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發展進轉型期 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非坦途

　　2030的第三型“藥方”

　　“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國人口發展進入快速轉型期下的必然選擇。然而，蹣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會建設，絕非坦途。

　　“給孩子報名？滿了！”今年夏天，北京、廣東、江蘇等地的家長在為孩子報名上幼兒園時，常常聽到這句話。自帶小凳徹夜排隊、園方公開搖號以及屢屢刷新的贊助費金額，各地媒體的生動記錄指向同一個事實：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豬寶寶”，其擁擠效應開始顯現。

　　“北京平常一年生8萬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萬人，”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認為，“這種人口的劇烈波動也是一種失衡的狀況”。

　　失衡與均衡，在2010年成為人口學界的熱門詞彙。今年7月10日，在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上，專家提出，要認真深入審視當前人口問題，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設人口均衡型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這是中國人口學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設“三型”社會目標。

　　被加速的人口轉型

　　在有文字記載的絕大多數歷史時間裏，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12世紀初的北宋即超過1億，18世紀至19世紀初的清朝又連續突破2億、3億和4億大關，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人口已達到5.4億。

　　增量雖巨，增速卻緩慢，究其原因，在於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據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闡釋的、目前公認最為完整系統的人口轉變理論，直至新中國成立，中國依然處於“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與低人口增長率)的人口轉變起始階段。

　　此時，歐洲早已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人口轉變。工業革命後，因生産力發展、科技進步帶來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歐洲人口進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與高人口增長率)發展模式；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紀30年代，多數發達國家最終進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與低人口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産類型。

　　新中國人口轉變很快顯出了苗頭。在1949年之後的國民經濟恢復期與“一五”建設時期，由於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國即實現了“高低高”的人口發展態勢。

　　此時，人口學家馬寅初發現，帶給家鄉小孩子的糖果越來越不夠分了。人口迅猛增長，增長率(通常指一年內人口增長數量與人口總數之比)從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凈增2270萬人——接近於當年台灣人口數的兩倍之多。

　　當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計劃生育政策應運而生。“少生了4億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4年”，2007年公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這樣評價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功績。

　　更重要的是，計劃生育政策為中國從“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轉變開創了捷徑。

　　“中國的人口轉變是由政府運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強迫促成的，即計劃生育，因此中國的人口轉變具有其他國家不具有的迅速性與突然性”， 葛劍雄等著的《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幾年內便完成了歐洲國家幾十年才完成的轉變”。

　　雖然不是性別比失衡與老齡化的“罪魁禍首”，但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被普遍認為加速了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進程。在多數執行一胎半政策(指頭胎為女孩，可間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農村地區，私自鑒定二胎性別、若為女孩則引産的現象屢禁不止，導致二胎的出生性別比嚴重畸形，從而影響到全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續攀升，2000年以來一直維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甚至高達120.6，遠遠高於105(2)的正常值。

　　而計劃生育強力干預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迅速擴大，在社會經濟還不太發達的情況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67億。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今後人口老齡化速度還將加快。

　　進入21世紀，人口遷移流動規模愈加龐大。《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顯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已超過2億。流動人口長期定居和舉家流動的趨勢明顯，“二線”城市和城鎮人口流動活躍，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而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人口問題已經從過去‘數量增長壓迫型’轉變為‘結構失衡制約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車偉斷言。當下，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並相互交織，呈現著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

　　與30年前相比，僅僅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已不能解決所有的現實問題。一個佐證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3年正式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弱化微觀操作職能，加強對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等宏觀協調職能。

　　第三型“藥方”

　　一波剛平，數波已起。這是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而且比以往更為複雜和考驗國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上，專家針對當前人口形勢開出藥方：政府應該在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外，提倡建設第三型社會——人口均衡型社會。

　　“人口均衡型社會建設的提出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理論研究和政策發展的必然選擇”，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傑華表示。

　　事實上，在人口理論界，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産必須同物質資料生産相協調”觀點，到英國經濟學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紀末首先提出的適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紀70年代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蘊含著“均衡”意味的眾多理論都為“人口均衡”的最終明確奠定了基礎。

　　1994年，我國政府編制了《中國21世紀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白皮書》，首次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

　　正是從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開單獨的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代之以“中央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兩年後又召開“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人口、資源、環境三位一體、相互聯絡的概念，正在漸漸清晰。

　　2006年，“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順理成章地到來。是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做出統籌解決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佈問題的重大決策。相似的語句還出現在2007年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此後，“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等字句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口學界。

