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下一個20年：老齡化激進

　　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期滯後，是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所在

　　"'十二五'期間，也就是今後五年內，我國大陸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首次超過0～14歲的少兒人口。"仔細盤點國家統計局4月28日發佈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出乎意料地發現，這比他之前預測中這個時間點的到來早了6～8年。

　　老齡化浪潮正在以超出預想的速度向我們襲來——這是中國經歷了令人炫目的經濟起飛之後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難題。

　　"發達國家用幾十、上百年時間所達到的老齡化程度，我們二十幾年就達到了。這意味著，我們能夠用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間大大縮短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指出。

　　"這意味著什麼？整個社會必須適應這個變化加快轉型。"杜鵬指出。

　　老齡人口或超少兒人口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佔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佔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在人口大省四川、山東，老齡化形勢更趨嚴重。四川省老齡委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360萬多人，佔全省總人口的15.3%。而在山東，2010年該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942.98萬人，佔全省總人口的9.84%，佔全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8.09%，老年人口總量居全國第一位。

　　國際上通常把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或60歲以上的人口比重達到10%，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所顯示的數據，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比預想中要快。

　　根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下簡稱"全國老齡辦"）2010年7月14發佈的《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大約是1.67億。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大約是1.776億，普查的標準時點是2010年11月1日。

　　對比兩組數據後翟振武發現，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從2000年～2009年，提高2.5個百分點用了9年，而從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個百分點僅用了1年。

　　"也就是説10個月時間多了1000多萬人，每個月增加100多萬人。照此計算，2013年，我國大陸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2億人"。根據杜鵬原來的預計，達到這個數要到2014年。"過去總人口大概每10年增長1.2億，而2000年到2010年僅僅增長了7000多萬，總人口增長速度降低，所以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就更大"。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少兒人口比老年人口下降快。"杜鵬説。

　　過去10年，0～14歲的少兒人口下降了6.2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大約下降0.6個百分點；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大約每年上升0.3個百分點。如果上述趨勢繼續發展，杜鵬估算，到2014年，少兒人口占比將為14.2%，老年人口將升為14.4%——在新中國歷史上，老年人口總量和比例將首次超過少兒人口。

　　杜鵬指出："這意味著過去我們的社會許多設施是為少兒準備的，比如我們建了大量的幼兒園、學校，以後必須適應老齡化的趨勢，發展適合老年人的各種設施，包括消費結構也要轉型。"

　　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育情況，翟振武認為，今後一段時期內老齡化進程會越來越快。他説，新中國成立以後，上世紀50年代迎來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這一代人從2010年開始步入60歲。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長高峰要一直從現在持續到2019年。

　　有關專家預計，由於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口負增長，1962年人口補償性回升，1973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等原因，在2019年～2022年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長會減少，2022年～2032年增速回升，2033年以後再次降低。

　　"邊富邊老"

　　以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很多學者和媒體用"未富先老"來概括中國老齡化的特徵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但是，此次接受本刊採訪的多位學者認為，這只是對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老齡化特徵的概括，我國現階段老齡化的特徵應當是"邊富邊老"。

　　"未富先老"概念的提出者，是我國人口學、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鄔滄萍。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於同時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較低水平，平均壽命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高出很多。提出"未富先老"，旨在向全社會提出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警示社會對老齡化做好各種準備，居安思危，才能有備無患。

　　"但是，2010年以後就不宜將'未富先老'作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了。"杜鵬提醒説，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2010年各國人均GDP排名，中國人均GDP是4283美元。一般來講，發達國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標準時，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中國的數字與此差別並不大。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在對比了多個國家在人口老齡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應關係後發現，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三種情況：有一些國家是"未富先老"（如法國、挪威、瑞典和意大利)，也有一些國家是"即富即老"（如英國和德國），還有一些國家是"先富後老"（如美國、日本和韓國）。因此，中國並非世界上首次遇到問題的國家。

