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今天香港迎來了新一任特首梁振英，此前的兩位特首曾蔭權先生和董建華先生，不僅是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實踐者，同時他們也是帶領香港去迎接、面對各種挑戰的領導者。今天《面對面》就將專訪三位香港特首。

    作為新一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宣誓就職意味著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的走馬上任。此時，香港回歸祖國整整15個年頭。15年前，在同一個地點，香港會展中心，梁振英作為第一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員，也參加了宣誓就職儀式，但那時的香港民眾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表達出的猶豫與懷疑，至今仍讓他記憶猶新。

    記者：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認知上有感性細緻的深刻的影響，能不能講一兩個這樣的例子？

    梁振英：例子不少，我説一個吧，我去法制委員會的時候經常走基層聽民眾的意見，到了居民點，民眾提的意見就不完全是香港未來的自由、民主、人權、法制這些抽象的問題，大家很關心香港的港幣的問題，就説梁先生你説了這麼多，基本法草案裏面的條文，你告訴我1997年7月1號早上起床買第一份早餐用什麼鈔票？我説我們基本法的草案裏面有了，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是港元，他們説你這個人太年輕，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你沒出生，中國內地解放的時候你也沒有出生，你的政權一換首先是換鈔票，香港不可能在97年7月1號之後繼續使用港幣。

    香港回歸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曾預言:香港回歸之後，港幣將被人民幣吸收，理由是一國之內不可能有相互匯率可變的兩種貨幣同時存在，這種説法更加引起了香港民眾的擔心。

    梁振英：也擔心自己的工資拿了人民幣，人民幣不能自由流通，自由兌換，跟港幣不一樣，將來出國怎麼辦，孩子到外面留學怎麼辦，做生意怎麼辦， 但是這些問題通過我們科學論證，應該説比較精心籌劃，97年香港的法定貨幣還是按照基本法落實的是港元，而且是自由流通，自由兌換，我們對港元跟內地人民幣並存，一個國家裏面有兩種貨幣，我們用事實證明了是完全可行的，也證明了過去有些人的顧慮是不必要的，這個例子呢，很生動地説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和可行性。

    如今，人民幣在香港的受歡迎程度早已不亞於港幣，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人民幣的購買力開始後來居上，並逐漸超越了港幣，這難免給香港民眾帶來心理上的落差，作為新一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他看來，一國兩制已經讓香港的發展步入正軌，在穩步前行的同時，香港也要謀求新的發展與變化，因此，他提出的施政理念是行之正道，穩中求變，尤其在民生問題上，新一屆特區政府更應該求變。

    記者：在未來五年當中，民生問題在您的執政當中擺在什麼位置？

    梁振英：住房問題是香港民生的一個突出問題，那麼香港市民買第一套房子買得起買不起，這個問題的屬性到底是投資問題還是民生必需問題，我認為是後者，所以呢過去有一種理念就是説老百姓買不起房子可以租，買房子是投資行為，那麼這個理念我覺得，得變化，也是一個變的一面，但是在變的同時是穩中求變，意思是説我們要買房子的市民盡他最大努力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也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資助，讓他能夠完成他買房子這個願望，但是同時我們不要由於政策上的一些做法，把房價拉下來，或者對樓市造成波動，這個例子應該可以説明變和穩同時存在，我們同時要求的想法。

    擺在新一屆香港特首面前的不僅僅只有住房問題，還有香港社會存在的貧富懸殊的狀況。在梁振英還沒有成為香港特首候選人之前，他就曾在自己的著作《家是香港》中關注到這一問題。“社會發展的利益一定要一致”這是他當時對於香港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人才港，它不斷吸引著全球的精英人士前來，高端精英人士的年收入可能超過千萬港幣，而底層低收入群體的年收入也許不足10萬港幣。雖然貧富懸殊有其産生的客觀原因，但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已經在思考如何求變，來更好地幫助香港底層的低收入群體。

