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家庭社會雙重壓力帶來惡性循環

　　對精神病及其患者缺乏正確認識

　　家庭社會雙重壓力帶來惡性循環

　　“我的鄰居家裏有暴力型的精神病人，我時刻擔心人身安全。政府部門包括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採取的辦法只能是出事後要精神病人的家人賠錢了事！”日前，羊城晚報報料熱線、QQ報料平臺接到一則市民的傾訴。精神病人康復後回歸社區，但身邊鄰居卻擔心其“肇事惹禍”，為何出現這種狀況？

　　記者調查發現，精神病康復者的管理存在不少盲區，社會、家庭並未提供更直接的幫助，以致精神病康復者不能更有效、更健康地融入社會。事實上，與精神病康復者共同生活不僅是所有市民的共同責任，要和諧相處也並不困難。只是人們似乎一直不知該如何與他們為鄰……

　　嘆息

　　“高鄰”舉止異常 誰都管他不住

　　廣州市民政部門數據顯示，廣州白雲區金沙洲的新社區，近九成居民是低收入者，其中精神病患及康復者有177人，佔社區人口的2%。“特殊人群”的聚集讓居民憂心忡忡。

　　提起社區裏的精神病患者，李姨顯得心有餘悸。“前年4月份，一名患有間歇性精神病人男子與母親佈置新居，從11樓陽臺拋下沙發、茶几等大件傢俬物件，導致樓下的花盆被砸爛，草皮也被砸毀。”當時，李姨和家人正從樓裏出來，發現該樓的一個電梯門也被男子用重物擊打損壞。

　　網民張先生的父親在揭陽老家買了套二手房，樓下有位患有間歇性精神病的獨居女士。今年5月底的一天深夜，該女士忽然拿著錘子把李先生家的防盜門給砸了。家人報警後，民警只是“照了幾張相片”，錄了口供，之後沒有進一步處理。張先生打算向政府部門反映，希望政府能管管這種事。

　　但是，不僅警察來了沒辦法處理，其他相關職能部門也深感“頭疼”。我國刑法有關於精神病人的免責條款，雖然同時規定應當“責令家屬或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但實際中很難做到。“總不能不讓他們出外吧？”

　　一提起精神病人，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送到精神病院去”。但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教授指出：“精神病人都住到醫院是不可能的，因為沒這麼多資源。”據了解，我國目前每1萬名普通人口只有不到2張精神病床位，全國精神病人有1600萬，廣東省則有120萬，僅依靠精神病院不能滿足需要。

　　“社會隔離對精神病人的康復最是不利。”賈福軍認為，“大量的精神病人要管好，就是在社區。”賈福軍認為，社區應當在對精神病人全面登記的基礎上進行個案管理，按照風險級別分類，重症精神病患者進醫院，相對穩定的則在社區，病情變化才重新回到個案管理系統中來。

　　但現實情況是，社區通常並不能對轄內的精神病人進行準確登記。廣州利康家屬資源中心社工曾仔細查閱廣州社區的精神病人登記名冊，結果發現很多“在冊病人”根本找不到人，甚至早已去世；而大量真正的病人卻“隱姓埋名”。賈福軍透露，有關方面一直打算建立全省統一的信息網絡，以推廣“醫院-社區一體化”的防治康復模式，但至今仍然“在逐步推進中”。

　　探因

　　缺乏基本常識 造成歧視隔膜

　　根據衛生部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精神病患者的檢出率約為千分之六。記者探訪了廣州市老城區裏的多個社區居委會了解到，海珠區濱江街濤景灣社區內登記的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為37名，比例為6%。；而常住人口約5000人左右的荔灣區華林街彩園社區在冊的患者人數為23人，比例不足5%。。也就是説，金沙洲這個聚集雙特困住戶的社區，精神病患者比例為普通社區的3.3倍。

