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9日電 文學評論家汪宏華日前撰文新解《岳陽樓記》。他從多個角度論證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被貶鄧州後，反思到了比改革更重要的是抵制社會流行的浮華巧偽之風，喚醒官吏和讀書人的良知正氣，所以轉用文學作品《岳陽樓記》喊出了“先憂後樂”的千古警句。他重建價值體系，以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為家國天下中最高級的天下。較之孟子的“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更為深刻。汪宏華還認為范仲淹無意勸慰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他的“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是敷衍之語，明褒暗貶，斥其假改革，真投機。原文如下：

　　一、范仲淹視以前的岳陽樓為青樓，洞庭湖為藝妓

　　我是岳陽人，小時候常跟爸爸去岳陽樓遊玩，每一次都問：范仲淹為什麼只寫洞庭湖，不寫岳陽樓，跑題了嗎？爸爸説：古人的眼睛像狗，只關注運動的事物，洞庭湖是運動變化的，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至於岳陽樓嘛，千年矗立，紋絲不動，滕子京重修也只是增其舊制，刻了幾塊詩賦碑文而已。本質上是不想重復前人的記敘。

　　上學了，老師領我們去參觀岳陽樓，又問同樣的問題，老師説，岳陽樓的功能就是觀景，雖然也是人文景觀，但從屬於自然景觀洞庭湖，因洞庭湖而修建，因洞庭湖而聞名，並未離題。崔顥的《黃鶴樓》也是寫遠處的漢陽樹和鸚鵡洲。

　　戀愛了，陪女友漫步岳陽樓，繼續追問，她説，這裡的岳陽樓是極其開闊的大岳陽樓的概念，包括岳陽樓、巴陵郡和洞庭湖。若把洞庭湖比作一條龍，岳陽樓就是龍的眼睛，眼睛能看到遠處與軀體，卻不能自觀。再者，記文的特點就是觸景生情，以外在具體的景物寄託內在抽象的情感和心志。只要有了好的立意，稍稍偏題也不要緊。

　　問呀問，找呀找，眼看自己的孩子又要問我，今年仲夏終於徹悟，原來范仲淹壓根就不喜歡岳陽樓，也不贊同滕子京大興土木重修岳陽樓。只是既然已經修了，還是很有必要及時寫一篇文章為其正身正名。否定之否定。此前的岳陽樓在範文正公看來不過是一座招攬遷客騷人發泄私情物欲的“青樓”，洞庭湖不過是一個沉魚落雁卻又喜怒無常的“藝妓”。現如今修葺一新，正該棄惡從良，蛻變成為人們接受精神洗禮的聖地，造福於民。此亦岳陽樓的唯一齣路與本來面目。

　　二、滕子京為政績連環作秀，范仲淹用微言明褒暗貶

　　首先我們要理認到，范仲淹是個極其孤獨的中世紀戰士，沒有知己，不善結黨。他與滕子京也僅僅是宦友，不是至交，雖然同中進士(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禦西夏，後來又幾乎同遭貶謫，但兩人的為官操守、治軍方略和被貶理由都不盡相同。滕子京慶曆四年因被誣擅自動用官錢而謫徙巴陵，范仲淹慶曆五年因慶曆新政失敗而貶居鄧州。二人關係的實質是，滕阿諛利用范，范提防應付滕。所以，滕子京在給范仲淹的求記書中沒有一句邀請朋友親臨的話，只顧詳細介紹岳陽樓的歷史沿革和“極雄麗”、“所費甚廣”之現狀，最後還説：“謹以《洞庭秋晩圖》一本隨書贄獻，涉毫之際，或有所助。”生怕范仲淹上門。為老友省事嗎？非也，擔心仁兄窺出破綻而已。

　　范仲淹也樂得以逸待勞，很快就在鄧州花洲書院看圖作文寫成了《岳陽樓記》。不過你利用我，我也敷衍你，顧左右而言它。且看文本，范仲淹寫滕子京先“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後“屬予作文以記之”，説明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包括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硬是“增其舊制”，即擴大它原有的建築規模(如在樓北新建了燕公樓，專祀唐朝修過岳陽樓的張説)；軟是增加原有的詩賦和文章數量，包括函請范仲淹寫的這篇記文。

　　但接下來范仲淹再沒有描述岳陽樓的任何建築，沒有比較岳陽樓的新舊之變，只説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繼而比較其陰晴之變；對於遷客騷人和他們留下的詩賦也是嗤之以鼻，認為不外乎是兩類，一類為自個兒的失意悲憤，一類為自個兒的幸運喜洋洋。注意，這其間有兩處反話，一、決定登樓者心情的不是天氣，而是自身物利的得失，外部的陰晴乃是內心悲喜的投射；二、“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中的“寵辱偕忘”是反語，實際是辱忘而寵未忘，因寵獲物，由物生喜。與上文“憂讒畏譏”相對。

　　可以見得，范仲淹並不想做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的吹鼓手，遷客騷人可憎，不辨美醜為之樹碑立傳的人同樣可憎，無非是想用納稅人的錢排遣更大的辱，邀取更大的寵。事實確也如此，岳陽樓修竣後，別人向滕子京道賀，他回答：“落成甚？只待憑欄大慟數場。”那個矯情而悲呀，真正比騷人還騷。

　　有意思的是，幾乎同時歐陽修也收到了滕子京關於偃虹堤水利工程的求記書。由於歐陽修不了解滕子京的為人，就在《偃虹堤記》中按照圖樣和信使的口述做了直描，堤壩如何重要，如何雄偉。最後還為滕子京的貶謫鳴不平，稱其大材小用。但范仲淹很警惕，沒有落入滕式圈套，只寫無關乎政績的洞庭湖，並在最後嘆曰：“微斯人，吾誰與歸？”意即我只能求諸古人，于現實世界找不到同道，你子京也不是我的同道。比較歐陽、范兩位大師，方知朱熹對後者評價的“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不是虛言。

