公社都已經不見了，“沿江村”成了他們新家園的名字。

    何肇勝的孩子們並不理解為什麼一定要回到這裡。他們對“故鄉”幾乎全無概念，只知道“在荊門吃大餅，回來只能吃紅薯幹”。山坡上的田地種不了麥子，只能種玉米、花生，還有大片大片的紅薯。每年收成後曬出的1000多斤紅薯幹，就是這一家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口糧。

    如今，回憶起那幾年，何肇勝發現自己幾乎每頓飯都在吃紅薯：蒸紅薯、烤紅薯、紅薯湯，偶爾有些白麵，也要把紅薯粉摻進去，做成灰撲撲的紅薯饅頭。

    “吃傷了，現在一看紅薯就想吐！”他説。

    可面對孩子們的抱怨，他總會耐心的告訴他們，這裡是“何家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而且，紅薯有什麼不好？”何肇勝提高了嗓門，“南瓜、紅薯、龍須草，這是我們淅川的三大寶呢！”

    日子就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慢慢過著。一開始，何肇勝在山上摘野果、抓蝎子蜈蚣，送到城裏賣了，湊出孩子們的學費錢。慢慢的，他又把目光放到丹江水庫，在水裏支了一張小小的網，辦起了水産養殖。

    這片影響他整個人生的水庫總算給他帶來了些好處。到了上世紀80年代，何家添置了捕魚船，加上養雞、養豬，生活不那麼拮據了。1990年，何肇勝花了1萬多元，把家裏的草棚子重蓋成了一排七間的紅磚房，因為“蓋了房子，才有人來給兒子説親事”。

    3個兒子、3個姑娘先後結了婚。何肇勝的父母、妻子相繼去世，他和兒子、兒媳住在同一個院子裏，做點農活，帶帶孫子。生活平靜流淌，如同家門口平靜的丹江水面。

　　國家需要你搬，你小利益能不服從大利益

    然而何肇勝始終清楚，自己的生活並不會這樣一直平靜下去。當時的水庫只有蓄洪發電的功能，要想實現南水北調，水庫的大壩還要繼續加高，水位也還要繼續提升。過去的十幾年，村裏關於水庫移民的傳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1993年，何肇勝看著一群陌生人在水庫邊調查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可能又要搬家了。果然，過了幾年，正式的消息下來，第三次搬遷的目的地，是河南省北部新鄉地區的輝縣市。何肇勝回憶，自己聽到消息的時候神色平靜，仿佛只是聽到了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

    “我對搬遷可沒什麼顧慮。”他説，“你捨不得可不行，就是金坑銀坑，國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從大利益？”

    這一回，搬遷不再像前兩次那樣“突然襲擊”了。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幾年，因為擔心補償政策無法執行，何肇勝沒再翻修房屋，也沒添置傢具，每一天都湊合著得過且過。

    他已經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庫上漲的水位一樣明顯：他耳朵背了，講話要大聲喊才能聽清；氣管炎好像越來越嚴重，沒説幾句話就會抖心抖肺地咳嗽起來。前幾年，他又在屋後的山坡上不小心摔斷了腿，平常總時不時“鑽心地疼”。

    “我老了，可能撐不到搬家的時候了。”2008年，在接受採訪時，他曾經這樣説道。

    可他最終還是等到了這一天。今年6月，當收拾行李準備搬家的時候，他不斷勸説家裏的人，賣掉院子裏的樹、水庫裏的魚，還有捕魚船和三輪車，“響應國家號召，輕裝搬家”。

    “簡直搬家已經搬出經驗來了。”兒媳半開玩笑地説。

    這位75歲的老人幾乎沒有表露出什麼“故土難離”的情感。聽説身體不好的人可以坐著救護車提前5天搬家，他立刻報了名收拾好東西。可臨走的時候，醫生一檢查，又建議他休養幾天再走。“被打擊積極性”的老人因此在家裏發起了脾氣，“像個小孩一樣”。