    記者：具體怎麼推動？

    梁振英：現在西北，元朗、天水圍這些地方，很多居民每天乘車一小時到尖沙咀 、旺角這個地方去當一個酒店的清潔工，他們説為什麼政府不在我們住的地方，多規劃一些酒店的用地，賣給地産商蓋酒店，現在從深圳大橋那邊過來的遊客越來越多，來我們這個地區購物來玩，但是我們這個地區可以多幾個酒店，就可以在本區就業，我們可以省二十、三十塊錢的車費，更重要的是可以省一小時交通往返的時間，使他家庭和子女多點照顧。

    記者：這樣一個現狀在您上任之後最大的推進和改變又是什麼？

    梁振英：除了二次分配比如説最低工資、有公房這些政策之外我們還可以想，從基層工人他這個角度來去想他最需要和希望是什麼，我們可以給他解決這個問題，本區就業也是可以解決貧窮問題的一個辦法。

    記者：在這個民生裏面下一步如何形成一種優勢互補，跟內地建立比較更緊密的合作？

    梁振英：我相信這幾個民生問題，香港和內地有很好的合作空間，像教育方面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到內地上學，醫療有不少香港人到深圳、廣東尋找醫療服務，住房方面退休人士到內地退休越來越多了，香港跟內地省市政府在這方面都可以做好合作，但是目標呢應該是雙贏，互惠互利的目標。

    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的融合，香港的發展已經融入到整個國家的發展之中。而在世界經濟風雲變幻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平穩前行又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梁振英就參與了中國內地土地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成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合作交流的積極參與者。而如今，作為新一任新港特首，如何在施政期間推進香港和內地發展的“共贏”，對於梁振英來説是必須面對的經濟議題。

    記者：我們各自需要怎麼樣更好的調試自己？更好的發揮這種合作的雙贏？

    梁振英：香港這個社會還可以在很多方面為國家下一步的發展做好貢獻，比如説香港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但是我們這個國際航運中心僅設碼頭的業務，我們這個國際航運中心跟倫敦國際航運中心不一樣，倫敦沒有港口，作為國際航運服務什麼呢，船舶的買賣、租賃、融資、登記、保險，船舶管理服務以及所有的服務所需要的法律服務，包括法律文件的起草，也包括仲裁、調解和訴訟等等業務，這個國際航運中心跟香港不一樣的地方，技術含量高，而且産值高，香港很有條件在眾多的城市當中成為我們的國家的一個國際航運服務中心，類似倫敦那種。我們可以為這個逐步成為船舶大國、航運大國的國家提供好的，倫敦提供的服務，使得我們作為船舶大國、航運大國有自己比較完整的一個體系。

    作為國際化的港口城市，香港最初的發展就源於航運與自由貿易，這座國際化的移民城市也每天都接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並因此天然地形成了包容並蓄的獨特氣質。而梁振英本人也是香港移民的第二代，在香港的土地上從一個普通的建築測量師成為今天的香港特首，對於他來説擁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更像是一個大家庭。

    記者：您特別愛説一句話，叫我家是香港？

    梁振英：從懂事開始，就知道不管我自己的父母也好、鄰居也好，同學也好，老是想著往外走，香港這個地方是一個臨時的地方，好像我父母一樣從山東來的，我父母老是想著回家回家，用山東話就是回家，這個地方是臨時，由於內地的戰亂等等來到香港，暫時停留一下。到了70年代香港流一句話説，我家在香港，我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在香港，但是這個一家人跟香港這個地方的空間關係，我的家在香港，沒有説明這一家跟其他的家庭200萬個家庭之間的感情關係，我提出説，家是香港，意思就是説我們香港這個地方700萬人是一家，我們人員之間在這個城市生活，我們有共同的未來，我們人員之間應該有更深厚的感情關係，不僅是有一個共同的空間關係，我覺得這個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記者：在您即將上任的過程當中，如何把這個放的更大？

    梁振英：現在香港回歸了這十幾年我們慢慢發現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條件，可以讓香港人更團結，香港這個地方人人之間有感情認知，我們有共同的未來。

    前任特首曾蔭權，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永遠打著的那個小領結，領結在英文裏面叫做bow tie，因此香港人也喜歡管曾蔭權先生叫做“煲呔曾”。曾先生的任期是從2005年到2012年，這七年是香港不平靜的七年。

