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學歷造假形成龐大産業 官員熱衷混文憑

　　韓朝

　　7月8日，互動百科網評審部的負責人孔妍妍如以往一樣一一審閱著用戶重新提交的新版本的內容。

　　但從中午開始，一個現象引起了她的注意。在眾多提交的新版本的內容中，有關“人物”的修訂量明顯增多，尤其是對於學歷的修改，相對於以往的增量，單是8日一天，就增加了70%~80%。此異常也引起了其他部門的關注，連公關部負責人李咏梅也來到評審部詢問此事。

　　這一日是“唐駿學歷門”事件爆發的第三日。“唐駿事件産生了集中效應，修改學歷的人心虛了，必是怕再在這樣的事上栽跟頭。”李咏梅推測道。

　　唐駿事件背後的嚴峻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學歷的偽造早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産業，在一次次的打擊之下，該産業的技術手段也正在不斷地“與時俱進”。

　　8日後，“人物”的修訂量仍在持續增加。

　　假學歷亂象

　　對中國假文憑的氾濫程度，從街頭的“辦證”廣告的數量即可窺見一斑。

　　對於中國假學歷的數量，目前並無權威的統計數字。不過，一組數據和案例頗有意思。

　　一個是來自安徽省證書驗證中心，從2001年9月成立到2005年，該中心共受理11858份學歷文憑驗證，發現假學歷2736份，國家不承認學歷468份，兩項相加佔總數的1/4強。

　　另一個數據則是，從2002年到2006年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共接受社會各界高等教育學歷認證109141份，其中查處的“問題學歷”約佔查詢總量的9.9%。

　　從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曾經組織一次整治官員假學歷的嚴打風暴。在全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縣處級以上幹部和中管企業領導人員共67萬多人的學歷、學位中發現了15000多例誤填、錯填或虛填、假填。

　　官員熱衷混文憑的目的很簡單：升遷。

　　被廣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員胡長清學歷造假事件。據報道，胡長清在位時，託人在北京中關村大街上胡亂買了一個法學學士文憑，從此即開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對這樣的公開造假行為，在胡長清擔任江西省領導時，卻從來沒有人公開提出過質疑。

　　“這都是面上的問題，老鼠稱王，肯定是貓出了問題，中國人自上而下，骨子裏都還延續著幾千年等級制的思維模式和做法，而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唯文憑論，正是在這種土壤下滋生的一种太普通不過的現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表示。

　　2萬元即可辦理

　　要找到辦文憑的代理人並不難，在百度敲入“代理文憑”字樣便出現90多萬個相關網頁，記者很容易聯絡到一名自稱“專業辦理國內外文憑、教育部學歷學位認證書、留學回國證明”的專業人士Q先生。

　　按照Q先生的説法，若記者辦理一張美國大學的文憑並要取得相關所有證明的認證，全套需2萬元(當然不分地方和學校)，按照“行規”，記者需“先把個人資料發過來，同時預付30%的定金，他們辦理好後給記者看貨確認再付餘款”，時間需4個月左右。

　　至於原因，Q先生表示，此次為記者辦理的文憑是可以在相關機構查詢驗證的，是屬於高倣的。Q先生明確表示，該證書在美國大學的驗證證明無法做到，但在國內的驗證體系完全沒問題。“國內用人單位都是通過查詢教育部所屬的一些認證體系來分辨您國外學歷的真偽。”

　　至於記者的“高倣證”能夠通過認證的原因，Q先生表示，他們是通過一些內部關係辦理這些事宜。

　　而目前，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可通過相關系統的驗證，那就是利用黑客手段直接入侵教育部門和高校的正規網站，按照個人和教育培訓機構提供的信息數據，在網站後臺數據庫添加不存在的學歷和證書信息。曾有犯罪嫌疑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先後攻擊“陜西招生考試信息網”、“江南大學網絡教育學院”等網站，向網站數據庫添加公共英語三級、計算機二級、自考等各類信息2200余條，每條提成20~80元不等，共獲利10余萬元。

