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雜誌接踵而至 是市場導向還是文藝的復興

文學雜誌終於久違地出現在報攤顯眼的位置，成為搶手貨

　　這個春天，文學雜誌的躁動與甦醒，至少告訴我們：那些預示文學已死的論調，可以休矣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看上去，這更像文學雜誌市場一起有預謀有計劃的連環革新：韓寒的《獨唱團》剛剛歇菜，郭敬明的《文藝風賞》和《文藝風象》高調登場；安妮寶貝的《大方》大方亮相，媒體大亨邵忠的《天南》鳴鑼開唱；而眼看文學雜誌一池春水吹皺，“皇帝女兒”《人民文學》也試水零售市場——其副主編商震將此番轉身形容為“收復失地”……

　　一個動作連著一個動作，一本雜誌引出另一本雜誌，彼此之間默契十足然而卻客客氣氣地各自劃清界限——郭敬明接受採訪時回答最多的便是：《獨唱團》和“文藝風”系列沒關係；《大方》主編止庵説的最多的是：《大方》與《天南》在性質上接近然而內容和氣質上並無必然聯絡；《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更是一再強調：《人民文學》試水零售市場，與一眾新雜誌的加入並無關係，只是巧合。

　　然而即使一切只是巧合，也一定有必然的相似和並不偶然的因素存在其中：是什麼，在這個春天裏喚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國文學雜誌的市場嗅覺？又是什麼，令雜誌從業者們重新燃起了對文學的信心？

　　文學雜誌“賣瘋了”

　　直到今天，《獨唱團》的神話仍在上演——這本雜誌活著的時候總是賣斷貨，死掉之後卻遲遲沒有退出市場。至今時見報攤一側擺著這本牛皮紙黑字的雜誌，報攤攤主説得實誠：能擺在這裡，就説明還有人要。不完全統計之下，《獨唱團》的首冊銷量為22萬冊。

　　年初郭敬明的《文藝風》首期發行量則在一週內達到18萬冊，超越了《收穫》《當代》等七八家傳統雜誌的月銷量總和。

　　而僅僅幾個月後，文學雜誌的走勢再次令人跌破眼鏡：《大方》創刊號徵訂量超過百萬，後一度斷貨，而《天南》則在主創人員路演造勢下數次脫銷，這一訊息足以令無數圈內人深感振奮：多少年了，文學雜誌終於久違地出現在報攤最顯眼的位置，成為搶手貨。

　　如此一來，新雜誌和傳統雜誌幾乎是自動被劃分為兩個陣營，除了市場開拓力、辦刊風格等差異外，相較之下，多數人更樂意談論起他們之間在本質上的區別：比起傳統文學雜誌的作協“包養制”，幾乎每本新雜誌都借助一個有資本背景的出版公司：張悅然《鯉》的背後，是沈浩波的磨鐵圖書；安妮寶貝《大方》的背後則是陳明俊的新經典文化；而笛安、落落，不僅有出版人郭敬明的依託，更有在青春類圖書領域馳騁多年的長江文藝出版社保駕護航。

　　這種合作關係更加自由，分工更明確。在《鯉》與磨鐵的合作中，張悅然工作室負責主題策劃、內容構成、作者選擇、沙龍主辦、裝幀設計等眾多內容，只要別出政治問題，出版方不會干涉內容。歐寧、笛安、落落都表示，他們對雜誌的內容有“一票否決權”，出版方主要在營銷上下工夫。

　　相較而言，老牌文學雜誌在標準設置和內容編排上，無一不顯示出暮氣沉沉，而此等背景下，《人民文學》的試水零售市場便尤為引人注目：這份矜持了60年的中國雜誌“NO.1”，到底是因為市場的壓力還是新雜誌的猛攻，而不得不放下身段，走進同一條河流，接受商業浪潮的洗禮？

　　無論答案是哪一個，都正如業內人士認為，新型文學雜誌的出現至少攪動了這一潭曾經不溫不火的死水，《天南》、《大方》、《文藝風》的創刊及熱賣，正在改變傳統文學雜誌長期遵循的某些規則，而無論其自身是否有自覺的“革命意識”，文學雜誌新勢力都在發出一個信號——只有改變舊有的生存模式轉而探索新的市場化之路，文學雜誌才能向死而生。

　　戰國時代，抑或文藝復興？

　　更多的人則願意將雜誌新勢力崛起與老牌文學雜誌的“沒落”聯絡在一起：這廂新人展顏，必然伴隨舊人的痛苦——有媒體稱，相對於新雜誌動輒幾十萬的銷量，傳統文學雜誌“老大哥”《人民文學》現在的印發量有4.7萬多份，35歲以上的自費訂閱者不足5%，而就在十幾年前，其銷量甚至曾達到100多萬的紀錄。

　　這是一組令人頗感複雜的數字，其間新舊雜誌之間的實力對比不可同日而語，更為失落之處還在於，老牌文學雜誌似乎一路狂奔在口碑和銷量的下坡路上，頹勢難掩。

　　“我明天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要開會，專門研究《大方》和《天南》。”身在外地的李敬澤對《國際先驅導報》説。早在3月底4月初兩本雜誌相繼面世時，他便叮囑手下人各購買五六本，全編輯部傳閱。事實上，這一動作幾乎是習慣性的，身為《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坦言，幾乎市場上每出一本新雜誌，編輯部都會開一次這樣的研究會。

