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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成權力部門福利 政策傾斜令公益性漸失

發佈時間:2010年07月26日 05:57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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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4月18日,北京,望京新城幼兒園門口家長們排起長隊,為孩子入園報名。一幼兒搬著馬扎站在隊伍邊。資料圖片

  專題動機

  7月,“入園難”已成熱點問題。據説有一96歲老人,在北京昌平某公立幼兒園,為重孫子排隊報名,隊伍中還能見到竹椅、帳篷、行軍床等守夜用具。

  在7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要求,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入園難”問題。

  隨後,北京教委宣佈,未來3年,將投入15億元,新建公辦幼兒園將達118所。

  但是,這只是一個需求與供給的簡單問題嗎?在“入園難”背後,公眾提出更高層次的疑問。

  這些疑問包括,為什麼財政投入只集中在少數幾家公辦園?為什麼最好的公辦園裏都是“條子生”?為什麼優質教育資源向權貴傾斜?

  還有,當北京非戶籍人口的新生兒已超過戶籍人口時,有關部門為何不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為何有關部門要求刪去調研報告中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部分?

  還有,既然我國一直將學前教育定義為公益性,那麼為何無論是擁有財政資源的公辦園,還是自負盈虧的民辦園,都要求家長交付“昂貴”的捐資助學費(即贊助費)。

  有專家接受採訪時表示,“入園難”背後體現更多的是社會不公和托幼公益性的喪失。

  如果再循著時間之流,向上追溯,或許能看清問題的全貌。

  1979年,我國托幼機構均由財政支持。進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國企改制,企業園、街道園、公辦園也紛紛改製成民辦園,並大量消失。財政則開始向少數公辦園傾斜。也正是在這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托幼的公益性在漸行漸遠。

  而縱觀國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日法德等發達國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將學前教育逐步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國家財政以各種形式予以支持。

  採訪中,有民辦園園長對記者説,在托幼方面,民間資金已為國家做了很大貢獻,如今國富民強之際,是該讓幼兒園回歸公益性了。

  本報記者採訪各類幼兒園園長、專家學者,從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力圖展示“托幼”公益性如何漸失;以及如何在硬體投入、教育用地、師資資源,出現資源分配不公;農民工子女入托如何被忽略;並介紹國外幼教模式以作他山之石。

  在發稿前的7月21日,新華社消息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近日考察北京等地的幼兒園,並強調,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學前教育是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

  這或許是“入園難”破題之根本。

  嬰兒潮加重“入園難”

  托幼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國家財政只向少數公辦園傾斜,有專家表示入園難背後是教育不公平的體現,應用制度保證托幼的公益性

  范佩芬,崇文第三幼兒園的園長,對她來説,忍受焦慮和委屈,幾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態。

  如今,她害怕接電話,有太多領導、親戚和熟人找她,軟磨硬泡:讓我的孩子入園吧。她每次總要解釋得口乾舌燥,卻很難落下一句好。

  太多的人覺得她“不夠意思”,甚至還有個家長在電話裏罵她,“説些不三不四的話”。

  “我只能説對不起。”范佩芬説,對方聽了也感覺不好意思,回她道,“你別給我説對不起,這只能是政府動腦筋解決的問題。”

  在北京,這個問題已經家喻戶曉,那就是入園難。

  如果你沒有足夠硬的關係,也沒有足夠多的錢,那麼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兒園,並給孩子報名。

  也不是所有幼兒園都能接受提前報名。那就需要父母時時留心幼兒園的“風吹草動”,一旦舉行諮詢日,就須擠在園門口,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長時間的隊,以求范佩芬這樣的園長“行行好”,收下你的孩子。

  但很顯然,范佩芬和她的同行們並不是不想“行好”,而是現實過於殘酷。

  據資料顯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兒有41.575萬人。他們將從2010年開始陸續地進入幼兒園。

  而從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兒園的在園人數來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兒園學位數約為24.8萬人。

  這意味著,北京的幼兒園學位缺口,約為17萬名。

  被“忽略”的生育高峰

  北京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占54%,已超戶籍人口;專家稱政府應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

  北京正在經歷一場“幼兒”人口高峰。

  統計資料顯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達到16.1萬人,比2006年增長25%,創下20年來的最高紀錄。

