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過去，西藏的經幡佛號依然，西藏百姓對於幸福生活的追求不變，雪域高原的內部發展與外部交流永不停歇；在進行中的“巨變”裏，西藏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惠民發展時期

　　在雪域高原夏日的陽光下，拉薩小昭寺路上的商戶，正把一面面五星紅旗插上門首；日喀則的數條街道，大規模的翻修綠化；阿裏獅泉河鎮廣場上，100多人的鍋莊連日來正在歡快的演練中……一切都在説明，2011年的夏天，對於西藏來説有著不同的含義。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從拉薩飛抵阿裏，再自阿裏起始，沿219國道一路逶迤而行，從阿裏到日喀則，再回到拉薩。十余日馬不停蹄地穿行，數千里雪山湖泊相伴的路途，記者所留意的，是西藏的變與不變。

　　依舊飄揚的經幡

　　和平解放已60年，西藏巨變，眾多群眾信仰藏傳佛教沒有變。甫入西藏，一路經幡仍在，佛號依然。

　　在拉薩最著名的八廓街北面，與大昭寺相距不足千米，是一條頗為熱鬧的商業街——小昭寺路。如果説八廓街已逐漸演變為外來旅遊者的“觀光街”，那麼這裡更能體現拉薩當地百姓真實的市井生活。

　　正午的拉薩，陽光白得耀眼，但小昭寺路上依然熙熙攘攘，飄揚在街道上空的旋律，是香港BEYOND樂隊的老歌。

　　從小街直入百十米，右手邊並不起眼的大門內，便是大名鼎鼎的小昭寺。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尺尊公主入藏嫁給吐蕃之王松讚幹布，各帶來一尊等身佛像，為供奉它們，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時在當年的荒地上建了起來。小昭寺坐西朝東，面朝大唐的方向，據説是文成公主悲思家鄉而設計的。寺內原供奉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係文成公主由長安攜帶進藏，後在金城公主時期被移至大昭寺，而將尼泊爾尺尊公主攜帶的另一尊釋迦牟尼8歲等身像迎至小昭寺，成為小昭寺的主聖。

　　進了寺門，時間、空間仿佛瞬間轉換。在轉經廊道上隨著人群的流動前進，鼻中是酥油和藏香混合的特殊氣息，耳邊是轉經人籠罩一切的喃喃念誦，猶如行進在一條幽暗而深邃的甬道中。一位藏族老阿媽在釋迦牟尼8歲等身像身後的墻壁下站定，理一理灰白的髮辮，將雙手、額頭緊貼在墻壁上，默默祈福。與本刊記者同行者均非信眾，但都屏氣凝神，虔誠信仰所營造出的莊嚴氣氛如有質感，觸手可及。

　　如此景象，在西藏處處可見。

　　在距離小昭寺不足千米的八廓街上，是這樣的景象———右手轉經、左手數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誠、順時針緩緩移動的信徒為數眾多；不知來自何地的轉經人，在密密麻麻的人流中一步一叩，磕著長頭從人們的腳下匍匐而過，對身邊的繁華世界視若不見。

　　在距離小昭寺近2000公里之外的阿裏地區札達縣托林寺，依然是這樣的景象——一位藏族兄弟，輕手輕腳地托著一盞酥油燈供奉佛前，隨即雙手合十默念片刻，長叩在地。一片酥油燈搖曳的火光下，高高在上的菩薩寶相莊嚴，拜服於地的人同樣也有著肅穆安詳。

　　“對超乎現世的追求是人類先天的慾望之一”。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第一章中便開宗明義。如何滿足這一先天的慾望？有人求諸上帝，有人求諸真主安拉，而對藏族同胞來説，更多的滿足則來自於信仰藏傳佛教。

　　在馮友蘭看來，“每種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種哲學。事實上，每種大宗教就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築，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而“哲學是對於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這些就構成這個哲學的特色。”

　　在不同的環境下，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從而選擇了不同的超越物質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眾多群眾信仰藏傳佛教，便是源於這樣有跡可循、簡單樸素的道理。

　　多元的幸福追求

　　與不變的經幡佛號一樣，還有一點不會變的，是西藏百姓對於幸福生活的追求。正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葉小文所説，他們執著地追求和嚮往天堂的幸福，其實與追求和實現現實的幸福並不矛盾。

　　每天早上8點不到，在日喀則市區最熱鬧的“東方紅”藏茶館旁邊的街道就停滿了車輛，三五成群的藏族、漢族群眾走入茶館。幾顆紅色五角星貼在窗戶上，茶館裏人頭攢動，藏語寫的菜單貼在墻上，人們或喝甜茶，或吃藏面，悠然自得。

　　“我幾乎每天都要來這裡喝茶，這麼多年來飲食習慣沒甚變化，變化最大的就是穿衣和交通。”格桑指著自己身上的深色西服説，“我在扎什布倫寺做導遊，工作的時候穿上藏袍，很多遊客和我合影。”

　　“以前吃不飽穿不暖，自己的父輩最清楚。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現在的生活，我們很多人心裏都是一樣想的。”説這話的時候，格桑看著正對面的毛澤東、馬克思、列寧等領袖畫像，在他背後的墻上，供奉著班禪畫像。

