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樂福12年不漲工資 工資集體協商製成當務之急

　　東方網1月20日消息：據《勞動報》報道，本報《工資12年"原地踏步"，六千員工無奈心傷》的"家樂福員工收入調查"報道昨天見報後，在兩會現場引起代表委員熱議。在譴責家樂福工資分配不合理的同時，也為工資集體協商的推進"把脈支招"。

　　代表委員認為，集體協商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産物，必須全面推廣，儘快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定地位是當務之急。

　　人大代表唐國才：

　　儘快確定工資集體協商法定地位

　　"古北家樂福是全球分店中最賺錢的，可是家樂福員工的收入卻在上海同行業中墊底，這完全不合理，應該受到全社會譴責。"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唐國才（左圖）看到本報報道後態度鮮明地表示，"工資談判已經到了非談不可的地步了。如何實現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合理的分配？只有通過工資集體協商。"而儘快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定地位，是當務之急。

　　唐國才代表認為工資集體協商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是意識觀念上要重視，不要讓企業誤讀了工資集體協商的意義。"工資談判不是洪水猛獸，而是形成公平分配的最合理手段，只有和諧的勞動關係才能推動企業持續發展。"

　　唐國才代表認為，一方面企業在喊商務成本高、勞動力成本高，企業難以負擔；另一方面基層職工又普遍感覺收入低，而物價增長得太快。到底真相如何？唐國才建議政府部門應當仔細分析一下：這20年來上海GDP增長的速度、財政增長的幅度、老百姓工資增長的幅度、物價增長的速度、資本成本的增長幅度，究竟誰跑在前面了？政府和社會要研究這個課題。那麼去和企業協商時，才有説服力。不會讓企業找藉口不加工資。"這個基礎問題不解決，工資集體協商是談不起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家樂福之所以堅持不協商，就是以沒有法律支持為藉口。因此，需要通過立法樹立工資集體協商的合法地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通過立法賦予工會參與工資集體協商的職權，發揮作用。"我們的工會要敢於談判、學會妥協。"在唐國才看來，一味鬥爭，可能兩敗俱傷，但是學會妥協，就有可能是雙贏。

　　唐國才代表説，中央提了很多年要提高勞動力的勞動報酬，但是靠政府去強壓企業漲工資是不現實的。不能空講號召，而要有理有據。在確立法律地位的基礎上，還要把證據放在企業面前。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應當出臺工資指導線，"現在的指導線不行。"唐國才認為，合理的指導線應該是根據物價、收入的實時變化而變化，而且要把外來務工人員和本地老百姓的情況區分開，因為他們的生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在法律保障和真實調查的基礎上，工資集體協商才有可能談起來。

　　人大代表黃岱列：

　　最低工資線不應成工資協商標準線

　　"強行壓低職工工資，看似能獲得眼前利益，但造成的負面效應會讓企業付出更大代價。"人大代表、上海化學工會主席黃岱列（右圖）昨天看了家樂福員工收入調查報告後説。

　　黃岱列説，勞動者參與企業勞動成果的分配這是必然趨勢，工資集體協商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産物，是不可阻擋的。家樂福這樣的世界知名企業在這個問題上停滯不前，是非常不明智的。

　　對於工會應該如何與企業協商工資，黃岱列提出了個人觀點。他説："現在許多工會都把最低工資線作為協商的標準線，有的比最低工資線高50元，有的高100元，這都是不科學的。我們應當以該行業在上海的平均工資線為標準線，再結合企業的效益，與企業進行協商，這樣的協商結果是最科學的。"

　　他呼籲，政府應當每年出臺涵蓋面更廣的平均工資線，而且應該是稅後職工可支配的工資，不應該是稅前工資，這才是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支點。黃岱列表示："我們工會幹部要充分認識到，工資集體協商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工作。"

　　人大代表曾錫文：

　　世界知名企業應當承擔起社會責任

　　"家樂福這樣的企業有社會責任嗎？社會責任就是捐助一個希望小學、關愛一些孤殘老人嗎？如果連自己企業的員工都漠不關心，豈不是沽名釣譽？"人大代表、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大中國區副總裁曾錫文在看了本報報道後，毫不客氣地提出了質問。

　　"在華知名企業不能只注重利益，更應當融入這個國家，認同這個國家的文化，尊重這個國家的勞動者。"曾錫文説，"我經常在報紙上看到家樂福為山區孩子捐款捐物建學校，但是我認為，企業對社會的回報不能僅通過做慈善事業，最重要的是善待自己的員工。"

　　據介紹，在聯合利華，企業生産出讓消費者滿意的商品後，首先想到的是員工，要讓他們享受發展成果，其次想到的是社會公益事業，最後想到的才是股東。曾錫文呼籲："我希望所有在華的世界知名企業，都應關心和愛護好自己的員工，他們才是企業的財富，讓員工快樂工作、幸福生活是企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政協委員左學金：

　　大型國有企業應當起&&作用

　　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委員昨天表示，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在積極推動工資集體協商。但目前，勞資雙方仍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強資本、弱勞動。即勞動者在談判能力方面較弱勢。事實上，即使是在工人組織較完善的美國，根據歷史數據，只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通過工資集體協商順利決定了自己的工資變化。

　　"所以，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時，我們也應呼籲企業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左學金分析，全國2009年勞動力人口占所有人口的比例高達69%左右，勞動力資源的豐富有力推動了社會生産。許多企業都享受到了這種人口紅利帶來的好處，但也應在給予勞動者應有的勞動報酬。"在這方面，國有大型企業應該起到&&作用。"他説。

　　政協委員吳金砋：

　　將工資協商列為剛性要求

　　"針對不願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政府可以在提供工商、稅務服務時，採取一些約束性舉措。"在企業工會領域工作多年的上海船舶工業公司工會主席吳金砋委員認為，工資集體協商在推進中的難點在外企和民營企業，對此，政府部門完全有條件將工資集體協商列為剛性要求。

　　吳金砋認為，"部分企業不願意談，就是想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這就是一種剝削。還有一些小股份制企業不願談，這是企業主沒有眼光，對企業未來發展沒有信心的表現。"他説。

　　對於這類不願參與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吳金砋認為，政府可以採取一些約束性的舉措。"因為企業對於政府提供的一些服務很依賴。"他建議，在工商年檢、稅務辦理時，主管部門就可以要求企業出具工資集體協商的協議文本。

　　政協委員楊寶琴：

　　上海可以借鑒外省市立法經驗

　　楊寶琴委員是普陀區長征鎮總工會主席。她説，據對長征鎮鎮域內的50家企業調查顯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僅5%。即使是開展了工資平等協商工作的少部分企業中，也由於沒有硬性法律條款約束，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流於形式，政府有關部門也無法強行干預。

　　楊寶琴在其提交的提案中指出，上海可以借鑒外省市對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立法的經驗。比如，湖北省、雲南省、浙江省、福建省都通過地方立法，對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做出明確規定，給這項工作貼上了"強制力"的標簽。"如果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予以明確規定，一旦有企業主拒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政府部門就可以追究企業主的法律責任，從而解決勞資糾紛中的工資瓶頸問題。"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