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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醫療折射中國醫學之痛 醫生成開"大處方"機器

發佈時間:2010年11月30日 15:0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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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視線:一位醫學專家,看病不問診,埋頭開“大處方”,甚至自己給患者備好拿藥的塑料袋;另一位醫學專家兼院領導,違反本院宣傳櫥窗裏介紹的醫學常識,頻繁給患者開檢查單,患者難以承受拒絕頻繁檢查後,“指標”立馬出“問題”,櫥窗裏的宣傳材料也被莫名其妙地更換,到其它大醫院檢查卻發現指標正常……看到本期讀者來信披露的就醫親歷,我不僅感到震驚,而且感到心痛,真不知在醫院這一救死扶傷的聖潔之地,還有多少令人拍案驚奇、痛心疾首的事情發生。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許多醫生包括一些醫學專家,成了開“大處方”的機器,甚至充當過度醫療的操縱者?

  醫學是幹什麼用的?簡言之是救死扶傷,醫治病痛,維護、促進生命健康的。人作為一種生命體,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在生老病死中,人唯一可以有所作為的就是治病。而治病救人這一神聖使命是由醫生、護士等醫務人員來承擔的。正所謂“醫者仁術”。難怪我國將“健康所繫、性命相托”作為醫學生誓言的開頭語。的確,因職務而可直接對人的健康、生命的掌控,無人可與醫生比肩。

  治病治病,顧名思義有病才治,且應對症下藥。可目前我國的醫療市場日益突顯之怪現狀是:小病大治,大病貴治,無病哪怕製造疾病也要治。沒完沒了的檢查,越開越貴的藥方,氾濫成災的抗生素使用,操控無度的輸液與住院及手術治療,使醫院更像藥品與醫療器械的大賣場,醫生則成了醫藥産品的推銷員,醫患關係也從原來的共同體變成了“對抗體”,你受益我吃虧,你得意我難受。醫學、醫療的目標從治病救人向治病(查病甚至造病)賺錢的角色轉變,需要拯救、治療、幫助的患者成了牟利的工具,醫生與患者的交流越來越少,給患者開藥、開化驗單越來越多,醫療儀器代替醫生成了醫療市場的“主角”,這種異化帶給患者、帶給醫務工作者、帶給社會的又是什麼?患者的醫療負擔日益沉重難以承受,醫療領域的貪腐之風愈演愈烈,社保資源的浪費越來越大,國民健康問題越來越多。僅以抗生素的濫用為例,據有關資料統計,我國人均年消費抗生素138克左右,而美國僅為13克。2006—2007年度衛生部全國細菌耐藥監測結果顯示,全國醫院抗菌藥物年使用率高達74%,而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如此大規模地使用抗生素,在美英等發達國家,這一比率僅為22%—25%。我國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高達70%,其中外科患者幾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達97%。約80%以上屬於濫用抗生素,每年有8萬人因此死亡。一群家長守著那些腦門上扎針輸液的孩子們幾乎成為我國兒童醫院或兒科門診的獨特景觀。

  看病貴只不過是表象,它折射出的是現行醫療體制的種種弊端。當醫生最關注的不是患者的病患而是“公費還是自費”、“帶了多少錢”,當醫學專家專注的不是如何用自己醫術治病救人而是如何多開“大處方”賺回扣,醫學也就喪失了其“仁術”的核心而淪落為“錢術”了。

  所以,醫療改革勢在必行。如何保證基本醫療的公益性及醫療衛生保障機制的普惠性,如何重塑醫院的聖潔及醫生的尊嚴,如何維護患者的尊嚴與權益,如何讓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醫改的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必須細緻考慮、審慎解決的問題。因為,醫學的直接對像是生命與健康,而生命只有一次。(趙蓓蓓)

  拍案驚奇一 頻繁化驗被拒絕 指標立馬出“問題”

  我是一個老乙肝了,自從2005年以來,我一直進行抗病毒治療,服用拉米夫定片以及硫普羅寧腸溶片,肝功能一直處於穩定狀態,乙型肝炎病毒DNA熒光定量檢測也一直低於檢測限。我是在某專家門診看病的,過去該專家總是讓我3個月做一次全面化驗,包括肝腎功能、乙肝病毒DNA熒光定量檢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這與我在這家醫院宣傳窗裏看到的宣傳資料相符。這家醫院宣傳窗裏貼的宣傳資料明確寫明病人肝功能穩定期可以3個月化驗一次肝功能。但不知為何,後來該專家給我開肝功能化驗單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先是兩個月化驗一次,後是一個月化驗一次。我的病情在該專家醫生治療下控制得比較理想,所以雖然最初與我同時到該專家醫生處看病的病人知道吃什麼藥可以控制住乙肝病情以後,都花1元錢掛號費到普通醫生處開藥了,我出於感激之情還是一直花9元錢掛號費在該專家處看病。可該專家如此頻繁地讓我做化驗卻讓我越來越吃不消,花費大不説,畢竟抽血也是一件不大舒服的事情,於是我小心翼翼對這位專家説,醫院的宣傳窗裏不是貼了宣傳資料,病人肝功能穩定期可以3個月化驗一次肝功能嗎?為什麼現在我要一個月化驗一次呢?這位專家馬上不客氣地對我説:“宣傳資料你也能相信嗎?每個人病情不同,化驗時間間隔當然不一樣了,要不,要我們醫生幹什麼,你們自己給自己看病好了!”我真是不明白,病人肝功能穩定期可以3個月化驗一次肝功能是這家醫院自己宣傳的,我怎能不相信呢?我實在承受不了這樣頻繁的化驗,最後只好改到該醫院普通醫生處開藥了。

  令我吃驚的是,3個月後即今年9月15日我做了一次化驗,一直低於檢測限的乙型肝炎病毒DNA熒光定量檢測結果是1.77E+003,超出了參考值;肝功能化驗結果總膽紅素為20.0,而參考值是5.1—19.0;直接膽紅素化驗結果為8.1,而參考值是1.7—6.8;過去一直沒有超標的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指標也超出了參考值。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就于當月26日又去該醫院做了乙型肝炎病毒DNA熒光定量檢測的化驗,這次化驗結果為6.20E+003,比15日的檢測結果1.77E+003又高出了不少。多年看病的經驗使我馬上以為,我的乙肝病毒已經對拉米夫定片以及硫普羅寧腸溶片産生了耐藥性。可就在這時,我驚訝地發現,原來一直貼在這家醫院宣傳窗裏明確寫明病人肝功能穩定期可以3個月化驗一次肝功能的宣傳資料換成了其它資料。在我不再到該專家處看病後,第一次化驗結果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病人肝功能穩定期可以3個月化驗一次肝功能的宣傳資料也馬上消失了,這使我對這家醫院産生了懷疑。一般來説,專家醫生是不可能左右病人化驗結果的,儘管該專家醫生是這家醫院的負責人之一。於是我決定到其它醫院做個化驗,看看化驗結果再決定下一步我要不要換藥。10月8日,我到另外一家知名醫院做了肝功能和乙型肝炎DNA測定,10月12日我取出化驗單一看,肝功能化驗完全正常,總膽紅素為10.8,直接膽紅素為4.1(而原來醫院這兩項指標檢測結果分別為20.0和8.1),結果小于最低檢測限。

  這樣的結果讓我感到震驚和害怕。這樣的專家我還能信任嗎?如果專家醫生都不可信,那麼患者該信誰呢?(浙江浙能鎮海發電公司 茹含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