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留學生低齡化趨勢明顯 生存狀況引發關注

　　東方網4月28日消息：去年25萬多人出國留學其中超兩成是中小學生 留學生低齡化趨勢明顯生存狀況引發關注

　　汪某機場刺母案目前尚未有下文，公眾由此而發的對“留學熱”的探討和反思仍在繼續。

　　2011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上海籍留日學生汪某在這一天開了一個讓人痛心疾首的狠毒“玩笑”：因為在上海浦東機場向母親顧某要錢不成，剛下飛機的他竟從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拿出一把水果刀，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母親連捅9刀。經搶救，顧某已脫離生命危險，汪某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懲罰。

　　儘管這是一宗極端的個案，但卻引發了人們對留學生生存狀況的關注。據了解，中國去年有25萬多人出國留學，其中兩成多是中小學生。深入了解留學生在海外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全方位地關心他們、幫助他們，尤為重要。

　　留學生調查(上)

　　學生篇

　　茂名姑娘陳寒今年19歲，去年夏天從茂名一中高中畢業後，她通過留學仲介去了日本。她在日本的求學經歷與刺母的汪某相似，第一年在東京的語言學校學日語，然後著手考日本的大學。

　　出國留學

　　一個個看似輕易的決定

　　陳寒的家境算不上富裕，父母的家教非常寬鬆。高一那年，陳寒對日本漫畫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就産生了高中畢業後赴日留學的念頭。

　　她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把這個想法告訴父母，而是“偷偷”地用平日攢下的零花錢和壓歲錢報了一個日語學習班，瞞著父母偷學日語，投入了不少精力。直到高三，她才把自己的留學計劃告訴家人，陳寒“能言善辯”，僅僅花了一個晚上就説服了他們。

　　高考並不考日語，陳寒的這個決定意味著她早早地遠離了中國孩子的常規成長軌跡，某種意義上，她甚至已經無法反悔。高考前，她沒怎麼認真復習功課，最終的成績也未過重點線。“即使過了(重點線)，我也會去日本的。”陳寒赴日留學的想法很堅決。

　　為了赴日留學，陳寒準備了2年時間，不可謂不週到；與她相比，不少低齡留學生的決定顯得相當草率。“我高考沒考好，與其在國內的二本大學混4年，還不如早點去國外留學，接受更先進的教育。”赴澳大利亞留學的小林在談及當初出國的原因時説，“當時我與爸媽只討論了一個小時，就下了這個決定，馬上報了雅思培訓班，第二年就出國了。”至於出國留學的開銷和其他重要的須知事項，一家人當時並未討論過，純粹“摸著石頭過河”。

　　面對孤獨

　　須戰勝“寄人籬下”的感覺

　　19歲的廣州女孩王立衡，是國內青少年文學界小有名氣的“小作家”，曾任中國少年作家學會副主席兼廣東省分會主席。小學時，她曾追隨赴英留學的父親在英國念過一年半小學；在廣州二中和六中念完高一以後，她又獨自踏上了留學英國的旅程。

　　王立衡告訴本報記者，她就讀于英格蘭北部林肯郡的約翰雷格中學，全校共有兩千六七百名學生，其中國際學生共約兩百名，中國留學生有一百人左右。跟許多中國低齡留學生一樣，王立衡寄住在一戶當地的中産家庭。

　　這所學校位於一個小鎮，留學生們的日常生活“非常簡單，甚至非常無聊，吃喝玩樂比起中國差遠了”。“什麼東西都貴，所有吃的都難吃。”

　　寄住當地家庭，除了練習英語等顯而易見的好處外，也時常讓中國留學生們産生“寄人籬下”的孤獨感，逼迫他們儘快提高陌生環境下的交際能力。在國內，家人都圍著他們轉；而在異國的寄宿家庭，他們首先要學會的是“守規矩”。

　　王立衡介紹説，有的寄宿家庭缺乏人情味，有的房東有潔癖，甚至會檢查留學生房間的衣櫃是否整潔，這讓留學生感覺隱私受侵犯……在種種規矩的束縛下，留學生必須學會跟房東“談判”。在緊張的學習之餘還得糾纏于這些家務瑣事，這讓王立衡感覺有心理壓力。

　　譬如寄宿費，費用標準是由學校與各個寄宿家庭統一約定的(每週95英鎊，約合1000元人民幣)，一週一繳。當地有項規則：假若學生連續七天不住在家裏，則應免除相應的寄宿費。有一次，王立衡和幾個同學利用假期去蘇格蘭旅行，往返共六天，大家都向房東提出能否通融地減免寄宿費，結果卻各不相同。

　　有的房東客氣地答應了；而王立衡的房東一聽她提出這項要求，立馬找出了協議，用嚴厲的口吻對她説：“你看，白紙黑字寫著，只要你住了一天，就必須繳納一週的生活費。”

　　“這句‘白紙黑字’讓我覺得很委屈，我感覺她完全沒有把我當成朋友，我們之間似乎只是住客和房東的關係，我住的不是家庭，而是‘旅館’。她一直很計較錢，比如要求每週的某一天住宿費必須到賬，遲一天就要被她叫到面前‘談話’，仿佛我是個賴賬的人。”房東讓王立衡産生了“寄人籬下”的孤獨感，與此同時，也拓寬了她的胸襟。

