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公共突發事件除了暴 露出極少數公職人員的法制意識淡薄之外，更多的則昭示著德性的缺失

　　在德、能、勤、績、廉5個方 面的考核中，儘管德性排在第一位，但由於其具有抽象性而最容易走過場

　　本報記者 杜曉

　　本報實習生 李媛

　　“我滅了你”——如此粗俗的話不是發生在市井爭吵之中，而是出於基層幹部與信訪群眾的對罵。

　　近年來，一些地方公職人員的“雷人”話語、粗口頻頻被媒體曝光，此類現象不僅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更暴露出當前幹部隊伍建設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公職人員粗口屢遭曝光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山東省菏澤市的工商執法人員李紅軍前往當地衛生局反映一起醫患糾紛時，與菏澤市衛生局副局長馮峰發生爭執，馮峰怒言:“我滅了你……”

　　此事被曝光後，馮峰承認確實與李紅軍發生過語言上的衝突，“雙方情緒都過於激動”。

　　一句“我滅了你”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但《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僅就今年而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公職人員公開“發飆”了:

　　今年3月，江西省南昌電視臺新聞頻道《文明行風熱線》的一段視頻被眾多網友“圍觀”。南昌市衛生局的一名女副調研員和一名律師在錄製現場圍繞“打擊醫托”話題展開“舌戰”，女公職人員因不同意律師的觀點，當場發飆指責“律師不懂法”，律師則以“狗屁”等髒話回應對方。

　　這名女公職人員在網絡上被稱為“咆哮姐”。南昌市衛生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唐旭平在回應此事時，認為參加節目錄製的女副調研員“不熟悉相關法律法規，工作水平、個人素養有待提高”。

　　今年5月，河南省寶豐縣一輛涉嫌套牌轎車因違法行駛，在鄭州市街頭被交警攔下。當交警準備對車輛作暫扣處理時，車上下來一名男子怒斥交警:“一個小警察，咋恁多管閒事。”這名男子掏出隨身攜帶的“紅色小本”給民警看。證件顯示，該男子是寶豐縣一位領導。據當事交警介紹:“當時，這個領導説要記下我的警號，不投訴我不拉倒。還説要整死我。”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地方政府公職人員之所以頻頻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公職人員普遍存在政治上的焦慮感。

　　“眾所週知，我國正處於行政體制轉型的關鍵階段，一些地方政府公職人員害怕自己的工作失誤被曝光。”喬新生説，這種社會轉型時期的焦慮感，使得少數地方公職人員呈現出人格分裂的特徵——一方面在面對弱勢人群時“咆哮公堂”；另一方面，當事情變得不可控制的時候，他們馬上又會改變態度，對公眾前倨後恭。

　　官德考核多被形式化

　　在某些公職人員粗俗不堪的言語被公開後，引發了人們對於公職人員道德水平的廣泛討論和擔憂。

　　“有些地方公職人員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沒有從心理上認為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總認為自己是當官的，認為自己比群眾懂得多。在出現矛盾時，公職人員就會説，你懂什麼。還有少數公職人員的素質不高，對一些政策的理解和問題的掌握都不全面，一旦群眾的用語戳中了他的要害，他可能就會氣急敗壞。”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説。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原院長、湖南城市學院院長李建華教授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一些公共突發事件除了暴露出少數公職人員的法制意識淡薄之外，更多的則是昭示著德性或者行政良心的缺失。

　　李建華説，對於官德，學術界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看法。一般傾向於認為官德是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從事公務活動中，通過內化的信念和善惡標準，理性地調節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和社會之間各種關係的行為規範和準則。

　　“公職人員個體的道德滑坡固然是一方面，但是相關部門對公職人員德性考核的模糊與忽視同樣不容小覷。在德、能、勤、績、廉5個方面的考核中，儘管德性排在了第一位，但由於其具有抽象性而最容易走過場。”李建華説。

　　對於目前官德考核的難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認為，首先在於不得要領，工作下手難。因為“德”是人的一種內在本質，不像幹部的年齡、學歷、專業和工作實績那樣，能夠通過直觀的形式去直接了解和把握。

　　“在考核時，知之不深、素材收集難，也是一個難點。”莫紀宏説，在幹部考察工作中，通常要求以準確無誤的客觀事實作為考察結論的依據，但由於受“德”的內在性、隱蔽性和談話對象個人水平等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許多與被考察者共事多年的談話對象，仍然對其“德”不夠了解，很少有人能夠提供內容翔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事例，一般只能以高度概括的幾句空泛的語言來回答提問。這些都給考察者客觀、準確地考察幹部的“德”造成了一定困難。

　　莫紀宏告訴記者，此外，還存在證據不全、核查難等問題。在考察幹部“德”的過程中，一些群眾敢於講話，反映過少數幹部在“德”的方面存在的問題，可是一旦核查起來，卻困難重重。另外，還存在知情者各執一詞，令考察者難辨真偽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觀察和評價主體的立場不同，往往會得出截然不同的兩種結論。

　　“怕擔責任也是考察的難題。對於職務較低的考察者來説，要給職務高於自己的領導幹部作出結論，未免會感到拘謹，有時只好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地作出空泛結論，結果就將‘德’這項最重要的考察內容變成了考察工作中的一般性問題。”莫紀宏説。

　　官德評價需剛性制約

　　如何化解這些難題，對公職人員的“德”進行有效考核？

　　“正面的評價標準很難掌握，但是可以採用一種‘倒扣分’的方式，或者叫一票否決的方式，用這種負面的標準進行評價，一旦公職人員出現處置不當、用語不當或態度不端正時，可以用負面標準評價，這樣可能會強化公職人員對內在品德尤其是外在德行表現的重視。總體上説，道德考核標準難於把握，但是當公職人員發生了這種情況時，可以作為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來處理，這樣對其他的公職人員來説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王敬波説。

　　“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既有可能維護整體利益，也有可能以權謀私，單純地強調道德自覺，顯然不足以保證公職人員能秉公辦事，反而放鬆了對公職人員應有的、必要的監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設過分依賴軟性的道德調節，而忽視制度的剛性制約。”李建華説。對公職人員道德水平的提高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哪個部門、哪個公職人員出了問題，才引起領導重視，又開始新一輪整頓教育活動，浪費大量社會資源，也使公職人員們陷入事務性工作中，影響機關效能、作風建設。

　　李建華説，傳統的官德建設總是強調“內省”、“慎獨”，把官德建設完全建立於內心自覺和內省的基礎上，這些做法儘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實際效果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實際上並不能真正觸動公職人員，提升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體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評價指標體系，首先要推進行政道德建設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雙重力量加強官德建設的思路。”李建華説，其次，道德法規的內容具體詳細，操作性強。包括限制接受禮品的規定，限制政府公職人員兼職的規定，嚴禁假公濟私和鋪張浪費的規定，限制工資以外收入的規定，對政府公職人員離職後利用原職位的影響獲得不正當利益的限制規定，對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進行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等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以及應該怎麼做的規定，違反規定將受到什麼懲處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避免對官德的要求過於籠統和空泛。同時，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監督、懲戒機構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