    記者：你記不記得有哪幾件事讓這一天晚上睡不著覺？

    曾蔭權：當然是1997年、1998年金融風暴對我影響打擊很大，特別是我們失業率提升了8.6%。

    記者：8.6已經是最高了，15年來是最高的。

    曾蔭權：最高，這個對我們困難的。還有用的本錢，我們一百多年，香港努力積蓄的錢做一個統籌，這個是很辛苦的。

    記者：當時最後怎麼下的決心？

    曾蔭權：沒辦法了，不能不做。

    記者：最後誰來定奪我要這樣做，這樣做可能就衝擊原來你這種自由經濟最核心的內涵。

    曾蔭權：這個決定是財政司司長做的，當時我做這個職位不能避免，當然我得到了董先生的支持了，我説服董先生半個小時，應該要做，不能不做。

    記者：當時你是感覺到一定要做，不做不行，做會有好結果，不做沒有好結果，能看得到，能清楚嗎？

    曾蔭權：清楚的，當時我們的專家很清楚的告訴我，如果是你們做這個事情，恒生指數可以下降到三千點，還有是我們的銀行利息會超過差不多50%每一年，五成，我沒有聽過這個東西，繼續下去。繼續做生意，死定了，我不這樣做，還有他們欺負我們，我們沒有貸款，我們收支平衡，我們有儲備很充足的，為什麼欺負我們，最後決定我們不能不做，要拼一拼，做好。

    1998年，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動用外匯儲備，入市對抗金融炒家，並聲明願承擔一切責任。而在與金融大鱷較量輸贏未卜的那些天裏，曾蔭權曾幾度失眠、數次落淚。

    記者：這是第一次睡不著覺，第二次呢？

    曾蔭權：第二是我們非典的時候我是很苦的，跟董先生看到老百姓受的苦，特別是陪護我們的專業人士，我的醫生，我的護士，做了個人犧牲，對我來講感覺很驕傲。對另外一方面感覺的是，這事情是蠻苦的。

    度過了金融危機和SARS考驗的曾蔭權，在2007年7月1日，再度競選香港特首，並成功獲得連任，當時他競選連任的口號就是“我會做好這份工” 。這位有著深厚金融背景的香港特首，在他的任期之內，是否為香港做好了這份工呢？

    記者：我還記得，就是十週年的時候，咱們談的時候，你跟我説過這樣一句話，就是要把香港這個股票市場弄得非常棒，這樣我們就可以跟紐約，跟倫敦造成一個三點支撐這個世界。

    曾蔭權：對。

    記者：那您認為實現了嗎？

    曾蔭權：現在目前講，一個紐倫港，紐約、倫敦、香港，提出的三個很清楚的，一個亞洲時區的，一個是美國的時區的，一個是歐洲時區的，三個最重要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也很清楚了，在銀行方面的發展，我們股票市場融資的能力，加上我們人民幣方面的功能，香港的地位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很鞏固的，這個事情已經全世界公認這個位置。還有IPO方面，上市公司方面，我們現在目前的能力已經超過紐約，超過倫敦，所以香港地位這方面，作為三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作個三個之一，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但是需要鞏固。

    記者：這個目標香港目標的實現了，你自己心中的目標也同步實現了？

    曾蔭權：就是做好份工，這個是我對自己沒有什麼遺憾。

    隨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穩固，香港在世界金融舞臺上也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直接參與G20峰會，不斷提升國際金融影響力。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顯著增強，人民幣逐漸成為國際化貨幣，而在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進程中，香港又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曾蔭權：你看看，我最近跑了對拉美國家，對巴西還有智利這兩個地方，兩個國家是南美最重要的經濟體系，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不是美國了，現在是中國。他們一定有需要可以考慮利用人民幣結算，交易的單位。所以我們感覺應該這方面的推廣，對雙方有利。三年前我們開始得到國家的支持，在境外做一個離岸中心，結算中心，當時我們數量多少，19個億。

