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刊文批“身份決定命運”現象未完全消除

　　“身份”，是隱現于諸多新聞事件之中的一個關鍵詞。

　　從“你是哪個單位的”的驕橫，到“我爸是李剛”的張狂；從“蟻族”艱難的處境，到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從個別地方招錄幹部子女的紅頭文件，到“拼爹就業”背後的無奈，都從不同側面折射出人們基於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狀態，對於“身份”的複雜心態，以及對“身份”背後存在的社會地位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公平、發展機會不均等現象的批評。

　　應該看到，我國社會發展處於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型期，大趨勢是打破各種“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礎上的和諧社會。傳統的身份社會日益瓦解，新的社會規則體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過程中，傳統的“身份決定命運”現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種“身份壁壘”在一定範圍內頑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態橫亙在人們的奮鬥之路上。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堅持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在一個大變革大融合的時代，人們的身份轉換速度和頻率大大加快，各種身份關係更加複雜多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認識當今社會“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壘”，怎樣重新認識我們的身份認同，協調利益關係，讓整個社會在新的基礎上有序運行？本期“時事觀察”，我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石秀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剛一起探討。

　　改革開放就是要衝破身份藩籬

　　有學者説，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為什麼要打破“身份”？從歷史經驗看，打破“身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陳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講過這樣一段引人注目的話：“英國的法學家亨薩梅恩説，同以前的各個時代相比，我們的全部進步就在於from status to contract(從身份到契約)，從過去留傳下來的狀態進到自由契約所規定的狀態，他自以為他的這種説法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其實，這一點，就它的正確而言，在《共産黨宣言》中早已説過了。”

　　歷史學家瞿同祖認為，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取決於他先天和後天所具有的身份，這種社會就可以稱為身份社會。在身份社會，人的發展狀況和人格狀態均受身份限制，決定命運的因素來自於外而不是來自於內。理想的社會，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大家經過協商，達成一致意見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來行動。《共産黨宣言》説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現代人常説的法治社會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約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動取代身份約束，用後天奮鬥取代對先賦資格的崇拜，其實質是人的解放。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身份社會色彩濃厚。身份把人們分為不同的等級，城鄉分割的“城裏人”和“鄉下人”身份，“城裏人”又分為幹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職工內部又分出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等身份。身份很難改變，且決定個人命運。種種身份，畫地為牢，束縛思想，抑制活力，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開放，打破了種種身份藩籬，調動起了億萬勞動者的積極性，使社會充滿了生機和活力。每年有上億的農民進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為“城裏人”。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斷深化，普通工人和農民也可報考公務員。各種所有制之間的鴻溝日益彌合，人員單位所有制已成為歷史，雙向選擇成為常態。

　　舊有的身份傳統如封建宗法意識、家族關係，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階級成分等無不受到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而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契約關係越來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識越來越強，束縛人的身份藩籬在改革開放中受到衝擊和蕩滌，這是我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

　　石秀印：從人們的生活體驗來看，是奮鬥管用還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評價，産生不同的社會心理和行動。比如，一個出身貧寒的年輕人，根據公平標準與合理規則能夠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他們就會對自己的未來抱有期待，將怨恨、不滿轉化為“出人頭地”的動力和行動，帶來創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層群體的希望由“身份”決定，向上流動渠道稀少，各種爭取和努力都無濟於事，他們對於自己的前景和這個社會就會喪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轉而對抗社會。所以，打破“身份”是個人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和諧的必要基礎。

　　身份壁壘後面閃現著特權身影

　　如何認識“身份壁壘”和基於身份的社會不公現象？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陳剛：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我們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現象。如利用雙軌制賺錢；低價獲取農民土地再與資本聯手推高房價地價；利用國企壟斷地位賺取超額利潤；利用國家機關優越地位廉價拿地蓋宿舍樓；官車上特殊車牌；高考中考給幹部子女加分乃至給有錢人子女降分錄取，等等。這些“身份壁壘”現象背後，時常閃現著一個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權。

　　“二代”是當代中國社會身份壁壘非常突出的現象。富人的子女當然有條件揮金如土，窮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們許多人上學都困難，好不容易上了學(許多是傾全家之力)，就業也很難。在社會生活中，“關係”、“權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權力法則與市場法則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窮困的人，如果非常優秀，再碰上一個好的機會，把握住了，當然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華，乃至出人頭地。但那些相對不是非常優秀而人數更多的人就業很困難，即使就業在房價畸高的城市也買不起房，或只能買位置很差的房。

　　對當代中國年輕人來説，市場經濟提供了許多機會，但在許多情況下，就業和買房都拼不過家境優越的同齡人，職位升遷也是如此，特別是男性。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説：男生最慘是與官二代和富二代競爭。近年來，人們發現，當社會資源和機會更多地被強勢群體獲得時，那些有個“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會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已經淡化的身份壁壘一定程度上就會加強，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項網絡調查，試圖了解在人們心中最關注的是什麼。結果顯示，25071票中，高達61.28%的網友最關注的問題是“法治社會完善，法律面前沒有特權”。的確，特權往往帶來不公不平不義，它嚴重損害了其他群體的利益，也影響到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及現代化建設。現代化不可能是少數人而是社會全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進步的底線是不能損害弱者利益，馬克思的價值理想更是這樣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特權基礎上的身份壁壘與此格格不入，應毫不猶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還關乎權利和資源分配。“身份”主導之下，“社會排斥”和“社會擠佔”同時存在。它會造成某些強勢利益群體排斥底層民眾進入，擠佔了本應屬於底層民眾中人力資源品質較高者的機會。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權力將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學校，那麼底層民眾的子女就會喪失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如果特權者將人力資源品質不高的親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階層、專業技術階層，便會割斷底層民眾通過努力學習和勤奮刻苦進入這些階層的通路。與此同時，倘若一些資産所有者通過所擁有的金錢達到同樣的目的，則會進一步損傷底層民眾的期冀。

　　權力與財富造成的壁壘，既成為不少人改變命運的“攔路虎”，也降低了整個社會運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