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磊生前留影 張祖國翻拍

張天銳在家中 張祖國攝

　　我是被這樣一條消息擊中的：“兩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見光明；兩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腎臟；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這些幸運，都來自一位因車禍去世的年僅22歲的湖北武漢大學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們相信，通過這樣的方式，兒子就還活著，一直活著……”

　　這個故事催促著我啟程。第二天，6月11日，我從北京到達武漢，試圖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聽説我的採訪要求後卻表現得很為難，這對夫婦並不想面對媒體，已經拒絕了所有採訪，甚至當獲取器官手術進行時有人帶著相機混入現場，閃光燈一閃，都被他們趕了出去。最後，我輾轉從這家人的親戚那裏要到了一個固定電話號碼。

　　他們生活在距離武漢150多公里的荊門市京山縣。我在兩場暴雨間短暫的空擋中到達京山，晚上8點，撥通了那部電話。

　　“沒什麼可説的，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平凡的事，請你們不要來打擾我們的生活！”父親張天銳接聽了電話，他嗓門很大，聲音聽上去有些憤怒。

　　我反復地向他説明來意，但他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當我告訴他，我只比他的兒子大3歲時，他沉默了一陣。

　　我説：“別把我當成記者，就當成您兒子的同學吧。”

　　他捂住話筒，似乎是和身邊的妻子商量了幾句，然後，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那你過來吧。”

　　“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

　　我沒想到，眼前會出現這樣一對父母。

　　張天銳今年49歲，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舊背心，又黑又瘦，滿臉胡渣，總是皺著眉，額頭上的皺紋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當我主動向他伸出手時，感覺像握著一塊粗糙的石頭。母親胡久紅48歲，是個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褲腿時，會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細，小兒麻痹症影響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來很慢，一腳高一腳低。

　　在一間門市房前，張天銳拉起卷簾門，神情木然地説：“這就是我們的家，所有的家當。”

　　事實上，這是一個30多平方米的鋪面，屋子被一個小木櫃象徵性地隔成兩半。外面半間幾乎被幾十桶臟乎乎的煤氣罐塞滿了，僅僅留出一條通道。屋裏到處是煤氣味。

　　裏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間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張天銳坐在一張可以半躺著的竹椅上，胡久紅拉過磚頭大小的木凳坐下來，我是客人，被讓到了僅剩的一張靠背椅上。

　　胡久紅垂著頭説：“家裏只有3張凳子，碗也不夠，所以兒子不大把朋友往屋裏帶，沒地方坐。”

　　這是一間小到毫無遮蔽的房間，除去一個淡綠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錢買回來的二手彩電，再沒什麼像樣的家電。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沿著墻依次擺放。胡久紅扶住那張木制的小床，“原來兒子就睡在這，這麼大的孩子，從來沒自己住過一間房。”停頓了一下，她接著嘆氣道，“沒辦法，太困難了。”

　　就連這間簡陋的屋子也不是他們的財産，而是每月500元租來的。在他們的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的時候，這對夫婦就下崗了。除了力氣，他們再沒有什麼求生的本領。張天銳做起了搬運工，每爬上高樓換一個重達30公斤的煤氣罐，他能獲得5元報酬。而妻子因為殘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飯，幾乎沒有收入。

　　他們唯一的孩子名叫張磊，今年22歲。就在上個月，他剛剛結束在湖北中醫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護理專業的學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任務。這個家庭還欠著學校一年的學費——4800元。這筆錢，他們很快就要攢夠了。未來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頭，等交了錢拿到畢業證，張磊也許就將成為醫護行業中稀缺的男護士。

　　坐在他們瀰漫著煤氣味的家裏，張磊空蕩蕩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後。過去，張天銳每個月給兒子400元生活費，後來物價漲了，張磊的生活費也漲到了600元。對張家來説，這筆錢得攢上好一陣子，張天銳必須為此扛上120個煤氣罐。胡久紅從來沒有將這筆錢一次性匯出過，只能每10天給武漢的兒子寄出200元。