　　那麼，范仲淹為什麼又在開篇盛讚滕子京“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呢？又是一串反話！第一，上任才一年時間，不可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充其量是百廢初興；第二，慶曆新政剛剛因保守派阻車而失敗，岳州不是世外桃源，滕子京不是體制外的太守，不可能做到異軍突起，一枝獨秀。果然如此，必是表面文章！范仲淹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了同樣的表面文章明褒暗貶。一個心憂天下的人是不會與同僚同病相憐、互吹互捧的。何況之前已經有人誣告他與韓琦暗結朋黨。

　　接下來還是一個倒裝句“乃重修岳陽樓”。從字面看滕子京是將所有行業都振興了，最後才來重修岳陽樓，先經濟後文化，先民心工程後形象工程。實際情況是，前面只開工做了兩件事，修築偃虹堤與興辦學堂(此事函請尹師魯寫了《岳州學記》)。倘若還有別的事跡，滕子京斷不會隱瞞，必定四處求記。而偃虹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洪水衝擊岳陽樓，屬重修岳陽樓的配套工程。所以，是重修岳陽樓在先，百業俱興的錯覺在後。

　　三、范仲淹從滕子京身上反思到比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啟蒙

　　滕子京的確是個精明的政治家，很懂得抓大放小，一到巴陵就緊緊圍繞岳陽樓這個窗口和橋頭堡集中製造繁榮景象。滕子京還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懂得朦朧産生美，距離産生美，又是請名家作畫粉飾，又是請能言善辯者登門送信。

　　且看滕子京寫的求記信：“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為著”。言下之意是樓觀重於山水，記文重於樓觀，才卿大腕重於記文。范仲淹大概就是被這幾句話觸怒，反向認為騷人不如騷文，騷文不如騷樓，騷樓不如騷山水。山水之善變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一種美景，人之悲喜無常就太器物太淺薄了。若將“登斯樓也”改為“修斯樓也”，就成了滕子京的官場現形畫像。趣味一旦低下，文人、官吏與妓女、嫖客就沒有了差別。所以文章間或用了“巫峽”、“淫雨”等聲色字眼。范仲淹開始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同時，講究表達方式了。這才是真正的政治、藝術和社交全才。

　　范仲淹之委婉隱曲，還在於不想與滕子京個人爭鬥，他舉一反三意識到了朝野上下還有一大批遷客騷人式的官員，他們不是完全的保守派，也不是完全的改革派，屬於附庸風雅的假改革派、投機鑽營派，借改革之名，行嘩眾取寵之實；借發展之名，行勞民傷財之實。慶曆新政要求重點關注底層農民的利益，如“十事疏”中就有三件農事，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他們卻不理會，不作為，專挑一些阻力小、見效快的光鮮事去做，試圖創建新的改革實驗區，引起朝廷注意。實際上，范仲淹對這種假大空的做派早有見識，所以他在“十事疏”中首先就提出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抑僥倖，裁冗官。滕子京之流不是貪官，也是冗官。

　　但保守派、假改派的實力還是太強大，超出了范仲淹的想象，也超出了皇帝的想象，以至於慶曆新政宿命難逃，曇花一現。不過，這一次歷史沒有簡單重復，華夏有幸，岳陽樓有幸，我們的改革主將范仲淹失位不失志，並深刻反思到新政夭折的主因是真正堅定的改革派太少，中間派、假改革派太多。他便決定抓住寫記文的機會，改用文學方式作廣泛的良知呼喚和思想啟蒙，爭取更多潛在的仁人志士自覺支持改革，投身改革，進而縮小左右兩派的力量懸殊。范仲淹的啟蒙口號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間證明，范仲淹這次轉身明智而又華麗，後人大都忘了他的慶曆新政，記著他的《岳陽樓記》。

　　四、范仲淹的“先憂後樂”比孟子的“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更精深

　　與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不同，范仲淹另在山水之外設置了君與民。比山水更高的是君王，比君王更高的是民眾。為何可以這樣理解呢？因為作者“憂其君”的本質仍是憂君不為民做主，落腳點還是在民。君王的生活起居自然是用不著別人擔心的。這也就意味著，在范仲淹的價值體系中，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才是真正的天下，位列家、國、天下中的最高級。

　　相比孟子的君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范仲淹的思想顯然更加深刻：一、有層次。范仲淹的憂樂情感是破立在悲喜情緒之上的，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二、無局限。不止君王要憂國憂民，每一位官員，每一位知識分子(相對強勢群體)都要為民著想，為民服務。三、講次序。不僅要憂樂與共，更要先憂後樂，將自身利益放在所有民眾之後。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極具原創性的警句，范仲淹卻偏偏假托古人立言“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為什麼？因為他無意標新立異，無意搶佔道德制高點，只想借聖賢之力，並用比聖賢更偏激的方式儘快抑制浮華之風，重振改革正氣。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岳陽樓記》寫成23年後迎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王安石變法。時至今日，先憂後樂依然是矢志變革者的價值標桿和行為準則(消費主義的改革派除外，他們比滕子京更假，只樂不憂，以憂為樂)。

　　由於范仲淹要用《岳陽樓記》表達自己不變的政治抱負，傳播自己新創的改革宣言，所以刻意對滕子京大加恭維並作慰勉規勸狀，他知道這位好友定會轉悲為喜，定會將這篇記文高高懸挂在岳陽樓的正中央。誠所謂，非君子不足以制小人，非小人不足以養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