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山寨幼兒園達1298所超過正規幼兒園

　　[提要] 數據顯示，在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收費低、沒有正式註冊的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數量超過全市註冊的1266所幼兒園。”　　張燕主張在目前各方面長遠的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必須著手解決現實問題，建立以社區為主的非正規學前教育。

　　數據顯示，在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收費低、沒有正式註冊的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數量超過全市註冊的1266所幼兒園。

　　“園方上來就問你是外地的還是北京的？外地的馬上就説滿了，誰讓咱娃不是北京人。”

　　張燕主張在目前各方面長遠的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必須著手解決現實問題，建立以社區為主的非正規學前教育。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農民工流動呈現“舉家遷徙”趨向，家庭化流動意味著年齡小的孩子大多跟在父母身邊，特別是像經營小攤商等職業較便於照顧孩子，導致了近年來城市流動學齡前兒童不斷增加的趨勢。

　　進入北京的農民工除了集中于加工製造工廠、建築工地外，較為密集的務工場所還有一些綜合市場。近日記者走進幾個農民工較為集中的場所，進行了北京流動兒童學前教育的調查採訪。

　　“我是北京人”

　　在桃紅柳綠的什剎海西邊不遠處，掩映在一大片衚同其中的是一個擁有700多商戶的北京四環農貿市場，全部商戶均為外來人口。他們平均年齡30歲出頭，呈家庭式遷徙，孩子都在3~6歲之間。

　　這裡的商販活躍著北京市場經濟，豐富著周邊市民的菜籃子，他們普遍來京時間比較長，基本都租住在周邊的衚同裏。

　　平偉光來自內蒙古包頭，在這個市場賣鞋，租了相鄰兩個攤位，每個攤位月租金700元。他和自己的妻子輪流上貨看攤。每天工作12個小時。“平時根本沒有時間照看孩子，即使想把孩子送到幼兒園也沒法接送。”

　　32歲的黃傳芝是河南人，到北京打工已經10年，做服裝生意。她最大的夢想是讓自己的女兒朱羽含考上大學，成為城裏人。朱羽含很有語言天賦，學外語學方言都特別快。家長想讓她當翻譯。

　　“等到了入學年齡，我要她去上公辦小學，北京的小學教育會比較全面，然後初中讓她回老家上，北京不讓參加高考，孩子回老家考，一定得供出來。”黃傳芝算起教育賬來毫不含糊。生活的磨礪已經讓他們適應了戶籍帶來的種種不便，無力改變的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去適應。可是在孩子們的心裏卻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溝壑。

　　六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專家張燕和她的學生在這個農貿市場組建了四環遊戲小組，進行非正規學前教育的探索，面向的教育對像是這個市場的流動兒童。教室設在市場的一個倉庫裏，教學內容主要包括主題教育、戶外遊戲、做操和閱讀等。除了進行幼兒教育，老師們還特別注重與孩子家長的溝通，定期召開家長會，並分發一些教育理念的宣傳單，培養家長的教育意識。在一張宣傳單上，記者看到裏面既有關於外來務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新聞，也有一些教育理念的小知識和小遊戲。

　　四環小組的志願者呂萍在做遊戲的時候問這些孩子是哪人？剪著一頭短髮，個子高高的楊倩驕傲地大聲説：“我是北京人。”其他孩子聽她這樣説，紛紛解釋：“不是，老師説的是老家。”“問你從哪來的，不是你住的地方。”

　　對於這些孩子，“從哪來”和“住在哪”是分得十分清楚的，楊倩依然堅持説：“我就是北京人，我媽媽説我就是這裡出生的。”其他孩子開始急了，“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是北京人。”

　　楊倩的媽媽説無論誰問，她都回答自己是北京人。家長的一系列生活細節讓“北京人“三個字在這些孩子心中有了特殊的意義，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可以化解很多煩惱。

