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半數受訪者曾遭遇就業歧視

　　“在我們問卷調查的2000多人中，有1020位受訪者曾經在應聘過程中受到各種歧視。”7月26日下午，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研究員劉小楠博士告訴記者，通過對全國6個城市11所高校的畢業生作問卷調查，他們發現，目前我國就業領域所存在的各種歧視現象令人擔憂。

　　劉小楠説，該調查是通過委託調查員進入各個大學畢業生宿舍進行的“入室調查”。調查共發放問卷2200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2086份，“接受調查對象，主要是研三、大四的畢業生，被調查對象的男女比例接近”。

　　據悉，被調查的大學為北京師範大學、對外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南開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四川大學等11所高校。

　　96.55%被訪者認為存在就業歧視

　　劉小楠透露，1887位被訪者回答了有關“在應聘過程中是否遭受過歧視”的問題，有1020人明確表示曾遭受過歧視，佔答題者總數的54.05%。其中受1 次歧視的有402人，佔21.30%；受到2次歧視的有260人，佔13.78%；受到3次歧視的有118人，佔6.25%；受到4至6次歧視的有118 人，佔6.25%；受到7至10次歧視的有66人，佔3.50%；受到10次以上歧視的有56人，佔2.97%。

　　“認為不存在就業歧視的被訪者只佔3.45%。”劉小楠表示，此次調查中，認為就業歧視程度很嚴重的被訪者佔樣本總數的11.31%，認為就業歧視程度嚴重的佔 33.54%。認為就業歧視程度一般的佔45.92%，認為較輕微的佔5.78%，累計認為存在就業歧視者佔到96.55%。

　　60.70%的被訪者認為企業有歧視

　　“誰在歧視？哪種類型的招聘單位歧視比較嚴重？”劉小楠説，通過調查發現，企業的就業歧視情況最為嚴重，60.70%的畢業生遭遇的就業歧視來自企業。“我們也發現，不同性質的企業，歧視程度也有所不同。國有企業佔48.54%；民營企業佔42.12%；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所有的單位中歧視相對較輕，分別是 22.55%和21.28%。”

　　“這是否和被調查者應聘國企的比例較大有關呢？”劉小楠告訴記者，有這個可能，畢竟國企福利待遇較好，受高校畢業生歡迎，在設置問卷時沒有設置“你曾應聘哪些單位”的項目。

　　性別、戶籍、身高、長相等歧視比重大

　　“68.98% 的用人單位對高校畢業生求職者的性別有明確要求，這項歧視主要針對女性。”劉小楠解釋説，43.27%的高校畢業生被訪者遇到用人單位明確要求是男性，6.16%的高校畢業生被訪者遇到用人單位明確要求性別為女性，而這種要求背後最主要的考慮是——用人單位考慮到女性在生育期間可能給單位增加經營成本。

　　劉小楠透露，調查中還發現，戶籍地域、身高、長相、未婚或生育方面、非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等要求，也是用人單位對高校畢業生求職者的明顯歧視。

　　“用人單位對於應聘高校畢業生具體身高要求，一般是女性160厘米以上，男性170厘米以上。”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表示，之所以認為這些因素都是歧視，是因為身高等因素和工作能力本身無關，並不是基於職業本身的需要而設立的標準。

　　年齡要求，在調查報告中也視為一種就業歧視。“青春飯會給每個人帶來損害，會造成大量的人力資源浪費。”蔡定劍告訴記者，青春飯讓“空姐”只能幹到30歲左右，而實際上，大齡“空嫂”也一樣能勝任工作，“當然，這背後也有深刻的文化因素”。

　　70.45%被訪者認同“供過於求”導致歧視

　　調查顯示：大學生被訪者比較認同的就業歧視産生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用人單位效益優先考慮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在有效個案中所佔比重分別達到了70.45%、57.05%和43.20%。

　　“勞動力過剩並不是就業歧視産生的原因，可見當前大學生們對就業歧視産生的原因認識比較模糊。”蔡定劍和劉小楠都認為，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不該僅僅考慮用人成本，應儘量給所有的應聘者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不能僅僅依據性別、身高等就將應聘者拒之門外”。

　　“我們期待將來能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來界定就業歧視，來保護勞動者平等就業的權利。”蔡定劍表示，將來即便有了立法，訴訟也不是解決就業歧視爭端的主要途徑，而應該寄希望於“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類的獨立第三方調解機構等。“期待更多的人來關注反就業歧視。”蔡定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