  人們簡單地把2007年的生育高峰解釋為,父母們想在豬年生個“金豬寶寶”,隨後又把2008年的生育高峰理解為“奧運寶寶”。

  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認為,那樣的理解過於簡單。

  她説,其實人口增長是有規律可循,我國大約每隔25年會有一次增長高峰。上個增長高峰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也出現了“入托難”。

  著名學前教育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也曾出現了“入托難”的問題。

  一位被家長纏得心煩意亂的公辦幼兒園園長,接受採訪時説,政府在學前教育規劃方面應密切注意中國的人口增長規律。

  今年5月,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課題組做了一份調查研究———關於海淀區學前教育的供給與需求。他們發現海淀從2004年起就已進入人口增長的快速通道。

  2004年,海淀戶籍新生兒為9956人,而前一年的新生兒人數只有5858人,增長了近1倍。隨後幾年,新生兒數量一直在大幅增加。到2008年,新生兒為17558人,自然增長率達到千分之8.3。

  一位參與調研的專家説,這説明生育高峰完全有跡可循。同時他還指出,有關部門對北京外來人口的生育高峰重視不夠。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地人來北京發展經濟。截至2008年底,海淀區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3:4。

  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北京生兒育女。統計顯示,北京市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占54%,已超過戶籍人口所佔的46%。

  “北京學前教育發展的總體規劃”這樣解釋:現有的學前教育資源原則上是可以滿足戶籍出生人口的入園需求。但是,隨著首都經濟的快速發展,外來人口不斷流入而且難以預測,使本來就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出現短缺。

  目前,各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客觀上對制定科學合理的學前教育發展規劃造成了一定困難,現有幼兒園學位無法滿足所有在京兒童的入園需求。在北京,朝陽、海淀、豐臺、昌平、順義、大興、通州等區的壓力特別突出。

  但也有事實表明,北京有些地方在規劃學前教育時,並未將外來人口子女納入計劃。

  幾個月前,北京某專家曾對北京某區的學前教育進行調研。但報告遞上去後,該區有關部門要求,課題組將報告中關於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部分刪去。

  該專家説,“這説明政府還不重視北京的外來人口學前教育。”

  匆忙“社會化”,幼兒園銳減

  因企業改制,很多“企業園”被推向社會並消失,1992年—2002年,全國幼兒園銳減35.3%

  金曉銘是松榆東裏幼兒園的執行園長,她發現幼兒園是越來越擠。“來個新學生,我們就喊大家"擠個地兒"。到了2003年,我們發現實在擠不下了。”

  當北京的出生人口因為各種因素在直線飆升時,幼兒園的數量則在一路減少。

  公開數據顯示,1990年,北京市共有託兒所和幼兒園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不只是在北京,全國幼兒園數量都在減少。1992年全國有幼兒園17.25萬所,到2002年只剩下11.18萬所,銳減35.3%。

  對我國幼兒園數量産生直接影響的是在1995年,當時七部委發佈《關於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提出“鼓勵企業幼兒園向社會開放……推進幼兒教育逐步走向社會化。”

  在此前,我國的幼兒園均為公有幼兒園,主要由教育部門辦園和其他部門辦園。

  所謂的其他部門,即指機關、事業單位、部隊、廠礦、學校和國有企業等。而此後,國有企業的幼兒園開始和企業剝離。

  據金曉銘回憶,伴隨著國企改制等大趨勢,2000年前後,北京大批撤並幼兒園。那一年,金曉銘所在的北京內燃機幼兒園脫離原單位,金被買斷工齡,繼續在園內幹。

  而其他附近的幼兒園,則大多不復存在。

  “當時把房子租出去搞商業,比開園賺錢,也是不少幼兒園停辦的原因。”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説。

  雖然在1997年,國家又出臺文件,規定“在社會服務體系尚不配套的地區,主辦單位不能將幼兒園一步推向社會。”

  但由中央教科所的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調研發現,由於企事業單位自身改革的負擔,多數企事業單位無論條件是否成熟,就把幼兒園推向社會。

  最後導致大批幼兒園因經營不善等原因而紛紛關閉。

  “市場化”讓公益性消失

  2003年幼兒教育改革提出以社會力量辦園為主,財政傾斜于少數公辦園,許多幼兒享受不到國家福利

  當國企改制在日益深入,中國的學前教育也朝著市場化的方向一路前行。

  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和2003年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都隱約描繪出幼兒園今後的市場化發展軌跡。