　　據了解，很多家庭因為難以承受高昂、持續的治療費用而放棄治療，導致病人病情惡化、復發，這又給家庭帶來新的經濟和心理壓力。記者在廣州市利康家屬資源中心採訪精神病患者家屬時，他們一股腦地倒出苦水：市民李姨70多歲，2000元的工資養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兒和患糖尿病的老公，每月支出的治療費就得上千元。很多類似的家庭是典型的“老養殘”———老的有退休工資不屬於雙特困，補貼少，少的在家裏養病又遭鄰居的白眼和指點……

　　在一些市民的眼中，精神病人的形象就是瘋子，並且是“武瘋子”。其實真正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數據顯示，全國每年由精神病人實施的刑事犯罪案件數量只有1萬多起，佔刑事案件總數的比例很低，且多數由於缺乏適當的治療所致。“把他們管好，不讓他們犯病，就不會因病去肇事，精神病人肇事比正常人要可控得多”，賈福軍反復強調：精神病人在有暴力行為之前往往都有先兆，如失眠、發呆等，家屬或鄰居發現這些情況就要及時上報，這樣就能夠有效地防止其肇事。

　　廣州市殘聯下屬的廣州利康家屬資源中心主任徐馳告訴記者：“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對精神病及其患者缺乏常識。”伴隨常識的缺乏而來的是恐懼和歧視，這又造成社會與病人的隔膜，加重其病情，形成惡性循環。

　　精神病患者因為受歧視而找不到工作，又因為沒有工作而受到新的歧視———這不但來自外部環境，更來自家庭。徐馳介紹，很多精神病人完全依靠父母生活，給家庭帶來很大負擔，父母的斥責埋怨對病人來説是很大的刺激，可能這本身就是病因之一。家人的態度對病人影響很大，“所以説最大的歧視來自家庭”。徐馳發現，凡是康復情況好的病人，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家庭氛圍。然而，“很多家庭並非有意歧視，而是缺乏常識所致”。

　　探索

　　若能有份工作 或將和諧共處

　　今年以來，由於連續發生疑似精神病患者製造的暴力事件，國家已越來越重視精神病人的問題。

　　國家的重視需要落到實處，精神病患者究竟應由哪些部門管？廣州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精神病容易反復發作，必須長期用藥，花費不少。由於經濟和救治體系的原因，大部分病人未能得到治療，導致病情加重，部分精神病人走失流浪于街頭，他們無家可歸、無人認領、無姓無名，只能靠民政部門將其收容進醫院。

　　然而，民政部門的財力又十分有限，根本無法支付他們治病所需的鉅額醫藥費。加上近幾年精神病的患病率已呈上升趨勢，這無論對家庭還是社會都産生了不良影響。因此，民政、公安等部門雖有義務對精神病患者實施監管，但遠遠不夠，需要家庭、社會一起努力。

　　“在社區和家庭之外，還需要建立專門的精神病康復機構，精神病患者有了工作就能減少受到的歧視。”廣州利康家屬資源中心正在探索以專業的社工理念和手法解決相關問題。“精神衛生社工實際上很難立竿見影”，徐馳對此有深刻的體會。精神病人在患病後，往往會出現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興趣退化的“陰性”症狀(相對於發病嚴重時激動、暴躁的“陽性”症狀而言)，這時尤其需要社工主動理解他們的世界觀，幫助其參與一些簡單勞作、集體活動，為其營造沒有歧視的寬鬆環境，以恢復病人的能力和興趣，發掘自身潛力。徐馳認為，社工與醫生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醫生更多地關心病理；而社工則更為關注病人的個人成長。

　　在利康家屬資源中心，記者看到這裡的精神病人家長比想象中輕鬆許多———

　　“來這裡之後，兒子跟以前大不一樣！”蔡伯的兒子今年45歲，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來利康中心之前，蔡伯幾乎已喪失了對兒子的信心。現在兒子開始做一些簡單的手工勞動，每個月能拿到700多元工資，“他還知道跟人家‘攀比’，不想比別人差，生病也不請假。”

　　“我想結婚，想和正常人結婚。”蔡伯的兒子提出了這樣的願望。很多精神病人實際上有能力、也有願望與普通人一樣生活。(駱蘋 趙仲煒 熊程 郝黎 張丹娜 利雪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