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探訪深圳民工街舞團 草根明星幾家樂幾家愁

隊長鄭健峰（右）和隊友們擠在一間宿舍裏，他常常睡地鋪魏輝 劉偉 攝

　　羊城晚報記者 肖執纓 實習生 陳健瑋

　　同樣是“草根”出身、同樣曾受輿論關注，但春晚過後，旭日陽剛、西單女孩和深圳民工街舞團的境遇似乎有了天壤之別———有人夢想成真，大踏步擠進了“明星”陣營；有人則風光轉了一圈後，又回到起點。

　　儘管旭日陽剛組合因為版權問題不能再唱《春天裏》；儘管他們的農民工身份一再引發爭議；儘管他們被第11屆音樂風雲榜主席那英否決了入圍資格……但這些都不影響他們的春風得意——被網友發現坐進了航班的頭等艙；“百萬元代言”某服裝品牌；而王旭則正籌備成立一個文化公司。

　　相形之下，深圳民工街舞團和西單女孩就顯得“落魄”了。人們的關注少了，在媒體上曝光的次數更少了。他們近況如何、春晚效應還有多少“殘存”？羊城晚報記者近日專訪了深圳民工街舞團。

　　春晚 　　“説不羨慕旭日陽剛是假的。春晚能讓我們上，已經是看得起我們了。”

　　“我是塑料工！”“我是螺絲工！”“我是洗車工！”“我是電工！”“我是建築工！”……今年春晚上，一群男孩自信嘹亮地回答著董卿關於職業的提問。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稱———深圳民工街舞團，平均年齡21歲，由16名主力隊員、8名二線隊員組成。登上春晚舞臺前，他們在深圳寶安區福永鎮萬福廣場摸爬滾打了4年。

　　福永鎮離深圳市中心約50公里，這裡被稱為“關外”。不久前，在結束了福田區上沙村文化廣場一個“迎大運”演出活動後，羊城晚報記者跟隨民工街舞團成員們來到了他們共同的家。這段路走了1個多小時。

　　在福永文體中心的一棟宿舍樓裏，隊員們分住幾間宿舍。白天在各自的崗位上工作，晚上集中在小小的空間裏練舞，這曾是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隊長鄭健峰和4個隊友擠在一間宿舍裏，墻邊的地鋪屬於他。有隊友要寫書講述街舞團的故事，“還有20多萬字就寫完了”；隊員吳衝則説：“8個人住在20平方米的屋子裏，當然擠、當然累，但在舞蹈中就忘記了勞累。我們會一直跳下去。”

　　回憶起上春晚的過程，副隊長周廷龍説：“2009年，我們參加央視第五屆舞蹈大賽拿了金獎，央視的一些節目就開始關注我們了。去年11月底，我們接到《我要上春晚》欄目的邀請，很順利地拿到了春晚通行證。”

　　今年元旦，他們從深圳坐了近30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北京。第一次走進央視一號演播廳的時候，周廷龍頗感震撼：“舞臺很華麗，地板是全透明的鋼化玻璃，我們老是怕踩碎了。”“除夕直播當晚，我們不緊張，但很激動，感覺正在完成一個大事業、一個大夢想”。

　　大年初一，周廷龍和大多數隊員一樣，直接從北京回老家過年。他的老家在貴州省平塘縣。一回到村裏，村支書的堂哥就請他幫村裏排一台“春晚”。周廷龍説起當時的盛況仍很興奮：“有小車來接，有人幫我開門，還有休息室……搞得我像個‘大腕兒’似的。周圍村子的村民都來了，有1萬多人吧，幾乎整村人都在高呼我的名字。後來縣長也接見了我，給我開了慶功會，還發給我‘平塘縣旅遊大使’的聘書。”

　　幾個月過去了，隊員們異口同聲告訴記者：“生活目前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隊員曾春泉説：“也就是在朋友面前‘牛’了點而已。”演出機會是多了很多，但大多是電視臺節目的錄製或慈善性的演出，商業演出很少。鄭健峰的説法比較“官方”：“在經濟狀況上，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變化，但心態改變了———我們都變得更積極了。”