　　我問他們：“張磊抱怨過嗎？”

　　母親沉默地搖搖頭。父親卻盯著墻邊一輛銹跡斑斑的手推車。每逢放假，張磊就推著小車去附近幫父親送氣。“他不像別個的兒子那麼聰明、讀書好，但就是蠻聽話也蠻老實。”張天銳慢慢地説。

　　胡久紅突然想起，就在幾個星期前，兒子在家裏一邊幫她洗衣，一邊憧憬：“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不管是好工作還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壇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飯時打算，如果有機會，就讓年輕人去南方闖闖，存夠了錢，可以回到這座縣城裏貸款買自己的房子。

　　“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

　　5月31日早上6點半，張天銳像每天一樣早早開始準備一天的活計。張磊也起床了，他剛剛結束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那天正準備去醫院取實習鑒定。

　　聽他醫院的同事説，張磊是個聽話的孩子，很受醫生老師們的喜歡。如無意外，那份鑒定應該寫得挺漂亮。張天銳也記得，兒子心情不錯，像往常一樣穿著T恤和短褲，7點鐘就出門了。

　　可已經開始送“氣壇子”的張天銳並不知道，張磊並沒有走出太遠。僅僅在離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被一輛農用汽車撞倒。據説，當時下著小雨，好心的路人撥打了120，又用雨傘遮住了已經失去意識的張磊。

　　20分鐘後，他被送往京山縣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事實上，那時除了頭上一點擦傷外，他的身體表面並沒有明顯的外傷。當張天銳和妻子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時，他們帶著家裏僅有的2000元現金趕往醫院。看過兒子，這對父母樂觀地相信，張磊幾天后就能轉去普通病房。

　　胡久紅決定在監護室外陪著兒子，讓丈夫回家看店。他們一天也不敢丟掉自己的小生意，無論是半夜12點，還是淩晨3點，餐館或早點鋪的老闆只要打一個電話，張天銳就必須馬上將煤氣罐送到。

　　可管床醫生袁以剛卻知道，他面對的這個“蠻年輕帥氣的小夥子”情況並不樂觀。在對大腦進行CT掃描後，他發現張磊的腦幹已經受到嚴重損傷。6月2日，病人呈瀰漫性腦腫脹，瞳孔變大。醫院決定迅速為他進行開顱手術，三四個小時後，手術結束，瞳孔縮小。但第二天，同樣的症狀再次出現。當晚，張磊已經無法進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機。25個小時後，醫生向家屬宣告：“從臨床上看，病人已經腦死亡。”

　　這對貧窮的夫婦從未有一刻想要放棄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裏的胡久紅拉著袁以剛的手，只機械地重復著同一句話：“醫生，救救我兒子吧，就算只是個植物人也好。”

　　那個年輕人躺在病床上，看起來就像是隨時要醒來的樣子。父母拉著他的手，哭著呼喚：“張磊，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年輕的女友程麗(化名)用手機在他耳邊播放了他們曾經一起唱過的《我想大聲告訴你》。

　　可是奇跡並沒有出現，沒有一種聲音能將張磊喚醒。按照親戚們的指點，夫婦倆去菜市場買了一條野生河魚，然後在河水裏將魚放生。隨後，他們又將兒子的衣服褲子收好，請人帶去“收魂”。胡久紅感到，自己就像瘋了一樣，“只要能救兒子，我們什麼方法都不拒絕”。

　　他們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張磊還有心跳，怎麼就被宣告了“死亡”。醫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圍住他的病人家屬解釋腦死亡的含義：病人無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腦電靜止。

