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校長看高校行政化:是誰逼得我們"跑部錢進"

　　行政化一直被認為是大學發展的重要障礙，遭受了社會各界的批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等問題。

　　西交利物浦大學是由西安交通大學和英國利物浦大學合作創立的新型國際大學，借鑒中英兩國優秀教育傳統，在高等教育改革和新型大學及育人模式方面進行了有效探索。

　　怎樣去行政化，大學才能實現自主辦學、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為此，記者專訪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

　　高校資源配置過分依賴各類項目和工程

　　記者：現在社會各界對大學行政化批評很多，認為行政化阻礙了大學的發展，您認為高校行政化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席酉民：目前高校普遍顯得浮躁，似乎更關注一些顯性指標，如SCI，重點學科數、博士點數等。校領導和大教授們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資源的獲取過程中，而沒有集中在利用資源進行高質量的教學和研究上。究其根源，與國家到教育部、到學校、再到教師的資源配置過程相關。目前資源配置過分依賴各類項目和工程，如“211”、“985”等，且有一定行政色彩。

　　我們不能籠統地批評項目制資源配置。項目制的缺點就是有可能會違背科學研究的規律。大學更多的研究是興趣導向的，項目制資源配置可能會扭曲興趣驅動的研究，誘導大家跟著項目跑，從而影響興趣導向，進而影響突破性的基礎研究成果的涌現。

　　另外，當前項目制常因申請程序複雜，學校為了獲得支持不乏臨時組合和拼湊等現象，加上有時行政部門的服務工作不到位，導致科學家、教授把大量的精力、時間和資源用在了申請項目上，甚至是跑項目上，難以靜心於科研、教學。

　　由於缺乏比較科學透明的資源配置體系，過分倚重項目或工程，誘導各級發明項目，有人戲稱“搞名堂工程”，一旦上級通過某工程或項目獲得資源，就啟動了新一輪爭取項目的運動。教授們的心思、能量和時間不斷地消耗于這種迎合上級或項目和爭取資源的運動中。

　　在學校層面，如何將“”工程分得的資源配置到學院和教授也是非常複雜的運動過程。不少學校的老師都抱怨，每個工程或項目基本上都是由幾個校長、副校長、大教授或者院士分走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未恰當分離和互動，致使不少人認為進入權力層很重要，不僅可以方便獲得資源，而且結題更容易。這才導致高校無處不在的行政化現象，校長行政級別、教授爭搶行政職位、行政權力介入或干預學術判斷等。

　　如果説中國的教育體系包括中長期教育規劃的實施要真正解決行政化導向的問題，我認為有兩個最根本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資源配置體系，二是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行政是既不懂市場也不懂學術，卻扮演著關鍵角色

　　記者：該怎樣優化大學的資源配置體系呢？

　　席酉民：優化大學資源配置體系要先把大學進行分類，例如可以將現有大學分為三類：做職業教育的大學；教學型大學；極少數的研究型大學。不同類的大學教學組織方式和研究方式不一樣，資源的配置方式也不一樣。

　　研究型大學是要國家養的，因為要讓一批人靜心研究。職業教育以政府投入為主，讓中國的成人能夠廉價地進入到職業教育體系去。教學型大學可以開放一部分，讓市場資金進來。

　　然後再把政府應該管的資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按照學校類型、規模、層級規範配置，用來保證充足的教學科研資金，讓教授們靜心搞好教育和科研，不用他們成天去跑項目，另一部分按照問題導向，圍繞國家攻關、重大産業問題佈置，可通過項目制進行招標和競爭。對於基礎性研究，可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按照學術規律和學術的遊戲規則去做。應用導向型研究可直接與産業、市場對接。

　　例如，在崇尚高度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儘管終身教授是市場經濟少有的鐵飯碗，但為保證一批科學家能夠自由地、沒有約束地、沒有生存顧慮地去從事科學研究，還依然保留著終身教授制度。這似乎與科學研究領域的獨特性有關，終身制雖然可能出現少數教授因無後顧之憂而動力不足，但科學家更重視聲譽和同行認同，如果他長期沒有發表文章，沒有新探索、新觀點出來，他在這個圈子是待不下去的。