　　而在整個鏈條上，也基本是“群體”合作。

　　較為普通的一般分為三個等級，老闆、中間人和直接與客戶交易的聯絡人均單線聯絡，互不認識。

　　對於該公司的規模以及情況，Q先生表示無法告知，“但2萬元已經是超低價了，即便是團購也只能是這個價格，現在生意並不好做。一單生意層層分錢，分到每個人的手裏並沒有多少。”

　　至於記者的“學歷證”，Q先生表示在15周後可以拿到。

　　“野雞大學”滲透

　　當然這只是獲得“假學歷”的其中一種方式。按照中國假學歷的説法，一是“真的假文憑”，即辦假證的；二是“假的真文憑”，也就是文憑注水，而“野雞大學”顯然屬於後者。

　　就在今年高考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曾以美國一所大學在國內代理人的身份與湖北武漢的一家仲介服務機構取得聯絡，該公司一名姓何的經理表示，公司與國內很多高校都有合作，國內外的價格均差不多，海南的生源要高一些，代理招生成功的話，一個學生一般收5000元，甚至上萬元。而2009年，代理招生的價格在1500~2500元不等。

　　記者要做的就是將美國的大學招生簡章發于他即可，整個過程，對於記者代理的是哪所大學，他並不過問。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美國一些“野雞大學”前幾年就大搖大擺地進軍中國。一些“野雞大學”還推出種種招生“優惠”：不用來美讀書，通過中文教學就可拿到美國學位。據調查，由“野雞大學”頒發的學位不在少數，尤其是MBA學位最吃香，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重災區”。

　　不過，國內一些“野雞大學”的代理人也隨處可見。

　　就在高考當日，記者去了北京幾個考點，在校外等候的人群中，除了家長外，還有一撥人，他們拿的是海外求學的徵詢表，徵詢的主要問題是，家庭收入情況以及對專業的了解程度，記者也是被詢問者之一，最為關鍵的是要留下聯絡方式。就在記者做完徵詢之後，就接到對方的電話，先是了解孩子考試情況，隨後，就向記者推薦一些不知名的大學。

　　“國內‘野雞大學’的招生一般分兩種，一種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在教育系統裏並且有一定關係的，另外就是和教育系統毫無關係，我曾辦理過的一個案子的被告就是賬戶上只有2000元的公司負責人。”曾辦理過“野雞大學”官司的教育界律師田坤告訴記者。

　　唯學歷論的土壤

　　在與Q先生聊天的過程中，對於屢次“越位”的諮詢，他並不是沒有懷疑記者的身份，記者最終以一個“兩區合併，競爭壓力大，為進一步在單位的評價體系中有足夠的資本得以提升，才出此下策。當然，有個外國文憑在手，而且還是美國的，身價上自然是與眾不同”的理由讓其信服，畢竟，這是當下使用假學歷的一種較為普遍的心態，即，普通百姓買假證是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員熱衷混文憑的目的是升遷。

　　一名ID為“人民公僕一員”的網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他們那裏國稅局一名何姓正科級幹部，在職前的文化程度是小學畢業。1963年出生的他，沒參加過任何成教或自考進修，但到了1999年，他的學歷居然搖身變成了“XX財經大學”本科，於是“很自然地升為正科長”。

　　眾所週知，現在國有企業評職稱，已經不僅是看工齡長短了，有時候不達到什麼學歷就不能提拔為什麼層次的幹部，什麼級別的幹部學歷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有些地方提拔廳局官員要求有碩士學位。”長期關注假文憑現象的顧海兵認為，這種幹部任用標準使一些人“不得不去造假”，“用人單位也一樣，門檻就擺在那兒，是有文憑、有工作經驗。”

　　北京一家IT企業的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現在公司每年要招多少大學生也是一個任務指標。

　　“不會有多少人去追究職工學歷的真假，但是你必須得有那麼一張紙。”該負責人告訴記者。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

　　假文憑氾濫不要只打在造假者的身上

　　韓朝

　　第一財經日報：怎麼理解“假學歷”亂象的背後原因？

　　顧海兵：這背後是我們對等級制度的一種繼承。中國的歷史是經過數千年來專制制度一路走過來，典型的就是通過科舉制度來選人，實際上就是皇帝作為考官，這種歷史這麼悠久，我們骨子裏還是喜歡標準化，無論是過去的皇帝也好，現在的高官也罷，人們喜歡以他們的評價作為評價。而真正的選人標準並不是掌握在幾個高官手裏或是某些標準之中，而是掌握在這個崗位真正幹活的人的手中。

