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對話需要相向而行

　　4月27日至28日，中美在北京舉行人權對話，引起各方廣泛關注。人權體現了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尊重。由於社會制度、發展階段和歷史文化方面的不同，各國在人權問題上存在分歧不足為奇。然而，一些西方國家未能摒棄“冷戰”思維，以意識形態劃界，借所謂的人權問題打壓、醜化發展中國家，導致國際人權舞臺上一度硝煙四起，政治對抗嚴重。為推動國際人權合作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中國于上世紀90年代率先提出人權對話的主張，並逐漸為國際社會接受。

　　既然是對話，就應該具有互動性，應該是雙向的溝通、交流和理解，而不是單向的灌輸、壓迫甚至干預。對話雙方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不是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任何一方都沒有資格以教師爺自居。既然是國與國之間的對話，就應該在《聯合國憲章》框架下進行，就要遵循憲章所規定的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精神。

　　因而，平等和相互尊重也應該是國際人權對話的原則，是中國與他國開展對話的前提。在這個基礎和前提下，中國于1990年開啟與美國的人權對話。此後，分別與英國、德國、歐盟、俄羅斯、澳大利亞、古巴等近20個國家或組織進行人權對話或磋商。對象既有西方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人權對話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

　　對話增進了相互理解。各國人民信仰不同，文化有別，很難完全理解對方的所思、所想和所為，這樣難免造成誤解和誤判，特別是在複雜敏感的人權領域。對話開闢了交流的渠道，減少了道聽途説和妄自揣測。雙方闡述各自人權理念、立場和實踐，坦誠交換意見，理解和共識不斷增多。這對化解兩國分歧、促進雙邊關係至關重要。一些外國人權代表常在對話後感慨，中國人權狀況是相當不錯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很多實踐已經超越發達國家，完全不像部分西方媒體宣傳的那樣糟糕。

　　對話推動了人權進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盡善盡美，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實踐毫無可取之處。我們看到，參加人權對話和人權技術合作項目的單位，通常涵蓋兩國外交、公安、檢察、司法、宗教等多個部門以及學術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雙方面對面交流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功做法，共同探討存在的問題，取長補短、相互借鑒，以進一步推動各自人權事業的發展。據了解，目前我國推行的社區矯正項目即參考了國外的一些經驗，外方在保障人權方面也借鑒了中國的不少做法。近年來，中國立足國情，博採眾長，逐漸形成中國特色人權理念與實踐。這無疑是對保護人權理論與實踐的豐富，也與中國走對話之路分不開。

　　對話體現了中國開放姿態。中國主張以對話促進人權合作，本身就是對國際人權事業的貢獻。建設性地同他國開展對話，彰顯了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開放態度。通過溝通、交流和實地走訪，也讓部分慣於戴有色眼鏡看人的西方媒體和組織看到，保障人權不只靠説，更要靠做。個別國家高喊人權口號，卻肆意踐踏他國主權，造成人道主義災難，人權醜聞屢見不鮮。中國開放務實，以發展促人權，人民的政治和經社文權利顯著改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當然，彩虹都要經過風雨的洗禮，對話進程也不例外，並非一帆風順。雖然“冷戰”已經結束20年了，但仍有一些西方人士延續冷戰思維，在對話期間和某些節點，炮製一些子虛烏有的“問題”拿來説事，並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希望借機迫中方作某些讓步甚或壓中國“改旗易幟”。這樣的如意算盤顯然打錯了，每次也都被證明是徒勞的。因為在原則問題上，中國政府從不會彎腰，中國人民也不會答應。中國改革發展路線圖始終由中國人民自己繪就，不容外國指手畫腳，更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顛覆和破壞。

　　也有一些人士認為與中國的人權對話“成果有限”，甚至聲稱應該重新考慮對話的價值和作用。如果換個角度，這恰恰説明了中方在對話中一直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非要以接受西方的“教導”、改變本國政治制度，來衡量人權對話是否成功，那麼對話只會陷入僵局甚至走向對抗，確實不會有任何成果。事實上，強迫別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也有違人權價值觀。對話與交往從來都是雙向互利的。如果一些國家堅持選擇對話以外的其他方式來試圖向中國施壓，是不可能得逞的。

　　借人權問題向他國施壓的做法逐漸失去市場，人權問題政治化和雙重標準也越發不得人心。國際人權形勢的發展表明，你樂意，或者不樂意，對話與合作的潮流都在滾滾向前，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