　　然而李敬澤沒有想到，《人民文學》的零售怎麼就成了個大新聞。在他看來，作為一個長期擁有大批訂戶基礎但在市場上“下功夫”不夠的老牌雜誌，也該到了變一變的時候——“準確地説，《人民文學》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在北京嘗試零售，現在不過是加大了力度而已，沒有針對任何雜誌的任何動作。”而面對許多媒體對於老牌雜誌的擔憂，李敬澤更是感到“很抱歉”：“我知道記者寫稿子總要有個衝突性，他們想像面對新雜誌，我必然撓墻、抓狂、惶惶度日……很抱歉，真沒有。”在李敬澤看來，文學雜誌並非一個零和的市場，“我不覺得別人那裏多一份，我這裡就會少一份，恰恰比較多的活躍的文學刊物，對整個文學市場都有好處，意味著更活躍，意味著更多的讀者，把更多人帶回文學期刊的閱讀習慣上來。”而就在月初《天南》雜誌的首發會上，李敬澤應邀出現在嘉賓席，為這一新雜誌加油打氣，因為他真心希望這本雜誌能做好。

　　眾多值得稱道的新雜誌路數中，“個人趣味”是一個不得不説的標簽。

　　通俗而言，所謂個人趣味，體現在上遊便是偶像作家坐鎮：張悅然的《鯉》，韓寒的《獨唱團》，郭敬明的《最小説》和《文藝風》，安妮寶貝的《大方》，歐寧的《天南》；而體現在下游，則更多是對讀者“隱私閱讀”的迎合，張悅然的《鯉》每期都有一個主題：嫉妒、曖昧、謊言以及最新一期的“來不及”，字字擊中現代人秘而不宣的心頭隱疾；《大方》首期100頁的村上春樹的三天兩夜長訪談，更是網羅一批隔絕一批——以村上春樹為界限，讀者自動形成陣營，而主編止庵更是將一個讀書人的絕對體驗灌注《大方》的每一個細節；《天南》則堅決扛起反大眾趣味的旗幟，立志將多元、小眾進行到底……

　　百家爭鳴，每一個聲音，都更注重私人而非集體的共鳴，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反復討論的進步——如果説有進步的話。

　　事實上，人們看歷史，總以為稅金辦刊、公幣辦報就是“傳統”。殊不知，稅金辦報刊，體制養文學，才是現代新事物，而若從源頭説起，私資辦刊，表達多元，更曾是社會常態。回頭看看，單是文人身兼文藝報刊主編、編輯者，已舉不勝舉，從魯迅到巴金，暢銷如張恨水，苦學如沈從文，勇直如胡風……張愛玲的小説，依託雜誌聞於世，錢鍾書的《圍城》，曾于《文藝先鋒》連載。早在嚴復、林紓並世又相輕的時代，國人已有世界眼光，《大方》與《天南》之強調全球視野，並不新鮮。《獨唱團》談理想，當年的《新青年》何嘗不是激憤之下的理想探求。若論暢銷，《紅岩》超過八百萬冊的銷量，足以讓《人民文學》的一百萬和郭敬明的《最小説》相形見絀。

　　所以，説起所謂文學前景，無人奢談“樂觀”二字。“我想文學雜誌大概永遠不可能恢復到80年代的盛況。”李敬澤説。80年代，那是另一個文學黃金時期，隨便一本文學雜誌的發行量便達二三十萬份，而這一盛況於今日而言，是“永遠不可能了”。而如僅憑新興雜誌的初生莽力，便斷言文藝的復興，恐怕言之過早，也言之過大。

　　一種氣定神閒

　　然而悲觀，也大可不必。

　　正如止庵和安妮寶貝等人著手《大方》，完全不在於拯救文學，改變風氣，而是出於“有意思”，他們沒有扭轉頹勢的野心，但有信心令那些原本在此的讀者繼續留在這裡，“我們強調的是緩慢閱讀，説白了，是一種閱讀習慣乃至趣味的保持”，而此等趣味，在紙醉金迷的當下中國，何等金貴，更難得的是，儘管有市場目標，有資金鏈條，但從出資方到辦刊人，無一不是抱著“並非非做不可，但就是因為可做可不做，才要做好”的氣定神閒。

　　而也許是文學本身屬性所致，相形之下，即使是“肉身沉重”的體制內《人民文學》，也大有舉重若輕的風骨。“我有信心，將《人民文學》依然辦成最好，正如它在過去的60年裏都是最好一樣。”事實上，在李敬澤看來，儘管過去十年，文學的沒落從未停止，但他也一直反對文學雜誌的失敗主義論調，“過去十年來，幾乎所有場合談起文學雜誌都是一副垂頭喪氣，媒體問起來話裏話外都是什麼時候滅亡，我從來不認為是這樣”，而此番新興文學雜誌的異軍突起，最直接的好處便是：失敗主義可以休矣。“不要再一談起文學就連自己人都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真的到了要振作精神，去探索市場的時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許多年裏，《人民文學》的訂戶量依然處於增長狀態，儘管數額不大（基本以2000多份的狀態遞增），但在文學唱衰的今天，實屬不易。

　　《大方》主編止庵認為，文學雜誌新老勢力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敵對，更多的僅僅是一種巧合。“這更像一個互相靠攏的過程，儘管在辦刊理念和規則上有出入，但大家的目標都是一個對純文學的追求。”

　　與媒體一向所渲染的“春秋戰國時代”相比，這顯然是一個截然不同然而令人深感愉悅的論調。事實上，大多數人願意看到的，並非二元論的你死我活，而是和平共處的多贏，正如談到這一可能性時，李敬澤按捺不住地興奮：“是不是春秋戰國我就不知道了，但當這麼多新力量和想法加入進來，一定會讓這潭水更熱鬧，我真實的感覺是興奮，好啊，熱鬧好啊，一個更活躍的市場……對這個市場所有積極的有志向的參與者來説都是好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