  而與此同時,國際上美日法德等國家的學前教育正朝著另一方向發展。他們將學前教育作為整個教育的基礎,逐步納入義務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

  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在相關著作中表示,國際上,……每一種幼兒園,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每一種學前教育形式,無論是正規還是非正規,都能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財政性投入,每個進入學前教育體系的兒童都能得到政府完全的或部分的資助。

  中國的學前教育的發展方向則正好相反。

  2003年,十部委聯合下發《關於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要“以公辦園為骨幹和示範,以社會力量興辦為主體”。

  北京一位學前教育專家解釋説,其實這就意味,有限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只投向部分公辦園,而大部分幼兒園要靠民間資金來投入。

  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有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佔全國幼兒園總數70%以上的非公辦園,基本上得不到國家和地方財政支持。從非公辦園在園人數推算,至少有將近40%的幼兒享受不到國家的這種社會福利。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學前教育的不公平性。”課題組專家在調研報告中這樣寫,在1989年之前,我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投入為主。之後,財政投入開始向公辦園傾斜,覆蓋面且日益減少。

  數據顯示,2008年北京只有145所公辦園可以享受財政投入。這意味著至少有百餘所公辦園無法享受財政投入。

  中央某部門幼兒園的負責人稱,他們園的經費沒有問題,來源不便透露。據知情者介紹,一些“優質園”收費“只是象徵性的”,頗為低廉,接受的多是“條子生”、部門領導的子女。

  北師大教授張燕發現,資源配置的不平等,源於政治地位的差別。“越是有權力的部門,他們的幼兒園也就越有錢、越好。”

  學前教育課題組一位專家表示,我國所有相關政策都明確“公益性是學前教育的基本特性”。但從現實來看這“公益性”正在消失。

  靠政府還是靠市場?

  上海教委副主任尹後慶曾表示公益性是解決入園難的根本,並需要用制度加以保證,而非簡單的加大投入

  雖然學前教育要“以社會力量興辦為主體”,但現實情況是,民辦幼兒園的發展不容樂觀。

  育強幼兒園的董事長李大軍如今有些後悔,將資金投在托幼領域。高門檻、難獲財政性支持、待遇不公平等問題深深困擾著他。

  他説,辦幼兒園雖然可免營業稅,但必須租用教委的教育設施,每年須交46萬國有資産佔有費。

  “而且産權歸屬不清晰,”李大軍説,這也使得他不敢在現有基礎上追加投資。

  很多民辦園園長反映,因待遇不公,民辦園發展不快。目前,北京合法註冊的1253所幼兒園中,只有409所為民辦幼兒園。

  而北京所有的合法註冊幼兒園都無法滿足龐大的托幼市場,尤其是在城鄉接合部,還有大批農民工子女需要入園。

  於是北京出現大量未註冊的黑幼兒園,截至2009年數量達1299家,已超過合法的幼兒園。它們大多分佈在城郊,租用村民簡陋的院樓。

  政府面對它,陷入兩難境地。輕率的關閉,將致使大量農民工子女無處入園;完全不整治,不規範運作又暗藏著許多安全隱患。

  張燕認為,對黑園既不能關也不能不管,而應予以扶持,幫助其合乎規範。

  今年,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門決定投入6000萬元改擴建30所幼兒園,增加學位近2萬。

  但面臨17萬個學位缺口,這些投入顯得杯水車薪。

  北京學前教育網的在線調查顯示,超過92%家長贊同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

  而張燕認為,學前教育完全由國家買單,在短時間內無法實現。“因為義務教育的欠賬還沒還完。”

  張燕建議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應向西方學習,扶植非正規教育在幼教中的作用,並表示,如果政府還是漠視外來人口的教育公平,就不可能解決“入托難”。”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後慶接受採訪時也曾表示這樣的觀點:公益性是解決入園難的根本。

  他認為,發展學前教育是家庭和社會的共同要求,應將其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能力強的地方政府可以舉辦更多的公辦幼兒園,能力稍弱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鼓勵民間辦幼兒園,政府給予不同水平的補償。

  有專家表示,這就需要政府用政策制度和體制設計,來確立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與非競爭性。而不是簡單的加大投入。

  專題統籌/本報記者 閭宏 孔璞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孫旭陽 孔璞 朱柳笛 實習生 武驛昕 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