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名抽籤40多次，參與聽證23次，涉及旅遊、教育、交通等20多個單位和部門……近日，成都一位被稱為“聽證專業戶”的退休老太，引來廣泛關注。

　　誠如報道所言，“聽證專業戶”出現，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報名參加者太少。佔道停車收費聽證，11個名額，7人報名；高污染汽車限行聽證，需4個代表，5人報名……如果總是這樣的比例，不僅會讓如胡老太這樣的熱心“粉絲”成為聽證會常客，更可能給一些人“作弊”洞開方便之門。

　　即便“聽證專業戶”的産生符合程序，聽證會組織者也需反思：一個人是否在各種問題上都足以成為民意代表？價值取向單一的幾張熟臉能否起到價格博弈的作用？“報名就能參加”的聽證會該如何擴大參與面？

　　可惜的是，“聽證專業戶”被曝光至今，也未見相關部門有積極回應。

　　聽證會是論證價格調整必要性、可行性的重要環節，也是消費者和經營者進行利益博弈的關鍵環節。不管是水價、停車費，還是手機通訊費、暖氣費，價格聽證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在一個“利益敏感”的時代，公眾絕不會對自身的權利漠然置之。聽證會理應能獲得廣泛關注，吸引大量參與。

　　信息不對稱，專業術語製造門檻，行業成本雲山霧罩；程序有瑕疵，幾分鐘發言難以充分表達，消費者否決權未能得到尊重……這樣的聽證會，無法成為公眾維護自身利益的平臺，必然會開成“聽漲會”甚至“漲價發佈會”。公眾缺少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權，聽證會也就與公眾利益脫節，怎能激起參與的興趣？

　　近年來，從“逢聽必漲”引來關注，到聽證後降價反而成為一時焦點；從北京水價聽證會代表近九成贊成漲價，到哈爾濱水價聽證會代表身份造假疑雲，無不折射聽證會制度效用的減弱。不能達到“提高政府價格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和透明度”的初衷，必然會折損制度公信力。沒有了“群眾基礎”，聽證會難免由利益博弈的廣場變成走走形式的秀場。

　　要杜絕“聽證專業戶”的産生，從根本上説需要重建公眾對聽證會的信任，擴大社會參與的基礎。當然，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設計。

　　可以引入第三方的力量，由獨立、權威、有公信力的機構對聽證會全程進行監督，避免價格主管部門與壟斷經營企業結成“利益同盟”；可以要求聽證前由審計部門對相關産品的成本進行全面審計，確保聽證資料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可以加強消費者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建設，讓聽證會參與者有更廣泛的代表性，也增加了消費者的議價權。甚至，可以考慮把聽證會開到網上，通過網絡公佈相關資料、進行廣泛討論，降低參與的時間和精力成本……

　　聽證會不僅僅是利益博弈，更是一種公民參與。如果因為種種利益糾葛而折損了這一形式的公信力，丟失的將不僅是維護公眾利益的重要方法，更是公民參與的積極性——而這，正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