    兒子和兒媳總打趣他覺悟高，“比黨員還黨員”。何肇勝自己也時常説起，在青海當幹部的時候沒有入黨，是“一輩子的遺憾”。

    6月24日，搬家出發前兩天，聽説有領導來視察，老爺子又早早來到了沿江村村頭的廣場上。“我耳朵不好，怕離得遠了聽不清楚。”他説，“提前來能佔個前排的好位置。”

    幾個小時後，河南省副省長劉滿倉來到現場。登上主席臺之前，他見到了站在台下的何肇勝。

    “你搬家情願不情願？滿意不滿意？”劉滿倉問。

    “滿意！我上過青海，下過荊門，還是這次搬遷的政策最到位，宣傳最透徹。”何肇勝説。

    他還記得，在青海的時候，自己一家5口人只能擠在一間2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裏；在荊門，原定的建房標準沒有執行，他們住的“統建房”仍然是土墻、木門，陰暗寒冷。這一回搬遷，總算不一樣了，兒子在安置標準的基礎上又添了些錢，買下了一棟170平方米的大房子。

    “我還沒看到這次的房子，但我兒子看到了，他很滿意。”何肇勝有點激動地補充道，“感謝共産黨！”

    劉滿倉聽得連連鼓掌。在隨後的正式講話中，這位副省長還專門停下來，向台下這位一輩子都在搬遷的老人表示感謝。

　　只要對國家利益大，再讓我搬家，我也會繼續搬的

    在輝縣常村鎮的“常春社區”，何肇勝的生活重歸平靜。移民土地還沒有拿到，兒子兒媳抓緊時間在十幾公里外的工廠裏找了份工作，孫子孫女們也在新的學校裏上學了。大部分時間，老人只是一個人坐在家裏看電視，或者拖著自己帶傷的腿，在社區裏和鄰居們聊聊天，講講過去的故事。

    他的故事比水庫更加久遠。按照族譜的記載，何家先人從清朝雍正年間來到淅川丹江河畔，隨後在這裡繁衍了200餘年。不過，荊門那次移民之後，整個大家族的人被拆到了不同的生産隊，從此分崩離析。而這一回的移民之後，何肇勝一家也被分隔得越來越遠了。3個女兒或者住在海拔高的地方，或者住在縣城，都沒有選擇搬遷，只有留在家裏的兩個兒子和他一起搬了過來。

    “年輕人，四處跑跑也好，反正現在交通也方便。”何肇勝説著，仿佛在安慰自己。

    兒子兒媳倒是很懷念住了30多年的老家：那裏有山有水，站在山上望出去，心情就特別好。剛搬來輝縣市的時候，他們怎麼都不習慣，總覺得到處都是灰，天空也是灰濛濛的，看不遠，讓人“心裏著急”。

    晚輩們總想帶來些“家裏的味道”。他們試著從老家門口移來一棵樟樹，可最後沒能養活。他們還帶來了些老家特産的柏木，準備將來用作老人的壽木。因為何肇勝常説，搬來輝縣市之後，自己總算能一勞永逸，在這裡安穩下來了。

    他們更想帶來的是家裏的水。兒媳婦總念叨，老家的水清涼涼、甜絲絲，從水龍頭接出來就能喝，不像這裡的水，怎麼喝都覺得“辣嗓子”。可想歸想，大家誰都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喝上家鄉水的機會。

    就在他們新家不遠處，一條剛剛挖好的河道從公路下方穿過。按照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規劃，那條改變了何肇勝一家人命運的丹江水，即將從水庫中淌出，沿著河道一路北上，最終流到天津、北京。

    “我們不指望北京人吃水的時候感謝我們。”何肇勝説，“只要對國家利益大，再讓我搬家，我也會繼續搬的。”

    斬釘截鐵地講完這些，他顫顫巍巍地撐住拐杖，試了好幾次，才勉強從小板凳上站了起來。52年前那個曾經滿懷豪情奔赴邊疆的年輕人，如今已幾乎連路都走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