　　漫長的醞釀過程後，“人口均衡型社會”正式在今年進入公眾視野，翟振武推測，“可能跟編制十二五規劃有關係”。

　　不過，它更像是一個問題被逐漸厘清的過程。“現在回過頭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過快增長，是在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平衡，現在講老齡化，也是在解決人口結構平衡的問題??人口均衡發展更能覆蓋我們所有的這些領域。人口發生的各種重大問題，都是人口內部因素與各個外在聯絡的因素失衡所造成的，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説，追求人口均衡發展成了囊括各個方面的目標。”翟振武説，“一提出來大家有點恍然大悟的感覺，怎麼沒早説這個事兒啊。”

　　作為人口學家，翟振武與陸傑華、張車偉等各自專注於人口學理論、人口與經濟、流動人口等不同的研究方向；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則由中國科學院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封志明等學者主力承擔。中國人口學由現實問題研究而開端，近幾十年來日益專業化與系統化，缺乏多學科的交融與碰撞——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的提出，同樣向分而治之的學者們提出挑戰。

　　目前已在學界形成共識的，是“人口均衡”的兩方面含義。其一，人口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與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內部的各要素，如規模、素質、結構等有自身的理想狀態。具體包括：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均衡；出生率、死亡率與年齡結構穩定均衡；生育政策與生育意願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別均衡；勞動力供求均衡和養老供求均衡，等等。

　　繼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後，人口學界認為，提出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形成一個統一的“三型社會建設”目標勢在必行。“構建人口均衡型社會應成為指導未來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人口觀”，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所長侯亞非表示。

　　未來仍可期待

　　“湖南一位40多歲的市長，就説國家應該給我們槍、給我們炮，如果給我們槍炮我們肯定能把人口控制得很好。”前年陸傑華調研時，親耳聽到的這句話讓他大吃一驚。在這位市長的觀念中仍然是控制人口數量第一、不管結構和其他。令陸憂心忡忡的，是這句話代表的理論與實際的遙遠距離，“人口均衡社會主要是要解決領導的觀念，他的意識裏要注重長期效應和政策的制衡性”。

　　然而，“中國政府治理的模式有點問題導向型，要穩定不出事沒人管你，不做前瞻性問題的研究，什麼時候出事兒了才開始解決。”翟振武直言。在他看來，“金豬寶寶”的擁擠完全可以避免，政府應給出一些未來出生的計劃和預期，引導大家削峰填谷。

　　可是，在條塊分割的人口服務管理工作中，這一期望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長期以來，我國人口計生委負責人口計生工作，民政部負責人口信息登記和人口救助，公安部負責人口戶籍管理，衛生部負責人口衛生安全，資源、環境和發展問題分歸國土資源、環保和發改委等負責。分割工作體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上缺乏部門協調和綜合決策。

　　在政府層面，從中央到地方，一些著力於人口局部均衡的行動計劃，如關於出生性別比均衡的“關愛女孩”行動等，非常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目前人口均衡型社會只有人口計生系統提出並著手構建，而人口均衡型社會建設是一個跨部門的大系統工程。“需要的政策就不僅僅是人口政策，而且是社會經濟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人口均衡也是國家戰略發展的目標，而不僅僅是人口與計生委工作的目標，它是沒有辦法去實現這個目標的。”張車偉表示。

　　在陸傑華的構想中，由國家層面操作一個專門的執行方案比較困難，較為實際的是，將一些行動方案落實到專項規劃中，比如在發改委的規劃與項目、財政的預算等部門職能中體現，可能在有些地區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在政府主導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包括計劃生育協會和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的介入，同樣重要。“過去我們説生育是計劃的，不需要關懷。現在計劃生育協會就在做對出現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的生育關懷。中國有這麼多的計劃生育家庭，但是我們的志願者隊伍還沒有形成，比較少。”陸傑華説。

　　在計劃之前，更迫切的問題留給了人口學界自身。由於人口均衡型社會剛剛提出，對於什麼是人口均衡型社會、怎麼才算人口均衡型社會，如何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人口均衡型社會目標體系，“現在還沒有到特別清晰的階段，人口均衡到底是講什麼問題，再讓我具體細化，我也不知道。”張車偉坦承。

　　從理論到現實，種種跡象表明，我國人口均衡型社會建設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許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然而，在“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這個目標的指導下，2030的中國未來人口圖景將不會是一個色調灰暗的走向。

　　未來仍可期待。這正如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説：“當代的中國人口發展不僅背負著過去的歷史之重,也開啟著未來的歷史之門。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重要的不是我們走得有多快，而是選對了道路，邁出了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