　　在北京做小生意的徐州人朱希彪也為戶籍煩惱，在他做生意的時候，他6歲的孩子就在一張椅子上寫作業，很多人認為他的孩子智力超常，因為這個孩子很小就會玩魔方，而且算數特別快。讓朱希彪鬧心的是，這樣好的孩子上不了幼兒園。“園方上來就問你是外地的還是北京的？外地的馬上就説滿了，誰讓咱娃不是北京人。”

　　“山寨園”佔據幼教半壁江山

　　夫妻雙方經營一到幾個攤位，一個人淩晨4點去上貨，一個人看攤，兩人輪流休息，就是一些外來個體商戶的日常典型生活圖景──他們無暇照管孩子。

　　外來務工人員中的一些人看到了這種需求，開始開辦一些“幼兒園”，這些幼兒園普遍設施簡單，沒經過正規註冊。在記者走訪的農民工心中，送孩子去這類幼兒園是無奈的選擇。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完善學前教育體制”專題調研組首次通過官方渠道發佈非正規托幼機構的數據，並將非正規托幼機構冠以時下流行的“山寨”一詞。數據顯示，在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收費低、沒有正式註冊的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數量超過全市註冊的1266所幼兒園。

　　這表明“山寨幼兒園”已然佔據了幼兒教育供給的半壁江山，成為幼教事業發展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山寨幼兒園是指在現行教育體制之外，由民間興辦、以低端人群特別是農民工學齡前子女為主要收托對象的多種類型的托幼機構。山寨園規模普遍較小；從地域分佈和生源對象來看，山寨幼兒園多分佈在大城市的城鄉交界處，主要招收聚居在這裡的外來農民工學前子女，也被稱為“打工子弟幼兒園”、“農民工幼兒園”，屬現有教育體制之外的辦園類型。

　　在張燕看來，這是市場需求誕生出的新生力量，應該加以規範和扶持，而不是打壓。“我們舊有的觀念裏，公立的就是好的，私立的就是趨利的、不好的。這是錯誤的觀念。”

　　這位有著30多年學前教育研究經歷的老教授憤憤地認為：“公立幼兒園現在都已經權貴化，城裏人有錢都上不去，何況這些弱勢群體？”

　　幼教發展必須突破體制障礙

　　“她爸爸每天晚上收完攤還給我一個可以和孩子一起進步的任務，那便是必須每天晚上給瀟雨講故事，看著孩子的進步，我也漸漸的學著她爸那樂此不疲的精神勁，永遠分享孩子在聽故事細節時的開心與失落，一起學習，一起進步！這就是我們一家三口永不褪變的精神……”

　　這是流動兒童郭瀟雨的媽媽寫的親子日記，記者通過閱讀這些出自家長之手的日記，發現實際上外來務工人員對孩子有著比較高的成才預期。在多數家長眼裏，為了孩子的成才，“砸鍋賣鐵也值得”。對於這些在北京已經打拼了10年左右的外來人口來説，不僅經濟壓力是阻礙他們孩子進行學前教育的障礙，他們需要突破的還有別的障礙。

　　在一些農貿市場裏，一位賣高檔水果的商販年收入可以達到十幾萬，“一個月1000元學費，雖然是筆負擔，但我願意掏，只要能上好幼兒園。”一位商販對記者這樣説。但是很多時候他承認，很多問題不是能夠通過他的那些錢解決的。

　　和城裏孩子不同的是，這些孩子天性更樸實，更加活潑。張燕認為這是孩子成才的必要素質，得看怎麼加以教育。她主張在目前各方面長遠的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必須著手解決現實問題，建立以社區為主的非正規學前教育。雖然她的四環遊戲小組已經成立6年，卻遲遲沒有註冊。

　　“和我們類似的受家長歡迎的組織是社會的減壓閥，但面臨著註冊難和難以獲得資金支持的發展困境，迫切需要政策環境的開放寬鬆。政府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承認其價值，通過委託和‘購買服務’等方式扶持此類教育組織。幼兒教育發展務必突破體制障礙和劃一格局，讓這些孩子找尋到屬於自己的樂園！”在樸素的書櫃前，張燕目光炯炯地對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