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竊是知識分子的“原罪”？

楊雪冬

　　中國需要一個相互包容、有勇氣反思的知識群體,而非一個睚眥必報、推卸責任的群體。這樣,我們才能共同清理掉歷史留給每個人的“原罪”,走得更加輕鬆些,坦然些。

　　最近,兩位名教授的博士學位論文“剽竊”案以及“打工皇帝”唐駿的“博士文憑門”,再次把人們的關注點吸引到社會成功人士,尤其是所謂“知識精英”的道德標準上。儘管捲入其中的各方都有自己的説辭、堅定的擁躉,但似乎沒有人願意檢討一下這些典型案例所反映出的當代中國知識界在知識生産過程中的尷尬境地。

　　和許多後髮型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糾結于本土化知識和西方化知識之間。一方面,他們承擔著本民族精神文化産品的生産和傳承責任；另一方面,在一個西方主導的全球知識體系中,他們又扮演著從西方知識體系中“舶來”觀念、方法乃至觀點的角色。而在許多情況下,這兩種身份是不平衡的,後者往往壓倒了前者。許多知識分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介紹和傳播西方精神文化産品上,這不僅混淆了國內知識界對於學術成就的判斷標準,也為盲目崇拜西方的社會心態提供了支撐。

　　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末讀大學期間,許多老師在鼓勵我們投身學術的時候,總忘不了叮囑一句:一定要學好外語。的確,那是整個民族和社會如饑似渴學習西方知識的時代,作為學者,尤其承擔著引入和介紹西方新知識、新方法、新觀念的責任,換言之,是一種思想啟蒙而非知識生産的責任。在社會科學界,那些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多是其中的領先者。以至於校園裏流行著這樣的話:一流教授抄國外。這話雖有些戲謔,但也説明了介紹國外學術成果是當時知識界或學術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加上沒有知識産權觀念,缺乏西方式的學術註釋規範,許多成果都不免有些“剽竊”痕跡。這雖然是個別學者的品德問題,但更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曾經的共同經歷。因為,那個時代賦予知識分子的任務,以及他們對自我的定位,首先是思想啟蒙,而後才是原創性的知識生産。

　　毫無疑問,中國30多年的改革發展,離不開這樣的思想啟蒙。新知識、新觀點、新方法的引入,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活躍、觀念多元。啟蒙成了改革共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簡單地用所謂的學術規範來裁定這些具有啟蒙功能的學術産品,那就很容易將中國30多年的學術發展史割裂開來,也會破壞掉中國學術界在改革中形成的學術共識。

　　今天的中國,依然需要啟蒙,但更需要原創性本土知識的生産。因為我們不僅需要認識外面的世界,更需要認清我們自己。原創性本土知識的生産,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用符合學術規律的方法、手段來研究本土問題和世界問題,為人類知識的積累貢獻自己的視角。原創性體現為不模倣、不抄襲,本土性體現為本土學者自主性的增強。原創性本土知識的生産有助於我們擺脫對西方參照係的過度依賴,能夠在比較過程中認識外部世界和自我,更能夠幫助中國的知識群體樹立起信心,增強學術自主性和創造性,從而為消除盲目迷信西方提供知識上的支持。

　　歷史總是在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中前進的。當社會對於學術界提出新的衡量標準的時候,重要的不是去否認歷史,而是要正視歷史,要有承認錯誤、而非認輸的勇氣。所謂“知恥者近乎勇”。如果連知識分子都不敢正視歷史,那麼又有什麼資格去批判這個社會,去充當社會的良心?

　　然而,這不僅是個人的歷史,而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歷史。當代際分化從社會蔓延到知識界的時候,更需要每一代知識分子認真地面對共同的歷史。對於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説,他們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每一個個體都無法擺脫他所處的時代。對於新一代知識分子來説,無論是否承認,都不同程度上承續了上一代的衣缽。除了要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外,更要心存對前一代人的感恩和理解,因為今天所走的道路來自前一代人的披荊斬棘。

　　中國需要一個相互包容、有勇氣反思的知識群體,而非一個睚眥必報、推卸責任的群體。這樣,我們才能共同清理掉歷史留給每個人的“原罪”,走得更加輕鬆些,坦然些。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