　　杜鵬曾運用聯合國人口司提供的2007年50個亞洲國家或地區人口老齡化資料，對中國與亞洲各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速度和老年人口規模進行了對比。他發現，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在亞洲各國當中，即使是在發展中國家也並不是最高的，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唯一構成"最"的是，中國在2070年以前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

　　但是，中國與自己的過去縱向比較，確實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高、速度加快。杜鵬、翟振武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曾于2005年做過一次"中國人口老齡化百年發展趨勢"預測，其中預計，從2010年到2032年的22年時間裏，中國老年人口比例將會增加一倍，達到25%以上。

　　"過去提'未富先老'是為了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後，如果一再強調這個概念，是為不能處理好老齡化的問題提供一個藉口，那就沒有意義了。"杜鵬認為。

　　人口紅利消失的恐懼

　　在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時，"人口紅利"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之後，"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應聲而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5月5日在《經濟參考報》發表文章認為，這次人口調查數據確認，中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此前的預測，中國已越過劉易斯拐點，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於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即確認人口紅利的消失。

　　關於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田雪原有自己的見解。1983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利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促進現代化建設》，文章中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和現在的"人口紅利"是同一個意思，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當中，由於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佔比例減小，出現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高，從屬年齡比降低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階段。

　　田雪原認為，從1980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上升、老少被撫養人口占比即從屬比下降，到1990年下降到0.5，2009年下降到0.37最低值，2030年又回升到0.5，"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U型曲線可長達40年左右。"也就是説，從現在開始，我們還有20年時間可以收取人口紅利。"

　　田雪原提出，有兩個劉易斯拐點：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9年，這一年15到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到最高，為73%；第二個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15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可達到10.0億峰值，2018年以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

　　這樣，2009年和2017年這兩個時間點就將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年之前，表現為勞動力供給過剩，勞動力市場是買方市場，勞動者缺乏議價能力；2010年至2017年，處於由過剩向平衡轉變階段，即由買賣雙方共同主宰，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不足並存階段；2017年之後，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市場主要是賣方市場，勞動力價格會上升。不過，對不足要作出準確的估量。

　　杜鵬認為，"人口紅利"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只是從人口結構上進行解釋的一個參考。未來應對"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還是要靠對人力資源本身潛力的挖掘，中國可打的牌還有很多。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質、提高勞動生産率、調整産業結構、考慮推遲退休年齡等。"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因為老年人口多而發展停滯的，也沒有哪個國家能靠勞動力數量取勝的。所以中國的發展必須要從依靠人口數量向依靠人口質量轉變。"

　　調整生育政策的空間

　　生育政策調整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為能夠決定人口結構的只有兩個變量——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於醫學水平的進步比較緩慢，死亡率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認為是不變的。這樣，出生率就成為影響人口年齡結構的唯一變量。能用來影響老齡化進程的唯一政策變量就是生育政策。"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解釋。

　　近一兩年來，圍繞生育政策是否放開，有過許多爭論。

　　支持者認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言明的30年期限已到；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生育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放開二胎不會發生生育反彈。

　　反對的主要理由有：中國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放開生育政策，反彈勢能較大等。

　　就本刊記者追蹤採訪的情況來看，調整生育政策目前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目前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適度放開"。

　　2007年發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全國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王桂新説，一般來説三五年的短期人口預測是能夠做得好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全國人口規模與之前做國家人口戰略時所預測的人口規模差距比較大，主要是因為當時做預測時設定的總和生育率比較高，現在的普查數據説明總和生育率並沒有那麼高。

　　所謂的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婦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總數。按照人口學的規律，全國總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個平衡指標。一旦總和生育率超過2.1，人口數量就會增長，而小于2.1，人口數量就會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總數才會保持穩定。

　　翟振武認為，應當審慎、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來，媒體記者和一些學者之所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呼聲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記者和學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觀念現在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農村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彈的勢能還是非常大的。這是我們近兩年請在校大學生回自己的家鄉做調查得出的結論。"