　　同樣是在日喀則，僅上過三年小學的農奴之子群培次仁，如今坐擁5.8億元財富，是西藏億萬富翁之一，麾下名為“達熱瓦”的企業囊括酒店、工廠、房地産、青稞酒廠……“達熱瓦”藏語意為給農奴主牧馬的人——解放前，群培次仁的父母都是“住在農奴主馬廄後面的朗生(奴隸)”。

　　在西藏各地，和群培次仁一樣，越來越多的藏族農牧民正在創造愈加矚目的財富，從吃不飽飯到“糌粑大王”，從揮著洋鎬的農民到舞臺明星，從家徒四壁到身家過億的商界巨賈，“達熱瓦”早已是財富、團結、進步的象徵。

　　這也和新中國首位藏人類學博士格勒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在藏區實施田野調查的結果類似。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西藏地區經商的人正在逐漸增多，農牧民的活動範圍逐漸從帳篷、村落擴大到鄉和縣，甚至擴大到那曲、日喀則、拉薩等城鎮市場。

　　但是，這些變化並不意味著藏區農牧民已完全接受了商業經濟的價值觀，相反，許多農牧民即使家裏生活綽綽有餘也依然保持著強烈的傳統價值觀，信佛向善，仍據守他們的行為準則，而中共黨員身份更讓許多人引以為榮。

　　群培次仁就是一名老黨員，他的藏式新房中既有香爐佛龕也有毛澤東的畫像，另外最多的就是各種類別的榮譽證書。“我信奉神靈，也感激解放我們的人，而且要創造財富幫助那些困難的人。”群培次仁説，“我是一名老共産黨員，能幫助大家是我的榮幸。”截至2010年年底，達熱瓦集團已經在扶貧、捐資助學、改善文教衛生條件、修繕公路橋涵、抗洪搶險、地震災區救助等社會公益事業上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幣超過2000萬元。

　　同時，格勒還認為，從發達國家和中國內地的工業化發展來看，這一歷程往往會使人們流去情感、流去人與人的緊密關係，古老的互助傳統將弱化，在強大的市場力量面前，人們遭受的心理打擊和創傷將無法避免。

　　近幾十年，內地在經濟發展之後，物欲與身體欲氾濫，現代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為無法滿足的慾望陷阱，喪失了幸福的感受。這些年，為重尋精神家園，內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在日喀則的薩嘎縣，一位藏族老人向記者抱怨，現在年輕人忙於工作、忙著賺錢，和家裏人見面的時間都少了，“還有，好多規矩都不管了，看著生氣。”

　　一首據説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小詩如此寫道：

　　這佛光閃閃的高原，

　　三步兩步便是天堂，

　　卻仍有那麼多人，

　　因心事過重，

　　而走不動。

　　在這片神聖而純凈的雪域高原上，人們在追求多元幸福，同時也和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有著人世間不可避免的煩惱和憂愁。

　　但格勒依然樂觀，在昆明召開的一次大型學術會議上，他曾表示：“現代化自17世紀開始就成為全世界不可阻擋的潮流，各個民族沒有退路，只有向前走。西藏可以作為人類社會的試驗田，為全球的現代化道路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既實現物質富裕的基礎又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從未停歇的交流與發展

　　儘管雪域高原相對封閉，但其內部的發展及與外部的交流從未停歇。作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蘊，現今的西藏文明正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生發出來的。

　　被稱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裏所見證的諸多歷史變遷，正為這交流與發展做了鮮明的注腳。

　　如今，從拉薩出發，經過近兩個小時的飛行，便可抵達阿裏地區。入住的賓館，名為象雄大酒店。本刊記者向賓館的藏族服務員詢問象雄的來歷，這個幾次在餐廳裏工作著就唱起歌來的小姑娘笑瞇瞇地説：“那是阿裏的一個很古老的國家。”

　　今日的阿裏地區，是古象雄的故地。據史料記載，今阿裏地區札達縣、普蘭縣即為象雄國中心轄區。藏族遠古時期的主體文化——苯教，其發祥地便是象雄。

　　苯教相傳約于公元前5世紀由古象雄王子辛饒米沃奇創建，是植根于雪域高原原始時期的一種“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信仰。它起源於原始初民對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變化和存在有著不可思議的神秘感，對於天災、瘟疫、風雨、雷電等等現象不可理解，於是對自然萬物産生了敬畏和崇拜心理，逐漸演化成為宗教。

　　佛教傳入西藏後，苯教曾與佛教有過激烈的衝突。直到公元8世紀中葉，吐蕃讚普赤松德讚在主持進行佛教與苯教的辯論之後，宣佈苯教落敗，佛教遂成為吐蕃的官方宗教。

　　儘管佛教獲得了優勢地位，但此後苯、佛之爭並未停息。吐蕃末代讚普朗達瑪獲得政權後，滅佛興苯，史稱“朗達瑪滅佛”。但不久朗達瑪即被佛教僧人刺殺，吐蕃從此陷入分裂。藏傳佛教所稱的“前弘期”——從松讚幹布時佛教傳入吐蕃至朗達瑪滅佛，至此結束。

