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明和他的“百姓經濟”

　　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就必須尊重其市場主體地位，發展“百姓經濟”。與之相對的，是行政命令式、替民做主的“官長經濟”，也就是大家説的華而不實的“馬路經濟“政績經濟”。
　　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城南鎮黨委書記文建明對發展農村經濟有著獨到的看法。這位在農村工作近30年、走過8個鄉鎮的川東漢子，其從政生涯不期然與中國農村改革30年的歷程重合，也使他對中國的“三農”問題了然于胸。
　　他一次次坐在化解矛盾的“火焰山口”，一次次深陷“哀民生之多艱”的情感漩渦。在上下求索中，他咂摸出一套土洋結合、行之有效的鄉村治理模式，也在“百姓大於天“不唯書不唯上只為民”的執政理念下，以勇氣和智慧為農民增收和農村民生改善艱苦探索著。

　　農村最大的矛盾是“窮”“官長經濟”只會折騰老百姓

　　“窮則亂，富則安。”文建明深知，農村許多矛盾的根源都是發展不足、利益太少。農村稅費改革後，中央提出加快建設新農村，著力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民收入和保障水平，就是為了縮小城鄉差別。
　　他認為，只有幫助老百姓發展致富，才能真正斬斷矛盾叢生的根源。
　　城南鎮雖地處城郊，但一些群眾生活並不寬裕。一個重要原因是幹部長期熱衷搞“官長經濟”即“馬路經濟“政績工程”，這任領導下令栽橘，下任領導動員種梨，來回折騰，民怨四起。鎮裏流傳著順口溜“張書記栽樹，李書記挖，王書記來了重規劃。”
　　此情此景令文建明百感交集。他回想起1986年剛到鄉鎮農技站工作時，也按上面指示推廣種植過桃樹，結果虧了，農民一氣之下砍了樹。
　　這成了文建明心中永遠的痛。他坦言：他年輕時就當過“面子工”的典型代表，總覺得那樣做“工作推動得快，職務提拔得快”。回頭看都是教訓，老百姓會罵娘。現在還有些幹部熱衷當什麼“蘑菇書記“大棚書記”，光做給上面看，他勸他們快點轉變發展方式。
　　他説，老百姓最反對強迫命令，不尊重群眾的發展自主權。眼下仍有一些幹部打著招商引資、培植産業的旗號，亂徵亂佔農民土地，總想“替群眾發展”。他看報紙電視，發現大多數群體事件都是幹部強迫所致，值得深思。
　　早年的教訓和對農民的深情，讓文建明痛下決心：共産黨的幹部，不能唯書、唯上，一定要唯民。他發誓，再也不能折騰老百姓了！
　　有一年，上面推廣種植數萬畝紅辣椒，給了城南鎮1000畝的任務，要求在走馬村一帶推廣。
　　“紅辣椒掙不掙錢？能不能種？”文建明帶著問題來到走馬村調研，熟悉市場的農民紛紛搖頭。
　　“不種就不種，不怕哪個來考核。”文建明硬生生地頂了回去。
　　那一年，種植紅辣椒的其他鄉鎮都虧了。
　　還有一次，上級希望城南鎮在前進村推廣種植榆樹。白送樹苗，還付勞務費，看起來是樁惠農的好事。
　　文建明又拎著公文包下鄉了。前進村農民擔憂：榆樹根係發達，又遮陽，種了它，恐怕就沒法再種莊稼了。
　　那就不種，文建明又頂了回去。

　　尊重農民市場主體地位因地制宜發展“百姓經濟”