　　基礎研究是興趣和科學規律導向，應用研究是問題和實踐導向，這兩種資源配置方式都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按照各自的特點及規律去配置，前者更多的是學術圈子的配置，後者更多的是市場配置，但現狀是行政在中間扮演了關鍵角色，行政可能是既不懂市場也不懂學術，使用不當會扭曲教育和科研活動。

　　資源配置永遠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現在中國的資源配置最重要的是行政權力太大，又不能有效地控制，再加上缺乏監管，怨言很多，效果不佳。市場機制是一個不錯的機制，因為市場是讓競爭來作決定，而不是讓行政命令來決定。在高校管理中，應注意利用市場機制提高高校自身的自律和動力。

　　大學現在是該有的自主權沒給，該控制的又缺乏監管

　　記者：都説大學需要辦學自主權，大學的自主權到底是什麼？怎樣才能真正發揮好大學的自主權？

　　席酉民：現在大學的自主權並不小，只是大學的自主權界定不清楚而已，該有的沒給，應控制的又缺乏監管。例如現在大學校長財權不小，卻缺乏嚴格預算約束和監管。國家財政撥款使用比較隨便，但本應自身決定的招生、專業、學位、職稱等卻需報批。

　　到底什麼是大學的自主權？第一，你批准，我辦學。怎麼辦學、辦什麼樣的學，開多少專業、招多少學生、招生標準設定、怎麼招生，都是學校的權力。

　　第二就是評審教授，現在我們實行的是國家教授，只有那些教育部授權的學校可以自評職稱，很多學校要通過政府組織評審教授。但是實際上不同學校教授的差別很大，所以各個學校應該有權來自評教授。你在這個學校是教授，到那個學校可能只能做講師。

　　第三是學位授予權問題，我們現在實踐的也是國家學位，與教授相同，不同學校學位水平差異頗大，學位授予也應是各個學校的權力。

　　這些自主權可以通過行業自律，讓市場來選擇，市場本身有鑒別力。如果學校亂來，在行業裏就沒有地位了。比如“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你授了，但沒人認你。

　　行政權力不是領導權也不是管理權

　　記者：學校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行政權力？該怎麼規範它？

　　席酉民：“去行政化”實際上是個矯枉過正的説法。從大學的組織管理來講，大學既需要行政權力，也需要學術權力。只是目前在中國的高校裏面，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錯位，行政權力過多介入了學術的判斷，影響了學術的公正性。因此，不應當簡單講“去行政化”。

　　從理論和實踐上講，行政的權力對現代大學的運行是非常重要的，準確的説法應該是明確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界限。涉及學術判斷事項就交給學術權力，比如評學術職稱，判斷這個人的教學質量、水準，處理學生和教師的學術紀律問題這都是學術範疇，行政權力不要介入。

　　什麼時候動用行政權力？行政體系的職能是支持和服務，學術體系的特徵是自由活動、自由探索、靜心研究。行政權力就是利用你手中的權力和資源給學術創建友好的、高效的支撐和服務平臺，不是領導權也不是管理權。運用行政權力保障這個支持系統能有效支持學術活動，而不能拿這個權力直接去領導和管理學術活動。

　　現在國內高校大都是實行校、院、係三級管理，也有不少學校為加強學科互動合作嘗試大部制，即成立人文社科學部、醫學學部、工學學部或者理科學部等等，在中國行政化氛圍較濃的環境下，這種跨學科的效果往往難以實現，反而將學校三級管理演變為校、部、院、係四級管理。這種過分縱向層級的官僚體系，強化了行政權力的作用，更適合於生産製造廠，而與知識工作者和知識組織格格不入。

　　在現代網絡技術推動下，未來的大學最重要的不是簡單地去教書，而是創造一個無形的研究和學習的平臺以及學術共同體。這個平臺能夠把學校與世界對接，可將世界的教學、科研資源融合進來，讓各個領域裏面的教授和學生能以學術共同體的方式一起互動，能形成學校和社會互動共生的生態。(本報記者 李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