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無所依的史學大家

劉起釪

鄧建鷹攝

　　他曾是中國歷史學界頂尖的學者之一，如今卻蝸居在南京市郊的一處養老院
裏，生活困頓，日漸衰竭。儘管如此，他卻仍想完成自己的學術使命——

　　劉起釪一直覺得自己還能做研究，他還有太多事情沒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期間出版的《兩周戰國職官考》，已經過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寫與修訂；關於《左傳》與《周禮》的專著也基本成稿，但還需增補些內容。

　　然而，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經是這個95歲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起碼，在他困居的這個位於南京市東南郊的養老院裏，所有人都相信這一點。

　　在過去的6年多裏，在這家養老院一間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劉起釪過著一種幾乎與世隔絕的困頓生活。與他相伴的，除了養老院的護工和同屋的另一個重病老人，還有簡單的飯菜，夾雜著藥水和屎尿味的空氣，以及大把無所事事的時光。

　　由於間歇性發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癡呆，他無力行走，雙手時常顫抖，並伴有長期的大小便失禁。他雙耳失聰，基本喪失了語言能力，只是偶爾從喉管裏發出一些旁人難以聽懂的尖細聲音。

　　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南京當地一家都市報的記者發現了他的存在，並刊發了相關的報道，恐怕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看起來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老人，曾是中國歷史學界頂尖的學者之一。

　　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官網公佈的首批榮譽學部委員中，劉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專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專攻中國最早一部古史《尚書》的校、釋、譯、論，而這早已成為“絕學”。

　　早在1942年師從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頡剛期間，這個湖南安化人就顯露出極佳的史學天賦。

　　因為家學淵源，劉起釪自幼熟讀古籍，並寫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當年，他用精煉的古文記錄顧頡剛講授春秋戰國史的課堂筆記，顧看後大為驚奇，隨後結集出版，成為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顧頡剛最為器重這個弟子。1962年，顧將劉起釪從南京調往北京中國科學院，協助其進行研究工作。此後，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的老師家中，與其共同研究《尚書》。1980年，老師去世之後，劉起釪又獨立承擔起整理《尚書》的工作。

　　“如果説中國幾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經籍學的大家顧頡剛，那麼顧辭世之後，只有劉起釪可以領軍了。”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員吳銳説。

　　台灣與日本等地研究《尚書》的學者，都將劉起釪奉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學的20位教授聯名寫信，邀請劉前往日本講學。一些日本學者為了弄清某個問題，常專程到北京拜訪劉起釪。吳銳至今還記得，一個日本學者委託他引薦時，“臉上那種誠惶誠恐，就怕我不答應他的神情”。

　　作為顧、劉之後研究《尚書》的第三代學者，吳銳被劉起釪視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吳銳這樣清楚地知道，“劉先生是在什麼樣一種困頓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創造出史學界的輝煌”。

　　社科院曾分給劉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於一層，昏暗寒冷，而且無法洗澡。狹小的房間放不下大書櫃，劉起釪的藏書只能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劉起釪有過兩次不成功的婚姻，長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員身份退休的劉起釪，工資只有1900元，還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濟湖南鄉下老家的親戚。他沒有錢買新書，只能到圖書館一部部地抄回來。

　　吳銳至今還記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劉先生，在他家中吃飯，吃到一半，破舊的桌子突然斷了一條腿，飯菜撒了一地。

　　在吳銳眼中，劉先生有著“傳統文人的傲氣”。儘管生活頗為艱難，但他從不和外人説。儘管與吳銳素來交好，但遇見不同的觀點，劉先生總是操著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大聲爭辯，不明內情的外人，總以為他們兩個是在吵架。

　　2004年，年過八旬的劉起釪雙耳已經完全失聰。他的女兒女婿都在南京工作，於是，老先生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據説，那一次僅僅為運回古籍與研究資料，劉起釪就租用了一個10噸重的集裝箱。

　　但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學術使命。在吳銳的手中，保留著劉先生到南京後與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達10余頁紙，數萬字。在信中，劉起釪依然與吳銳探討著各種學術問題，也會偶爾聊些生活現狀。

　　在其中一封信裏，劉起釪這樣寫道：“……在女兒家，終於可以洗上熱水澡了，我已經十多年沒洗過了，沒想到是這麼舒服……”

　　但這樣的快樂，這個歷史學家卻沒能享受太久。

　　2006年，劉起釪的女兒突患高血壓、糖尿病，緊接著，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無力，兩場大病，耗光了劉家幾乎所有的積蓄。這對夫妻不得不遵照醫囑，投奔深圳的親戚，借南方溫暖的氣候養病。