    記者：三年前19個億。

    曾蔭權：去年多少呢？19000個億。

    記者：19億，19000億？

    曾蔭權：這三年之中我們增加了一千倍，所以這是，但是過程中沒有亂子發生，人民銀行很高興我們做的工作，對於國家特別是人民幣流通方面，兌換自由方面一定做了很大的貢獻，就像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像目前，我們國家對外貿易的方面9%已經用人民幣結算了。

    記者：這麼高？9%。

    曾蔭權：8%是香港舉行的，所以香港是離岸中心的地位很鞏固，也是得到的是國家的支持，你看到的一國兩制是雙贏的，不但是香港，內地，對開放，對於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我們做了基本上的貢獻。對香港也是有用了，我們做交換的，可以換美金，你給我美金，我給你人民幣，香港人民幣存款也不小了，現在目前大約來説我們存款是5000個億人民幣。發展的快，速度很快。

    在曾蔭權擔任香港特首的7年時間內，香港經濟保持著快速增長，2011年香港人均GDP達到3.42萬美金，為歷史最高值，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曾蔭權也在著手改善香港的民主選舉，使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理念能夠貫徹執行。

    曾蔭權：從選舉的方法，從我們開放的程度，民主的方法已經從1997年有進步。還有每一次立法會選舉，還有特首的選舉，每一次更開放，更民主，2012年，今年我們特首選舉，選舉委員會1200人，以前我們選舉委員會800人，下一次是什麼？普選，所以得看到了民主的道路也很清楚了。還有是2012年，我們的立法會的選舉更開放，更民主。還有我們自由度，香港人很重視自由度，我們出入自由，任何1997年的自由全部保持起來，還有更開放，這個很清楚的。所以我們是，老實的講，客觀的講，香港回歸以後，在政治、經濟、民生方面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層次。

    記者：你為什麼要説另外的層次，是相對於15年前剛剛回歸，那個時候人對一國兩制的前景是什麼樣的前景，大家看的不很清楚，指的是這個嗎？

    曾蔭權：是。

    記者：等於更上一層樓，更加明確地來看清楚一國兩制。

    曾蔭權：董先生的第一屆政府和第二屆政府，做了很多的工夫，就是證明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辦得到，我這一屆政府已經全世界證明，不但是我們管好，還有是我們可以應對任何的危機，再困難的時刻，我們繼續從內地融合，可以利用我們的地會發展我們經濟民生和政治方面都有很明確的進步，把每一層都升高。

    記者：您的意思是説，因為方向對了，所以説只能是越來越好。

    曾蔭權：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方針對我們，我感覺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是核心的基礎。

    黃宜弘議員：你曾經答應過香港市民170多個承諾，這170多個承諾當中肯定有多少是未曾做到的，我想問特首您，有哪幾樣是您認為重要而未曾做到的？

    曾蔭權：差不多每天我和同事都翻閱在2007年我們所做的承諾，一共有173項，裏面絕大部分，169項已經完成、或者已經在進行，或者已經啟動，其中的的確確有4項，是有4項是未能完成，但是這不是很重要的事。

    這是曾蔭權在香港任內最後一次參加立法會的答問會。從一名為生活奔波的藥品推銷員到昔日港英政府的首位華人財務司司長，再到兩度出任香港特首，在曾蔭權擔任香港特首的7年時間內，香港推出了最低工資、關愛基金、就業交通補貼、長者乘車優惠等民生措施。目前香港特區政府23%的開支用於教育，是投入比例最高的領域；從2007年至今的5年時間內，特區政府的醫療開支增加了40%，社會福利工作開支增加了28%，這些舉措的出臺使得香港能夠積極主動地應對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記者：港人他自身的那種努力，發揮了他自身那樣一種優勢，也使得香港這15年的經濟不斷地繁榮，民生不斷地得到改善。這一點很不容易的，非常強的，香港人怎麼能在面對困難的時候，他怎麼樣有那樣的一種力量？

