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收治”不得偏離法治軌道

　　人們對“徐武事件”的諸多質疑，一方面説明有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同時也再次反映出我國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漢武鋼職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強制入院治療4年後，近日從精神病院逃離到千里之外的廣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們關注“徐武事件”，既是關切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還因為它與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處：同樣是被有關部門強制治療數年，同樣有“狀告”、“上訪”因素，同樣是親屬和本人都不認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數位“精神病人”都被證偽的背景下，要改變人們的習慣性質疑，確需拿出十分過硬的依據。

　　到目前為止，關於徐武“被精神病”的質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夠説服力的回應。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説徐武本人否認，尚可用“不承認有病，越證明有精神病”來解釋；那麼在徐武家人堅決否認，並稱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訴下，在廣州醫療機構的初步診斷與有關方面存在較大出入時，面對收治者與被收治者及其家屬的各執一詞，究竟該由誰來甄別鑒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強制收治？如果説強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結果”，徐武行為的危害結果是什麼？有關部門若掌握了足夠的證據，在“徐武事件”成為公共事件的今天，為何不能及時公之於眾？至於跨省追尋，更是令人不解，徐武雖然從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關方面直接介入不僅于法無據，還會讓人疑竇叢生：為何對一個“精神病人”如此關心？

　　上述疑問，一方面説明有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同時也再次反映出我國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強制收治沒有門檻，缺乏程序規範，個人救濟缺乏途徑，住院期間缺乏糾錯機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鑒定尤其是強制收治，很容易標準模糊乃至隨意輕率。更值得警惕的是，從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來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鑒定和強制收治，往往有著複雜的背景。它的危害在於，一般司法強制，尚且有明確期限以及救濟途徑；一旦被認定為精神病強制收治，不僅恢復正常遙遙無期，救濟途徑更是付之闕如。

　　儘管我國的《精神衛生法》尚在襁褓，儘管“無危險、不強制”理念還沒有具體條文落實，但必須看到，即便“強制收治”是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為前提的，需要格外謹慎。更要看到，非經法定程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對其強制收治同樣必須通過嚴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種對公眾、媒體和家屬不透明的環境下進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來，對於類似精神病的鑒定，我們應該回到醫學本身，讓精神病的強制收治遵循程序正義。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尊重當事人和家屬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進而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