　　幾個小時後，這對夫婦終於接受了這絕望的現實，整個人癱倒在地上。

　　我沒敢再細問當時的情形。但屋裏的悲傷比煤氣味還要濃，張天銳用雙手捂住了臉，“孩子就是我們的希望啊，現在，希望變成了肥皂泡，什麼都沒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點，張天銳癱在病房前“動都不能動”，胡久紅被自己的姐姐攙扶著走進醫生辦公室。她小聲地向在場的醫生説出自己的決定：“兒子沒希望治好了，我們想把他的器官捐出來。”

　　這是個不大的縣城。一個當地人悄悄告訴我：“這裡很忌諱這個，要留個全屍，如果傳出去了，恐怕在當地連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紅還來不及考慮這些。醫生向她解釋“腦死亡”時，曾經提到國外的人對腦死亡的接受度比較高，很多腦死亡患者都進行了器官捐獻。那時，這個母親已經接近崩潰，但這句話卻好像突然給了她啟示。

　　在家裏，夫妻倆每天辛苦工作之餘，唯一的娛樂生活就是打開那臺100元的破電視。他們捨不得買機頂盒，便偷偷地將一條天線接出屋外。儘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縣電視臺，可電視劇裏“捐眼角膜”的情節卻曾深深地打動過他們。

　　張磊被宣佈“腦死亡”的那一晚，夫妻倆仍舊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親靠著醫院的白瓷磚墻壁，她站不穩，眼睛也哭壞了，連報紙上的字都看不清。

　　“當時什麼感覺都沒得，就是痛苦。”胡久紅呆坐在小板凳上，説到那個晚上，眼裏幾乎沒有了光。

　　她幻想著有人來救救兒子，大腦壞了，能再移植一個健康的大腦嗎？不能，當然不能。“我那時就想，醫院裏別人的孩子，也許肝壞了，腎壞了，他們也像張磊一樣，等人救啊。”

　　當胡久紅把捐獻器官的念頭提出來時，周圍的親戚們都沉默了，沒有人表示贊同。這個小個子女人一輩子都脾氣溫順，只有這一次，倔強得令人吃驚。“孩子是我生的，我有這個權利！”她不容分説。

　　如今，這對夫妻已經記不清，他們在這個念頭上究竟來來回回地掙扎了多久。兩人整夜抱頭痛哭，張天銳決定順從妻子的主意。“孩子燒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沒白來這世上一次。”他一邊説著，一邊起身從櫃子裏拿出張磊已被磨卷邊兒的學生證，讓我看上面的證件照。那是個相貌清秀的小夥子，正對著鏡頭微笑。

　　在整個縣城裏，這是第一宗遺體器官捐獻的案例。最初，醫護人員們甚至不知道捐獻該從何入手。一位泌尿科醫生主動提出，自己曾經在武漢參加過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訓，可以幫忙聯絡武漢市紅十字會。

　　6月5日上午11點10分，武漢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駱鋼強帶著3名醫生趕到京山縣城。

　　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監護室外見到張磊的父母。那時，胡久紅垂頭喪氣地坐在病房外發呆，“很可憐的樣子”，張天銳則躺在醫院的地上，“看起來已經筋疲力盡了”。這對匆匆做出決定的夫婦還不清楚自己即將面對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兒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獻。

　　胡久紅心裏想著，就捐對眼角膜吧。

　　可駱鋼強卻發現，年輕的張磊身體健康。他嘗試著提出，眼角膜、肝臟、腎臟和一部分皮膚都可以進行捐獻。

　　對於這名已經在紅十字會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員來説，“勸捐”絕不是輕鬆的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他會被憤怒的家屬連推帶搡攆出醫院，“你怎麼找到這裡的？滾！”

　　可眼前的夫妻倆，除了悲傷，反應很平靜。張天銳想了一會兒，問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捐一個器官和捐幾個器官的程序是一樣的，都要開刀。不過，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貢獻越大。好多人等著救命啊。”駱鋼強勸説道。

　　“總是捐，不如多捐些。”張天銳用勁地抹了一下眼淚，和妻子在早已準備好的器官捐獻協議書上顫顫抖抖地寫下了名字，同意進行無償捐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