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缺乏創造力 問題出在哪兒?

　　首席評論

　　面對內地高校科研評價體系的量化傾向，教師在涉及個人發展的科研與無關自身利益的教學時，如何權重？高校教師晉陞關鍵靠數論文，教學成果指標上無從體現，有效激勵從何談起？此即前文卓院士所指“急功近利”之弊，對學生的評價，也如出一轍。連清華大學校長均以學生論文統計數量説明本校的教育能力，而非統計一下科研轉化成果，直至對科技生産力的貢獻，難怪汲汲無名的高校不少教師一年能發表數十篇SCI論文之類的新聞衛星能頻頻上天了。

　　第六屆世界華人論壇26日在廣州開幕，諸位科技界人士對中國當下的科教問題發表了看法。數學家丘成桐認為國家能培養出自己的一流學生要遠比引進“海歸”更重要，批評中國高校的本科生的教育沒有搞好，是十年來中國教育的一大毛病，名教授偏重科研，“不重本科生的教導”。而美國兩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海外院士卓以和則針對科研和一流學生培養方面的評審制度，指出在科研和學術評價中，傳統的論資排輩風氣、偏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量化要求、急功近利等傾向應予糾正。（7月27日《羊城晚報》）

　　二位科學家意有所指，所言非虛。一般的看法，中國大陸高校培養的本科生，專業基礎知識（至少從卷面成績來看）比較紮實，但一旦進入研究生及其後續研究階段，往往難以在科研上再續輝煌。原因何在？在於科研需要創新，而我們的本科教育對此雖高呼“重視”，卻成效不高。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或許提供了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有效經驗，他認為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缺乏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學科的廣度；第二，就是對於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前者要求通識教育的到位，後者要求思維定勢的打破，無疑，這兩者是學生創新能力持續發展的基礎。

　　中國內地高校的本科通識教育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將進行通識教育等同於選修課比例的擴大，顯然走錯了路。哈佛大學本科教育有三個核心部分：學徒般的專業鑽研、廣泛的興趣探索和一般的通識“看世界”成為其本科教育的明確要求。與哈佛相似，北美名校多將通識教育課程列為必修。

　　創新的培養，根據牛津大學的經驗，是“讓學生彼此學習，通過學生之間的對話和碰撞來增加學校的廣度，從而使得我們學生的主體，我們的教職員工的主體能夠不斷地多元化”，學生之間沒有權威，這將有效地打破思維定勢，包容雖然幼稚卻有價值的思想火花。當然，學生彼此的學習，還需名師的點撥，這又回到了教師對學生的有效“教導”上了。

　　面對內地高校科研評價體系的量化傾向，教師在涉及個人發展的科研與無關自身利益的教學時，如何權重？高校教師晉陞關鍵靠數論文，教學成果指標上無從體現，有效激勵從何談起？況且現在各校流行的讓學生打分的評教制度，削弱教學主導性同時發出了錯誤信號———給高分，迎合大多數學生的老師才是好老師。尤其在文科教學領域，大學精神進一步受損。

　　此即前文卓院士所指“急功近利”之弊，不僅反映在教師的科研量化體系上，對學生的評價，也如出一轍。前不久召開的第四屆中外校長論壇上，清華大學校長如數家珍：“清華目前以研究生為第一作者，發表了SI論文佔全校的論文60%以上”，以論文統計直接説明本校的教育能力，奈何不直接統計一下科研轉化成果，直至對科技生産力的貢獻？中國頂級名校的掌門人都是這種思路，難怪汲汲無名的高校不少教師一年能發表數十篇SCI論文之類的新聞衛星能頻頻上天了。

　　我們的高校本科生的培養目標到底該側重什麼？耶魯校長萊文認為，更為重要的就是學生接受、吸收新的知識的能力，並用這些知識重新評估我們所取得的一些已有的結論來得出新的結論。1928年著名的耶魯大學報告，提出了“頭腦的紀律和頭腦的傢具”之説：專業知識就像腦袋裏面裝進的傢具，在迅速變革的世界當中，從長遠來講並沒有太多的價值；學生成功需要的是頭腦的紀律或者説思考的框架，讓他們適應變化的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他們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需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主動進行立論、辯論或者對於自己的論點進行修正。一言以蔽之，就是創新的能力。如何培養創新能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故去的陳寅恪老先生，言猶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