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鵬飛繪

　　文藝創作十大惡俗

　　回避崇高

　　情感缺失

　　以量代質

　　近親繁殖

　　跟風炒作

　　權力尋租

　　解構經典

　　閉門造車

　　技術崇拜

　　政績工程

　　1. 創作與接受疏離，生産與消費失衡，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繁榮的背後不乏隱憂——文藝創作的癥結究竟何在？

　　今天，中國的文學藝術無疑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豐沛時期。從數量上看，文藝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據各方面不完全統計，2010年中國小説類新書數量為4300多部，長篇小説總量達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電影526部，實現票房101.72億元；電視連續劇405部，約15000集；動畫片年産量22萬分鐘，動漫産業總産值470.84億元；舞臺劇4000台，演出市場收入為108億元。僅從産量來説，我們的文藝創作可以驕傲地宣稱，諸多數字已穩居世界第一。

　　繁榮的景象體現在生産創作的各個環節。從文學原創到劇本製作，從電影電視到舞臺表演，從題材圈地到後期加工，從文藝創作到文藝評論，全國各地都在不惜重金，延請知名導演、作家、編劇、舞美、燈光、音樂、演員，挖掘本地歷史素材、神話傳説、改革風貌、時代風情，全力打造“史詩性”的精品巨作。

　　“現在每年每個種類的文藝樣式，其創作總量都幾倍于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總和，而且均呈逐年遞增的態勢。”文藝評論家毛時安説。但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有著幾何級數的量的增長，文藝創作的景象並不容樂觀。從整體狀況來看，我國的文藝生産與消費其實遠還沒有達到真正繁榮的境地，能進入院線與觀眾見面的影片不足百部，火爆的舞臺演出不足一成，能夠打動人心的文學作品更是屈指可數。我們還沒有培育出多少大師級的藝術家，沒有創作幾部真正具有史詩性質和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

　　創作與接受疏離，生産與消費失衡，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繁榮的背後不乏隱憂——文藝創作的癥結究竟何在？

　　追溯和總結近年來文化發展的脈絡，我們不難發現，在當下文藝創作中，存在著十大惡俗現象，它們分別是：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質、近親繁殖、跟風炒作、權力尋租、解構經典、閉門造車、技術崇拜、政績工程。正是這十大惡俗現象，阻礙著文藝創作的健康發展。

　　中國的文學藝術，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達；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責任；不缺少資源，而是缺乏靈性；不缺少資金，而是缺乏生命。“在相當多的劇作中，我們看不到藝術家的個人衝動，卻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顯痕跡，看到賺錢撈錢的強烈慾望和非審美的功利慾望衝動。在地方政府有關部門、領導的指令下，在高額酬金的驅動下，把文藝創作的過程變成了按編劇技巧剪輯素材的技術加工。”毛時安感慨。

　　音樂也是如此。可以毫不客氣地説，我們的歌詞創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恍惚時代”。“創作群體恍惚、受眾群體也恍惚；電視媒體恍惚，紙質媒體也恍惚；專家和大眾一起恍惚。”詞作家宋小明説。在某種意義上，歌曲創作是容易展示人的價值的藝術形式，從業人員很多，歌曲創作沒有門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領導介入、長官意志最容易在這裡萌發，政績工程、形式主義也最容易在這裡氾濫。

　　魯迅曾經説，文藝是國民精神的光，它總是不經意地表現出國民精神的狀態。我們今天文藝創作失去信仰、失去靈性、失去判斷、失去方向，是整個民族缺乏想象能力、缺乏自由精神、缺乏思考意識的表現，這是當下文藝創作的最大危機。有人評價，在加快文化産業發展的背景下，在某種程度上，某些藝術門類已經迅速成為“人傻、錢多、速來”的“産業行業”。

　　“早幾年有一台幼兒節目，把演員打扮成一模一樣，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讓嘉賓猜哪個是男孩，哪個是女孩，嘉賓評説‘好性感’，觀眾則集體發出笑聲，這是一種麻木的笑。笑聲如同一把利劍，可以激發民族氣節，也可以殺死民族精神。”電視評論家曾慶瑞説。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王貴勝教授曾經對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中國畫作品進行了一項統計，結果令他震驚。在92部獲獎作品中，他發現，“其中救災主題2張，農民工主題1張，歷史題材4張，農民生活2張，解放軍生活8張，少數民族生活10張，花鳥畫21張，山水畫27張，城市生活7張，其他7張。這個小統計，折射了當今美術創作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即回避重大深刻嚴峻的現實主題。”美術創作中缺乏理想、缺乏價值，形式化、矯飾化、娛樂化、波普化的傾向，恰是我們文化藝術的一個剖面。文藝創作缺乏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藝批評缺乏文化品格和文化擔當，文藝工作者對重大問題失語、無語甚至胡言亂語，這已經成為不容回避的現實。

　　2. 健康豐富的文化樣式必須多元一體、多樣共生。當下的文藝創作缺乏源自文藝家內心的衝動，功權名利的干擾是文藝創作的最大障礙。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各種觀念風雲激蕩，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在這個時代，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結構、思想意識、生活方式都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大闊步往前走的時候，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比如説法國的傑出作家巴爾扎克，一生以無數作品對法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做了記錄。”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莫林虎教授説：“30年來，中國發生了多少波瀾壯闊的事件，但是我們的文學作品有幾個能夠表達出來，引發我們深刻思考？”