　　2003年2月，文建明被調到被稱為“城爛鎮”的城南鎮以後，在全力“治亂”的同時，他與班子成員一道研究，提出了發展“百姓經濟”的思路。
　　文建明認為“百姓經濟”至少有三層含義：其一，這種發展必須是老百姓盼望的；其二，老百姓是發展的主體；其三，政府主要提供有效服務。他個人經歷過四任縣委書記，凡是尊重“百姓經濟”地位的，都發展得好，發展得快。
　　這些思考同時上升到制度層面。在城南鎮推行的“3+4”工作模式中，記者看到這樣的表述：
　　推行百姓經濟，激發內動力。尊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産經營權，尊重農民的意志和願望，尊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工作方式由強迫命令向協商示範引導轉變。採取召開形勢報告會、信息發佈會、示範現場會等形式引導，實施以“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老闆創大業、回鄉創新業、幹部創事業”為主要內容的全民自主創業計劃，充分激發全鎮人民自身動力。
　　文建明認為，尊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也有兩層含義，一是決策主體，即發展什麼、怎麼發展，要由農民決定，政府只是提供信息和技術等服務；二是利益主體，就是産業發展要實實在在地讓農民腰包鼓起來，不搞“花架子”。當前一些地方熱衷於引進業主搞規模經營，很多項目農民除了點土地租金受益很少，反倒形成了對農民利益的“排擠效應”。
　　經過調研，文建明和班子成員覺得應利用城郊優勢，扶持發展蔥、蒜苗等“佐料産業”和商品蔬菜，於是從免費舉辦蔬菜種植培訓班入手，向群眾投石問路。
　　開班時，興致勃勃的文建明進門就愣了：儘管通知到各村，但只來了十幾個人，到第二天只剩下四五個人。他一問，才知老百姓還以為新書記又搞“老套路”。
　　文建明安慰沮喪的幹部們：“這不怨老百姓，是我們過去犯了錯。”説完，他來到走馬村農民李興支家，支持他拿出一畝地種大蔥、蒜苗。
　　年底李興支一算賬，樂了，收入8000多元，比傳統種植效益高出10倍。第二年，李興支在全部責任田種上“佐料”。眼饞的村民紛紛跟著種，如今，全鎮種植規模達到5000多畝，佔領了營山的大半市場。
　　搞現代農業，不能靠天吃飯。接下來，文建明帶領鎮村幹部大興水利，修渠、築堰、建提灌站，實現了全鎮農田澆灌的全覆蓋。
　　在城南鎮農村，不管是農民養豬、養牛，還是發展蔬菜、水果，學農出身的文建明都強調“小政府”要有“大服務”，政府營造發展環境，改善基礎設施，提供信息、技術、市場銷售等方面的服務，讓農民真正成為決策主體和利益主體。
　　去年，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080元，七年翻兩番。

　　把農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為農民增收民生改善“鋪路”

　　文建明認為，基層幹部必須把老百姓的利益作為第一利益，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農村稅費改革後，農村的矛盾和問題並沒有減少多少，例如徵地拆遷、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後以及醫療保障水平偏低等，概括起來有三個：發展、民生、穩定。關鍵還是發展的問題，發展和民生解決好了，穩定問題就好解決了。
　　發展“百姓經濟”應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目前的新農村建設還有哪些發展瓶頸？對此，文建明説，從基層情況看，今後推動新農村建設，應將發展重點放在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上。這個認識是從鄉鎮“修路難”得來的。
　　城南鎮原來有6個山村不通公路，不僅群眾出行不便，過去每到收穫季節，蔬菜、水果運不出去，只好拿來喂豬甚至爛掉。幹部下鄉“尋問題”，群眾年年提修路，最終卻年年失望。修繞村環形公路要投入數百萬元，鎮裏沒轍啊！
　　直到2007年，國家對新建鄉村道路的補助政策出臺。文建明立即帶領班子成員分頭到各村動員群眾籌資修路。經過多方艱苦努力，一條寬4.5米、長14.7公里的水泥路，宛若一條玉帶環繞6個行政村，周邊兩萬多村民告別行路難。通車那天，群眾放起鞭炮，給鎮裏送來錦旗。
　　看起來只是修路，卻撬動了發展的神經。如今，公路沿線涌現出了50多個營銷大戶，農副産品銷售價格漲了一大截，一座座粉墻黛瓦的小洋樓掩映在綠樹叢中，呈現出一幅和諧的新村畫面。
　　當前國家一直努力在啟動內需，特別是啟動農村市場和消費，也出臺了家電下鄉等配套政策。但在文建明看來，當前西部農村最需要的是産業發展和基礎設施改善，他舉例説，路都不通，産業如何發展，農民如何致富，又哪來的錢來消費？路通了，産業發展起來了，農民有錢了，買車、買家電等消費自然帶動起來了。
　　文建明多次向記者談到，當前農村發展中，最大的制約因素是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落後、欠賬太多，而國家惠農政策是“撒胡椒面”的做法，資金總數不少，但過度分散，分下來農民每人也就幾十元錢，與基層群眾改善生産生活條件的需求差距很大。
　　例如，現在西部農村特別是山區修不起路，國家補助太少，以他們新修的環形路為例，修4.5米寬的水泥路每公里需要40至50萬元，而國家補助只有11萬元，14.7公里的路修下來約需860萬，受益農戶通過“一事一議”人平籌資400元已經幾乎是承受極限了，但籌資加上捐款也只有220萬元，即使這樣，修路款還有大約280萬元的缺口，縣裏又是“吃飯財政”，最後靠的是他和班子成員四處去爭取和“化緣”。
　　他建議國家對涉農資金能夠集中使用，以獎代補，用幾年時間使農村的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水平有個大提升，這也是群眾最盼的。另外，文建明還談到，鄉鎮政府是我國最基層一級政府，與群眾聯絡最緊密，但是責權嚴重不統一，已經不是一級完全政府了。現在不少鄉鎮幹部不願意幹，就是因為責任無限而權力非常有限，甚至不如一些職能部門。建議國家擴大鄉鎮一級政府的權力，儘量做到權責明確、權責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