    曾蔭權：我們是經過一百多年殖民地的歷史，我們自己靠自己做的，沒有什麼協助我們，每個人去奮鬥，對生活方面有自立，我們要自己方面要做好。還有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責任，讀書方面要努力，工作方面要拼搏，還有是老年方面積極照顧。 我相信的是，這個競爭，我們知道成功有競爭，有競爭就是最多的努力，這個基本上我們信念就是這樣的事。當然我們也知道的是，國家進步，香港也有進步，還有是這是幾十年累積的經驗，我很有信心，對於將來挑戰我們應該可以克服。

    記者：1997年7月1號，董建華先生就任第一任香港特首，現在他的身份是全國政協的副主席。15年的時間，他的年紀變化了，身份變化了，但是唯獨不變的是他對香港始終如一的關注。

    作為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就職宣誓在7月1日的淩晨，那一夜的香港幾乎激動到沸騰。第二天上午，董建華和第一屆特區政府其他成員正式開始了上班。而這個班一上就是7年，直到2005年3月，董建華向中央政府請求辭去香港特首的職務，但即便不再擔任香港特首的職務，董建華依然關注著香港的發展。

    記者：這15年來，你從一個落實者然後再去變成一個觀察者，你覺得15年，一國兩制，你對它的理解有沒有變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董建華：第一一國兩制，給了香港一個無比的優勢，是我們香港的成功一個要素，/另外一個，就是説香港成功最重要的後盾就是一個強大祖國，為什麼這樣説，因為祖國的興旺給香港帶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機遇。

    記者：這種情況下，香港怎麼保持自己的優勢？在未來怎麼發揮自己的優勢？

    董建華：現在香港在高端的服務業方面，除了金融之外，還有物流，還有其它很多這個服務業方面，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方面，這確實是一個有很多的優勢所在，那也正好現在是這個也是在進一步的轉型的過程當中，是國家最需要的。那對香港來説，香港也好，任何城市都好，你不能説將今天的優勢就自己認為明天的一定還是優勢，因為這個世界在變，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就像香港就一直要判斷未來我們怎麼樣的更好地去服務國家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怎麼樣走，我們有些什麼地方可以為國家再建立貢獻，這個我們經常要檢討的，要努力的

    記者：剛才您也談到香港的金融業，我們怎麼服務於去祖國，歷史形成的可能是更多的市場各方面的因素，現在要如果從服務於祖國這個角度和市場形成的地位，會有矛盾嗎？

    董建華：也不是矛盾，因為市場的需求一直在變，那麼在這樣大前提之下，紐約、倫敦也在變，我們香港怎麼樣去變，我覺得我們服務於祖國大陸的，那麼祖國大陸的金融方面的需要是很大的，所以我反而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繼續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國際的金融中心。

    2008年，香港經濟飽受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衝擊，中央政府宣佈14項支持香港的措施，包括加強人民幣業務、加快兩地基建、緩解港資中小企以及擴大內地服務業對香港開放等領域。香港特區政府亦積極應對，轉“危”為“機”，與1997年經受亞洲金融危機時相比，如今的香港更加成熟而從容。

    記者：您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董建華：就是説我們要自己去看怎麼樣去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看情形，亞洲這些新興的，幾個新興國家的經濟，還有幾個其它地方新興國家的經濟，雖然也受了影響，但是還是可以吧，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也面臨很多挑戰，歐債危機裏邊。

    記者：董先生在面對這一次歐債風波引起的金融風暴的時候，香港可以依託內地做出什麼樣的回應？

    董建華：我覺得國家好香港就沒事了。假如説內地的經濟現在走了能夠保穩，這個能夠增長的話，7%也好、8%也好，對香港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後盾。

    記者：你就任第一任特首的時候，曾經就講過，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經過這15年，你怎麼在反過頭去看自己説過這句話？

    董建華：這確實這樣一回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香港用我們自己的優勢去一方面為了香港自己，一方面去支持香港和祖國一國兩制，祖國的改革開放的開始吧，那麼所以香港好，國家是好的，但是那個時候就可以看到，祖國假如好了，香港一定會更好的，那現在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在進行的。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暴中心，到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來襲時的避風港，15年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而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內地也不斷涌現出新的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又將如何面對競爭呢？