　　對於旭日陽剛春晚後飆升的人氣，周廷龍猶豫片刻，還是坦然直言：“説不羨慕是假的……大家家裏都貧困，都需要錢。打工族掙不到太多的錢，如果能賺到大錢為什麼不願意？我們都想能風光地衣錦還鄉。我們上春晚是沒有錢的，但我們真的不敢苛求春晚要對我們怎樣，能讓我們上，就已經是看得起我們了。”

　　街舞 　　街舞團最初名叫“黑皮狗街舞隊”；他們想去新加坡參加街舞大賽，卻連路費都沒有。

　　周廷龍2004年8月來到深圳，那時他16歲。“我當時沒成年，在一家小廠做‘童工’，月收入七八百元吧；後來我學了電腦，做了文員，月收入1100多”。做文員每天工作8小時，生活有規律但很乏味，於是開始學街舞，每天晚上練舞時間達五六個小時。由於沒有場地練，周廷龍只能在宿舍裏偷偷地練，“練了半年，宿舍裏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幹嘛”。

　　周廷龍當時所在的公司叫星星公司。半年後，周廷龍的舞藝有了突飛猛進，他在公司舉辦的一次晚會中大出風頭，被人稱為“星星舞王”。但這時他遇到了一個令他煩惱的問題———他的舞藝似乎到了頭，怎麼也難以進步了。於是他開始在網上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當時在福永鎮萬福廣場的鄭健峰等人認識了，“當時學舞就是興趣，根本沒想到以後要怎麼樣”。

　　2008年，鄭健峰等人在福永鎮萬福街道組成了一個街舞隊，而周廷龍在另一個地方成立了街舞隊。周廷龍説：“其他23個隊友學舞的經歷基本上和我是一樣的。我組隊只是想讓大家有個地方練練舞、切磋舞技、放鬆心情。”2008年底，鄭健峰他們得到了所在街道的幫助，參加一個街舞比賽後獲得了金獎。為了集中優勢參加當年的央視舞蹈大賽，鄭健峰、周廷龍商議決定將兩個隊合二為一。但這時爆發了金融危機。周廷龍回憶道：“當時很難找到工作，我們七八個人擠在一間宿舍裏，就靠兩位有工作的隊員養著……有時一天吃一頓，有時兩天吃一頓，常常連買菜的錢都沒有。”

　　街舞團最初的名稱叫“黑皮狗街舞隊”。周廷龍笑説：“這跟我們的樣子很相稱，我們這些人，個個都是又黑又瘦，像黑皮狗一樣。”後來因為這個名字不太雅，他們被更名為“萬福街舞隊”。在參加東方衛視《中國達人秀》節目時，他們參賽的視頻獲得了極高的點擊率，網友們給他們取了新名稱———“深圳民工街舞團”。

　　由於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受傷對於街舞團隊員們來説，如同家常便飯。鄭健峰説，骨折、縫針的事，他們都遇到過。給自己買一份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免除後顧之憂，是每一個隊員的夢想。然而，除了兩三位隊員外，其餘隊員目前都處於失業狀態。

　　周廷龍説，大多數老闆都認為：上了春晚又怎樣？能帶來多大效益？周廷龍很幸運地保留原有工作，還是原來那家小螺絲廠的一名員工，他有點得意：“老闆的兒子是我的學生，在跟我學街舞。”有件事一直讓鄭健峰耿耿於懷：新加坡舉辦街舞大賽，他們很想去交流學習，但最終沒能成行———他們沒錢，連路費都沒有。

　　從春晚回來後，寶安區和福永街道辦分別承諾給民工街舞團30萬元和20萬元獎金；隊員們一致決定，這50萬元獎金中的60％要留存在隊裏做“公共基金”，另外40％則平均分配給每個隊員，也就是每人8000元。對於這筆錢，周廷龍説大部分會交給家人還債，“為了給父親治病，家裏還欠著幾萬元的債”。

　　肖執纓、健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