　　“在飯桌上，我會主動找話題跟房東夫婦交談，盡力營造好的氣氛，他們也願意跟我談。除此以外，我們平時就很少碰面。我對房東特別客氣，如果發生矛盾，基本上都是我妥協，畢竟住在人家家裏，關係搞不好對我很不利。”王立衡笑著説。

　　朋友圈子

　　並非都是“富二代”

　　在採訪中，不少受訪的留學生都表示，他們很難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朋友圈子以華人為主，談戀愛也基本上只找華人。

　　“很多華人同學初中、高中階段就來澳大利亞留學了，可是畢竟和當地人的文化、興趣都不一樣，大家還是習慣跟華人相處，平時一起外出打工、吃飯。澳大利亞人喜歡去酒吧搞派對，但我很難喜歡這些。”陸文然説，他今年20歲，老家重慶，2009年7月高中畢業後去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留學。

　　王立衡説，英國是個外國人眾多的多元化國家，英國的老師和同學都早已習慣了留學生的到來，但中國留學生與英國同學的交往一般都不會太深。“首先是語言障礙，不管出國前雅思考得多好，出國後考試成績有幾個A+，都無法確保可以融入英國同學的圈子。即使英語很好，也可能交流不了。”王立衡認為。

　　王立衡提到的問題，也是諸多中國家長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國外留學的原因，他們希望孩子能有儘量長的時間去融入當地的文化。王立衡認識幾位十歲出頭就被父母送去留學的孩子，他們就讀于英國最高級的學校“公學”(譬如大名鼎鼎的伊頓公學)，這類貴族式的學校收費昂貴，但相應的教育水準也極高。幾年下來，他們能説一口地道的英語，不帶任何中國口音，幾乎完全融入了英國的文化。

　　近年來，關於中國“富二代”留學生在發達國家不務學業、遊手好閒的報道從未斷過，而據王立衡觀察，這只是局部現象，並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打死”整個留學生群體。她説，中國赴英留學生有不同的圈子：

　　第一類被稱為“奢侈圈”，他們無心向學、生活紊亂，終日癡迷于名牌服飾、奔波于影院食店。這類留學生集中于倫敦等大都市，在王立衡所在的“無聊”的小城市，即便留學生們主觀上有這方面的意願，客觀條件也不具備。她認為，“缺乏誘惑”的環境給她的學習創造了有利環境。

　　第二類是“學術圈”，這類人在低齡留學生群體中並不少見，因為有在英國考大學的壓力，他們每天為學習而忙碌，成績都還不錯，作為努力的回報，考上的大學基本上也都不差。

　　第三類是“大神圈”，他們學習成績好，英語特別溜，而且最愛跟英國同學一起搞課外活動，最終考取的都是牛津、劍橋等頂級名校。留學生們把他們視為偶像，戲稱為“大神”。

　　留學日本

　　不打工是可恥的事

　　賈慶生早在1998年赴日本留學，目前是廣州出國留學仲介機構“啟德教育”日本項目部的負責人。他在媒體上看到汪某刺母的新聞後感覺不可思議：“我無法想象，一個赴日留學生，供他留學的母親月收入只有7000元，他卻可以連續5年不打工。要知道，在很多留學生眼裏，不打工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不打工，這個留學生也就缺失了一種社會教育。日本本國學生也都要出去打零工——日本的文化就是這樣的。”

　　賈慶生表示，他認識的留學生中，90%以上都在打零工。按他估算，留學生即使打工不算太勤奮，一個月下來也能賺到10萬日元(約合8000元人民幣)，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留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壓力。

　　賈慶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到日本後先上語言學校，每年花費12萬~15萬元人民幣；上普通大學，每年花費15萬~18萬元人民幣，如果要上早稻田大學這類私立名校，花費更多。如果留學生堅持課外打工的話，一年可賺八九萬元人民幣，能幫家裏減輕不小的經濟負擔。”

　　但並非所有的留學生都會外出打工。王立衡説，在英國，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並不多，因為這勢必會分散留學生相當部分的精力；對自費留學的同學來説，時間就是金錢，外出打工得不償失。

　　2年前王立衡到英國時，約翰雷格中學的年學費是五千英鎊，今年新入學的學生年學費將升至一萬一千英鎊，寄宿費、生活費都跟著漲。

　　那些課餘打工的中國留學生一般在中國餐廳接聽外賣電話或送餐，工作時間比較長，得從下午五時一直忙到晚上十一、十二時。

　　對於留學生打工的問題，王立衡的父親王曉華很有發言權，他是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廣信律師事務所的主任。2001年，40歲的王曉華為了拓寬視野，自費遠赴英國留學。在那裏，他遭遇了一件讓他很生氣的事情。

　　那段時期，中國留學生圈子裏存在“假讀書、真打工”的情況。在英國，勞動報酬必須通過銀行轉賬，英國政府從2003年1月開始使出了“狠招”：下令所有銀行對就讀英國語言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一律不開設賬戶——只針對中國留學生。由此一來，那些初到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便失去了應聘打工的機會。

　　這道帶有歧視性的“禁卡令”給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帶來了諸多麻煩，沒有了銀行賬號，他們只能隨身攜帶大筆現金，現金被盜情況時有發生。直到2年後，這道禁令才被取消。

　　學成歸國後，王曉華向廣東省政協遞交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建議，他認為，全社會都應關心留學生、尤其是低齡留學生。中國政府應向日韓學習，通過使館加強對留學生的管理和幫助，並出臺規章，對這個群體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