　　山西翼城曾作為放開二胎的試點地區。對於一些放開二胎的試點所取得的成果，翟振武説："翼城有一定的特殊性，當地試點二胎生育時，周邊村莊實行'一胎半'政策。所以他們有一定的壓力，大家互相之間有監督，因為如果不按政策生育，試點就會被取消，生育政策恢復'一胎半'，因此它的經驗不太容易推廣。"

　　對於新加坡等地鼓勵生育，但生育率遲遲上不去的現象，翟振武提醒："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而在我國，城市與鄉村的發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別，區域與區域的發展程度也不一樣。"

　　"當時設計計劃生育政策時，就是希望有一代獨生子女，如果再來一代獨生子女，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變為4—2—1型的，那就是一個人養兩個人"，田雪原反問本刊記者："你覺得能承擔得了嗎？"

　　"説到底，調整生育政策只能緩解老齡化過程，我們所要經歷的老齡化進程是早晚的事，經濟社會發展儘快轉型才是長久之計"。王桂新説。

　　左學金説，根據2010年統計公報，農業生産總值佔GDP10%多一點，就業佔近38%，這説明農村還有一些勞動力未充分利用。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造成的勞動力流動障礙，應該消除制度壁壘、更好地發揮勞動力的潛能。"過去，我們對人力資本投入不足，教育財政性投資不到3.5%，甚至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今後需要加大投資。大學也應當努力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

　　老有所依當為"百年大計"

　　中國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不止"人口紅利"消退那麼簡單。今年年初曾有媒體報道，上海社保金每年虧空超百億元。有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社保虧空，並不是一座城市的問題，而"應對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金問題，是全國都面臨的大問題"。

　　李建民曾撰文説，中國老齡化挑戰的真正含義是：能否在經濟、社會轉型和人口迅速老齡化的條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國家制度安排和社會應對機制。

　　"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長，老齡化只是一根'導火索'。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無力支撐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他説，"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期滯後是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所在。"

　　李建民認為，人口迅速老齡化與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使得未來的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這一挑戰的本質是社會意義上的多方面挑戰：可能顛覆以社會身份分立、地區之間分隔為基本結構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資源分配的地區分割與分隔體制；可能終結中國經濟發展的傳統比較優勢；社會代際關係趨於緊張，進而威脅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

　　2011年3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將進一步加速。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著力推進老齡事業"六個體系"建設，即老齡戰略對策體系、老齡服務體系、老年經濟供養體系、老年健康支持體系、老年宜居環境體系、老齡工作體系。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若干體系的構建，關鍵還在於能夠落實在每一個與老年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實務"上。翟振武舉例説："近幾年，我們在媒體上會看到有老人在自己家裏去世，幾天以後才被鄰居發現。這就説明缺乏老年人的照顧護理體系。在國外，老人隨身帶有'呼叫器'，即使摔一跤，也可以馬上摁下'呼叫器'從而獲得幫助。"

　　"在國外，有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住宅，這種住宅特別注意老年人居住的無障礙化和通用化，如住宅內盡可能無高低門檻，洗浴間避免用易滑地板，多層樓房一般都裝有電梯，甚至還考慮與子女住親屬房的位置，這些都是為了老年人生活、出行、照料方便，等等。"王桂新舉例説，"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應該有一個綜合政策體系，是全社會的事。特別要注意我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和行動應該體現在每一個細節當中。"

　　杜鵬認為，還應建立老年人社會參與體系。"傳統的觀念將老年人口視為'被撫養人口'，並不指望他們對社會有多大貢獻，但是隨著我們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比如許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後仍然可以做許多事情，他們不僅在腦力上不輸年輕人，甚至在經驗上還佔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我們也可以多想想老年人能做什麼？為老有所為提供支持。"

　　"1982年，中國建立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上世紀90年代後進入發展時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仍任重而道遠"。杜鵬説，"中國現階段仍處於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初期，但是這個"加速度"會非常快，老齡事業是百年大計，當早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