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溫又至，中央氣象臺連續多日發佈高溫預警，浙贛閩湘渝川等地氣溫已躥至38、39攝氏度。

　　公交司機、馬路交警、送水工、建築工，這些烈日下的勞動者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高溫下的勞動保障，已經不僅是體面勞動的問題，更是防止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必然措施；已經不是可有可無的福利，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項權利。

　　遺憾的是，現實往往是：一方面是基層勞動者的權利在高溫中常常難以落實，另一方面是相關監管部門的“高溫保障零投訴零受理”。矛盾背後，暴露出極端天氣下社會勞動管理制度的真空。

　　1960年頒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暫行了51年，不具備強制效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而無論是《勞動法》，還是衛生部等四部門2007年聯合下發的通知，都模糊而缺乏操作性。什麼是高溫天氣？中暑是否算工傷？高溫怎樣延時休息？高溫補貼如何制定怎樣發放？誰來監管和問責？如果沒有法律制度的規範、約束和保障，這些問題永遠只能以問號方式存在；而高溫下的權利，永遠只能是望梅止渴。

　　一個各界呼籲多年的民生法規，為何就千呼萬喚難出來呢？

　　必須承認，社會高速發展、急速轉型，法律的完善與補充任務繁重，相關部門“力量有限”也是客觀存在。如此，帶有“時段性”的高溫立法，難免湮沒在眾多“很需要、很急迫”的法律法規中。

　　制約“立法提速”的另一因素也當引人深思。據業內人士介紹，高溫下的勞動保障涉及單位部門較多，像工傷保險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管，勞動安全屬於安監部門管，勞動衛生則由衛生部門分管。九龍治水極易造成群龍無首，一項論責任要各方分擔、論利益卻與部門無涉的工作，常常會由於缺少強力的調配、精確的協調和統一的部署，失去推動力。

　　因此，要填補高溫關懷的制度真空，從長遠看，當然立足於立法提速；從現階段看，或許可以外力驅動，先簡再繁。比如，立法部門可聯合相關部委，制定高溫條件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單行規定；各省也可通過行政行為，進行制度設計，或把高溫條件下的勞動保障作為民生政績的一個考核要素，或推出面向一線勞動群體的高溫休假、高溫津貼、高溫療養措施。同時，還可以徵集民意，為全國性高溫立法做好基礎性工作。

　　高溫立法立的是社會規則，清涼關懷則是我們心中良知的法則。在我們呼喚“道德利潤”“民生GDP”時，希望更多的勞動保障、勞動權利，能像涼爽的清風，吹到每一個盛夏、每一顆民心中。

　　摘編自《人民日報》7月8日文/武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