　　兩個世紀以前，歌德在《格言和感想集》中感慨：“逃避這個世界，再沒有比從事藝術更可靠的途徑，而要想與世界緊密相關，也沒有比藝術更有把握的途徑。”文學藝術原本是一種棲居著人類心靈活動的文化樣式，而今天，越來越多的文藝工作者在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物質化的潮流中迷失自我，找不到世界體系的坐標，也找不到自己在社會框架中的位置。

　　“截至目前，所有中國作家的經驗當中幾乎同時包含了三种經驗，對應三种經濟體制。”作家李洱説：“一是計劃經濟，二是市場經濟，三是全球經濟，三种經驗互相衝突，尋求表達，但是，這三種表達對於中國作家來説困難重重。”據不完全統計，今天我們各級專業作家不到10萬人，僅盛大文學網站註冊寫手的總人數就超過130萬，他們的寫作規則和傳統文學的寫作標準迥然不同，他們的讀者是初中生、高中生，乃至部分大學生，而這些人正是我們可以望見的未來。從文學的衍生方式中我們不難發現，在今天這個時代，文化認知的共識正在發生破裂。一方面，主流文化、傳統美學在空洞地發出聲音；另一方面，爆炸的信息卻令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日趨萎縮，內容空洞蒼白、語言殘破模糊、敘事軟弱單薄、文本瑣碎庸俗的文藝作品日趨增加。

　　任何一個時期，健康豐富的文化樣式一定是多元一體、多樣共生的。然而，當下的文藝創作中，存在著以一元屏障多元、以簡單遮蔽豐富、以愚樂取代娛樂、以説教取代教益的現象。“我們這個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不能只有小人書、只有小品，還應該為後代留下一些可以傳承的傳世之作。”北京交響樂團藝術總監、指揮家譚利華説：“文化的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型，塔底是一些通俗的東西，塔頂是這個國家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藝的本質是責任和自由。自由有其規則，藝術家可以信馬由韁，規則存于內心。“在今天這個日益物質化的時代，我們有理由提出文藝創作應該重新回到心靈，回到儒雅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説。

　　“市場經濟的幽靈進入了藝術殿堂，眾神在迷幻中走下聖壇，遊戲規則將按市場法則改變。當越來越多的人擠入名利場，穿著逐利舞鞋無休止地瘋狂舞蹈的時候，我們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靈的激蕩和昇華；失去了真情的表達和呼喚。”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索謙感嘆：“我們無力阻擋市場經濟的泛化，但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並大聲宣告：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堅持先進文化的先進方向；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促進文藝真正的繁榮和發展；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培養出真正傑出的文藝家；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創作出經典的優秀文藝作品。”

　　3. 文藝批評退化為文藝表揚，文藝創作便失卻監督利器。健康的文藝批評標準有許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相異的文化實踐。

　　文藝批評退化為文藝表揚，文藝創作便失卻監督利器。文藝創作的繁而不榮、興而不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文藝創作失去了批評的鞭策和佑護。“我們的文藝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文藝表揚。”北京大學教授、詩評家謝冕感嘆，“講‘好話’和‘壞話’本是文藝批評題中應有之義，忠言逆耳，文藝批評要評論的重在後者。我欣賞不留情面、尖銳鋒利的批評，因為順心的話容易，逆耳的話難説。表揚要把隱含在作品裏面的作家和藝術家的用心予以彰顯，並與大家分享；而批評則應該將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佈，讓大家引以為戒。”

　　目前的文藝批評面臨權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體上的一些宣傳和炒作代替了文藝批評，而“友情褒揚”、“紅包評論”使得文藝批評面臨誠信危機，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對重大理論問題和文藝問題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擔當更使得文藝批評難以擔負指導創作的重任。與此同時，伴隨新媒體的涌現，網絡批評空前活躍，大量書評、影評、劇評、書畫評論呈現一種“另類的繁榮和狂歡”。大量的文藝批評已經從傳統的報紙和雜誌轉移至網絡，主流價值、主流文化、主流聲音卻被湮沒其間。

　　“文藝還能批評嗎？”2002年，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推出長篇小説《批評家之死》，從而成為當年世界文學界最具有爭議性的人物，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文藝批評怎樣才更具可能？

　　日前，畫家范曾訴郭慶祥名譽侵權案見諸各媒體。一紙判決，讓社會上眾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藝批評的邊界在哪？到底怎樣的文藝批評才能褒貶得當而不越界？

　　文藝批評的尷尬恰恰就在於邊界的模糊。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評論家採取慎開金口、明哲保身、圓滑世故的首鼠兩端態度，當著官員説套話，當著作品説胡話，當著大眾説瞎話，背著大家罵粗話。文藝批評喑啞失語、乏力萎靡、單調乏味，批評成了溫吞水，隔靴搔癢，研討會、座談會、懇談會、見面會，都成為創作者的“樹碑立傳會”和批評者的“捧哏表彰會”。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1784年，《費加羅的婚禮》在法國首演，劇作家博馬捨得這句話從此傳遍世界，成為文學藝術的創作箴言。今天，這句話值得我們再度回味。作為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我們究竟應該秉持什麼樣的文藝發展戰略？這是一個有時代感、緊迫感的課題，也是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關注和思考的課題。作家陸天明提出，文藝批評的諸多缺陷是缺乏理論勇氣的表現。他認為，“批評之所以失語和缺位，是因為背後沒有了可適用的足夠強大的新理論和精神來支撐，心中也就無話可説。什麼是健康的文化批評？標準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標準是一條，就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不一樣的文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