　　比如説，我們的高考用這麼標準的答案來選人，而把真正教學的教師、把培養人的人撇在選擇之外，多少年，都是用這種格式化的評價體系來選人。再擴展一下，就是所謂文憑選人。

　　一些發達國家總是有創造性的舉措，都是幹活的人去選擇，比如，你要申請哈佛大學，有專門的教授委員會，對所有的申請人一個個過篩子，若干教授發表對這個學生的評價，而不是靠一張文憑或者所謂高考狀元，所以，人是活的，紙上的東西是死的。

　　再比如，所有參加體育比賽的優秀的體育運動員，是怎麼出來的，是教練員選出來的，我們是文憑論英雄，北大的文憑就怎麼怎麼樣，北大的文憑就不能賣肉，這是非常荒謬的。

　　日報：學歷對於人們來説感覺還是很重要。

　　顧海兵：公務員考試，過去，大專文憑不讓考，據説大專學生鬧了一下，現在大專生可以考公務員了。直到今天，在一些領域還公開歧視沒有學歷的人。

　　現在是什麼事一講就是文憑。這個崗位必須是碩士，這個崗位必須是博士，這個崗位必須有工作經驗，憑什麼？不管有沒有工作經驗，有沒有文憑，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參與面試和筆試。盡可能給更多的人更多的機會。所以假文憑的事千萬別只打在造假者的身上。

　　大學的指標，80%的博士，90%的博士，你什麼意思？不是博士的，你要趕走啊，沒有博士的大學就有問題嗎？

　　可是沒學歷不等於沒文化，我曾經説過這樣的話，有文憑的人，至少20%名不副實，沒有學歷的人，至少20%是很有才華的，所以用文憑選人，至少會造成40%的損失。

　　日報：假文憑的氾濫如何解決？

　　顧海兵：要從根本上解決，需要很長時間，可能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出現，不過，一些發達國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就是選擇人才時，第一時間不需要説出你的學歷。如果知道你是北大的，這就具有天然的優勢，這是不公平的。

　　“野雞大學”：法律的“盲區”

　　韓朝

　　談起6年前代理過的兩起“野雞大學”官司的代理，田坤頗有些無奈，因為官司雖然贏了，但卻無法執行。

　　兩個案子的原告都是被騙學生，第一個起訴對像是一個沒有法人代表的公司，也就是説，這個“公司”連“野雞大學”都稱不上，也成不了被告，無奈之下，30多名受害學生不得不起訴招生的主要負責人，而負責人根本不露面。就是這樣一個公司，竟然可以在學費高達1.5萬到2萬元的情況下招生200多人。

　　“一般情況下，如果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合同法》的話，這樣的事在法院很難立案，一是被告不好找，關鍵是在這兩個法中，沒有和教育相關的內容，是一個法律空白。”不過，依據《刑法》中“詐騙罪”的相關規定，案子，法院還是受理，田坤也勝訴，但卻無法執行，因為該公司的賬戶上根本沒有錢，學生所交學費打到的是一私人賬戶，並非對公賬戶。

　　而第二個官司的情況和第一個比較類似，有所不同的是，該公司用北京一商業性大學聯合辦學的名義進行招生，但該大學卻成不了被告，最終，官司贏了，而該公司的賬戶上只有2000元。

　　“雖然，依據詐騙罪可以起訴，但在整體上，法律在教育領域的相關內容還是一個空白。即便有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2004年開始實施)和1996年的暫行規定，但這些只是規章，只能作為參考，並不成為法律的主要依據。”田坤表示。

　　讓田坤比較擔憂的是，目前國內的“野雞大學”滲透到了二級城市以及縣一級別，國外的“野雞大學”則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發展。

　　“如果法律繼續空白的話，自然是給‘野雞大學’迅速斂財的機會，同樣，也會有更多的學生和家長受騙上當。”田坤認為。

　　而在法律層面缺失的情況下，田坤認為，包括教育系統在內的管理部門要想辦法，去建立一個投訴的暢通渠道，讓全民參與。畢竟，孩子的青春不能因為社會管理體系的不完善而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