    記者：像上海的這種定位，未來是更多的和香港之間互補的關係還是説是一種競爭的關係？

    董建華：上海同香港的關係是一個競爭的關係，一方面也是一個合作的關係，比如在紐約，你看到紐約也要看到芝加哥，芝加哥是一個很大的金融中心，那一帶。

    記者：但是現在由於內地發展的速度很快，再來看香港，在某些程度、某些領域它的引導的功能可能是有所弱化。未來您覺得是會弱化下去，還是説香港會找到機會讓自己更強化起來？

    董建華：就是一直要應變這樣。1997年做特首的時候我就説，這樣多年來香港是，我在內地出去的惟一的橋梁，是那個時候。但是我做特首的時候開始了，已經不是這樣了，深圳上海都開始了，北京也開始了，天津大的城市，在內地都是自己的橋梁，他也用不著香港。那麼香港怎麼去變呢？在不同的服務業裏面你可以去發展去，那麼還有也可以看到就是説你不但要看中國大陸，就是從日本一直下來到東盟幾個國家，10+3，這13個國家加起來的經濟體是一個不得了的經濟體，香港在這個裏邊起到什麼作用，再遠一點其它的會變成怎麼樣。所以永遠是往前看，往前看，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很多機會都是自己可以去創造的。

    從1997年到2005年，在擔任特首的7年時間內，董建華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員之一。在香港，一家著名的便利連鎖店“7-11”遍佈大街小巷，而香港市民曾善意地稱呼董建華為“7-11”，意思是他從來都是從清晨7點工作到晚上11點。

    記者：不知道您卸任後的狀態是不是還是那麼緊張？

    董建華：關鍵還是工作那個時候實在太多，來不及做的。今天是不同一點，但是我的脾氣就是這樣，現在有的時候還是很忙，不忙的時候也去變成忙。

    記者：找忙。

    董建華：找忙，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起得早的人。

    記者：您幾點起？

    董建華：我大概6點以前就起來了。

    記者：那冬天6點還沒亮了你就起來了。

    董建華：我就起來了。那麼假如有空的話看書，白天我總是有很多事情在處理，在關心或者要了解，那麼晚上睡覺以前，總是將所有的電視臺都看一遍，因為我關心香港的事情，國家的大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現在電視臺都很方便了。

    記者：你家能看到《新聞聯播》應該。

    董建華：當然看到了，7點鐘，所以最重要還是好奇所有的事情去了解，去了解以後了，看看以後有什麼可以去幹的事情。

    如今，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更加致力於推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流，而隨著香港與內地之間交往的日益密集，兩地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以及由此引發的衝突也日益受到公眾與媒體的關注。

    記者：我雖然只待了20天，我覺得在語言、文化在一些很細小的方面還是存在一些隔閡的，我不知道您怎麼看？

    董建華：關於這個事情文化方面的，有一些不同，第二點也因為有一些不同了，有的時候還引起一些矛盾。

    記者：比如説。

    董建華：報紙上、電視臺都有播的有些誤會，那麼報道也好好多了，我是這樣的感覺，我是在1947年我10歲的時候，我是上海人，到了香港以後，10月份到的，到的爸爸媽媽就送我到學校去唸書，我一句廣東話都不懂的，上課懂都不懂，自己覺得不習慣，那個時候沒有多少上海人，我的同學這個上海人怪怪的，所以是有一個過程的。/在每一個過程當中，是要有一段適應期，因為長大的過程不同，每天的文化基礎，語言都很不同的。那麼我們最重要的，像我這樣來到香港的，我自己最後我學到的是什麼呢？多同大家接觸，包容的去了解人家怎麼樣，我怎麼樣，你自己會有進步的，其它的人也都是這樣的變化。

    記者：這種認同感發生什麼樣的變化，15年？

    董建華：香港同祖國割裂了156年了，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所以過程需要有一個調整，可能會比較長的。但是我可以看到的這個15年來，的確在香港我經常説這個心的回歸了，現在有沒有變化，我覺得的確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更多的人會自己知道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覺得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香港回歸15年，當我們站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看三位特首他們執政主旨的演變，我們或許可以觀察到，香港的過去、今天還有未來。祝福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