　　從那時起，劉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這家養老院，並從此困在這裡，再也沒有離開過。

　　在護工毛志芳眼中，剛來的時候，劉起釪和別的老人“不太一樣”。他總捧著一套《尚書校釋譯論》，這是劉起釪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離手，總拿著筆，在書上寫著什麼。

　　但不知什麼時候起，這套書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櫃苦苦尋找，仍不見蹤影。劉起釪大發了一通脾氣，從此終日坐在床上對著墻壁，喃喃自語，身體狀態也每況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頭櫃裏抽取一件換洗衣服時，無意中抽出了壓在最底層的幾張信紙。信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寫的，因為老人無法出門，這些信也沒能寄出。

　　事實上，這是劉起釪為了延續自己的學術生命而做的最後一次努力。

　　信是寫給中央高層領導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寫道：“……小小淺才薄學之小小讀書人劉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簡單敬獻一乞求之語，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賜一援手否？目前全國熟研古學如淺才者，確實恐怕只有幾個人。那麼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釬待覆示。專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漸變得和其他老人一樣——易怒，煩躁，衣褲越來越破舊，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癡呆也漸漸纏上了他。大小便開始失禁，為了護工照顧方便，他的褲子沒有拉鏈，長期套著塑料的尿袋。

　　在養老院裏，一個護工要照顧10多個老人，常有忙不過來的時候。劉起釪嗜辣，有一次，護工不在身邊，他伸手去拿床頭櫃上的辣椒醬，因為手抖得厲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醬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報》的一個文化記者，偶然得知了劉起釪的近況，並將此事告訴了副總編輯丁邦傑。

　　作為一個長期跑文化口的新聞工作者，丁邦傑很清楚劉起釪在現代史學界中的地位，這個副總編輯親自帶著記者，去養老院看望劉起釪。

　　“我簡直覺得不可思議，這樣一位大家居然到了這步田地，太不可思議了。”他説。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更讓這個老報人感到震驚。劉起釪誤將他們當做北京來的記者，原本臥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發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撲過來，緊緊抓住他的手高聲尖叫：“帶我回北京！帶我回北京啊！”

　　丁邦傑連忙將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雙耳已經失聰，他們只能通過筆紙來交談。丁邦傑驚訝地發現，老人對身邊的事情已經糊塗了，但只要談起學術，他的思路卻異常清晰，甚至還能寫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幾部著作的題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傑又來到養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經不清楚這天是什麼日子了。這天晚上，養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餃和一盤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顫抖的右手夾起水餃，低著頭往嘴裏送。

　　在翻檢老人的隨身物品時，丁邦傑還發現了一張老人親手寫的未能送出的借條，上書：“夏老師：請您借人民幣100元給我一用。非常感謝!學生劉起釪敬請。”

　　“這樣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傑難過地説，“要是我們早幾年知道，好好照顧老人，再給他配個助手，他還能留下多少寶貴的史學財富？這恐怕永遠都是個未知數了。”

　　其實，吳銳早就向組織上提過類似的建議。

　　2007年，吳銳就意識到不對勁。不但收不到劉起釪的信，連他給劉寫的數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來南京出差的機會，到養老院看望劉起釪，他悲哀地發現，原本如親人般的劉先生，竟然已經認不出他是誰了。

　　回去後，他向院裏提出建議，希望能給劉起釪配個助手，為他整理相關的資料。但這個建議未被採納。

　　“劉先生的級別，不夠配助手。”一個領導告訴他。

　　不過，在剛剛過去的這一週裏，因為丁邦傑的報道，劉起釪的境遇發生了一些改變。

　　南京的市長與市委書記都前來看望了這個歷史學家，養老院的領導也專門為劉起釪開了一個單間，為他配備了專門的護工。

　　“您在生活上還有什麼要求嗎？給您配個輪椅，您需要嗎？”本報記者在紙上寫下了這樣的問題。

　　“不要了。花國家的錢。”他顫抖地寫道。

　　“您還有什麼心願嗎？”

　　“我希望回北京教書。一個課一個課地教下去。”他又寫道。

　　這些天，還有許多南京的讀者，也帶著鮮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來拜訪。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個讀者送來的一本用A4紙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戰國竹簡《保訓》的註釋。

　　“這是好東西，我（看完）要寫份讀後心得。”老人發出微弱而尖細的聲音。他望著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個疲憊不堪的旅人，終於見到了滿是食物和飲水的庇護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