　　歷史總是如此巧合，佛教的再興竟然也要從阿裏起步。阿裏這塊土地，既孕育了苯教，又給了藏傳佛教薪火相傳的又一次機會。

　　出阿裏地區札達縣托林鎮，沿曲折迂迴的象泉河西行，十余公里車程後，古格王朝遺址便出現在一座300多米高的黃土坡上。整座城堡據險而建，洞穴、佛塔、碉樓、廟宇、王宮有序佈局，自下而上，依山迭砌，直逼長空，氣勢恢弘壯觀。公元10世紀前後，朗達瑪的子孫在吐蕃崩潰後逃往阿裏，正是在這裡建立了古格王朝。

　　古格王朝遺址的年輕講解員告訴記者，古格王朝在藏傳佛教“後弘期”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公元10世紀開始，由於僧人們的不懈努力，以及古格王朝的積極傳教活動，佛教再次在藏地興起，藏傳佛教寺廟恢復，僧人猛增，香火興旺，進入了“後弘期”，並日漸成為大部分民眾的信仰。

　　苯佛之爭這段公案延續千年，時至今日，苯教為了適應佛教在西藏的勢力不斷壯大的形勢，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直接或變相地吸收了佛教的許多內容和形式。同樣，佛教為了實現“本土化”，也從苯教那裏吸收、借鑒了不少祭祀儀軌等內容。這樣，苯教與藏傳佛教之間，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苯教、藏傳佛教的千餘年來的碰撞、融合，也正是西藏文明延續發展的一個縮影。沒有一種文明、一種文化可以作為“化石”僵硬不變地生存。非要如此，其結果只能是被慢慢抽取生機和活力，窒息而死。

　　西藏文明的生命力，在於永不停歇的內部發展與外部交流，在於適應發展、變革，還在於與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同步共進。

　　進行中的“巨變”

　　“巨變”是許多藏族群眾包括遊客向本刊記者描述西藏和平解放至今60年內説得最多的詞。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指出，人類平等是佛教教義中的一個要素。但是，不幸的是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級制度。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2009年發佈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中如實描述了這些事實：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僅為草繩一根。

　　舊西藏不是傳説中的“香格里拉”，95%以上的人名副其實地命如草芥，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懼中，這樣的地方難以被稱為“人間仙境”。

　　“一個鐵匠，在舊西藏就是‘賤民’，家人世世代代抬不起頭來”日喀則拉孜縣拉孜村村民、手工藏刀製作者普達瓦説。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的《不準收留鐵匠後裔的報告》記載：1953年，堆龍德慶縣一個鐵匠的後裔在十四世達賴喇嘛身邊做事。當十四世達賴喇嘛發現他是鐵匠的後代後立即將其趕走，並命令凡是出身金銀鐵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級人，不能在政府裏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級家庭通婚。

　　而現在，54歲的普達瓦是拉孜村藏刀技藝的第六代傳承人，製作藏刀給普達瓦一家每年帶來了四五萬元的純收入，既受到了國家的政策支持，也成為了村裏很受尊重的職業。

　　在日喀則白朗縣嘎東鎮貴熱村的糌粑廠裏，49歲的羅布丹增正忙著指揮工人建造廠區辦公樓。他皮膚黝黑，臉頰上有著明顯的高原紅，穿著一身黑色西褲和灰色夾克，挂在腰間的皮卡車鑰匙和家裏大門、廠房鑰匙在走路時碎碎作響。

　　參觀廠房後，羅布丹增將記者帶到自家的藏式新房前，兩層高、800平方米的新房氣派大方，50平方米的大客廳寬敞明亮，裝飾著精美的藏式圖案，電視、冰箱等各種現代化家電一應俱全。陽光從窗子灑進來，他的妻子宗吉在客廳一角緩緩紡線。

　　在舒適的藏床上喝著甜茶，羅布丹增説，“在舊西藏，只有噶廈政府的貴族們才能用‘四梁八柱’，現在我這個農奴的兒子也住上這麼氣派的房子了。”

　　有專家認為，西藏誕生更多富翁是必然現象。因為舊西藏是領主莊園制的農奴社會，財富自然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民主改革之後，人身獲得解放，財富觀念也逐漸在藏族百姓中間形成，這使得創造財富成為可能。

　　“在舊西藏，財富主要集中在極少數貴族、寺廟手中。昔日農奴們的翻身、發展、致富得益於國家對西藏人民的優厚政策。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改革開放、扶助農商，沒有這些就沒有西藏農牧民的今天。”在採訪中，身為西藏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西藏自治區政協委員的群培次仁一直強調政策對他的幫助。

　　針對西藏起點低、條件差的特殊情況，60年來中央在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等方面給予西藏大力扶持和特殊照顧。“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促進了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還給我們農牧民提供了創造財富的好機會，現在是西藏曆史上最好的惠民發展時期。”群培次仁説。□《瞭望》新聞週刊 陳澤偉 吉哲鵬 張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