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跳出中東外交“各方都不滿意”境地

　　“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滿意”

　　“沒有安全保障的經濟利益，就猶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築，海水一來就會轟然倒塌。”這是西方給中國的忠告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梁嘉文、張濱陽發自北京 從班加西市中心驅車向西，十多分鐘後，一大片建築工地平鋪在眼前，高聳的吊塔，密密麻麻的鋼筋，那寫著“中國建築質量重於泰山”的中文標語，在炎熱的風中耷拉著。

　　兩個月前，這裡還是機器轟鳴，遠道而來的中國工人幹勁十足，如今一切都安靜下來了。散落在地的安全帽、工作服，隨意停放著的鏟車、攪拌車開始起銹。還有附近被炸毀的汽車和坦克，以及墻壁上斑駁的彈孔，都顯示這裡不再是工地，而是戰場。

　　利比亞的亂局導致3萬多名中國工人撤離，眾多中國公司丟下數百億美元的工程項目撤退。儘管中國政府組織的大撤退迅速而有序，顯示了中國的實力，但中國政府也為此付出了約10億美元的成本。如果再加上工程項目所受到的影響，經濟損失一時難以估量。

　　堅守這片工地的當地男子艾沙拉伕，希望中國朋友早日歸來。但顯然，他一時難以得到確切的答案。

　　西方媒體在評價中國政府組織的此次世紀大撤退時，看到了中國中東政策的脆弱性——“沒有安全保障的經濟利益，就猶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築，海水一來就會轟然倒塌。”這是西方給中國的忠告。

　　雖然實際情況或許沒那麼嚴重，但中國反思自己的中東政策，做到未雨綢繆，無疑是明智的。三四月之交，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出訪中東五國。因為正值當前阿拉伯地區民眾運動風起雲涌，因此訪問目的外界猜測眾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正為下一步中東政策的調整做準備。

　　九載特使外交，作為太少？

　　3月24日，吳思科抵達特拉維夫。前來接見的以色列副外長阿亞隆，並未戴上領帶，以營造會晤的輕鬆氣氛。阿亞隆用外交辭令對中國表達了感謝，會晤後兩人在中以兩國國旗前握手留戀。窗外是地中海湛藍的海水。

　　以色列是吳思科特使此次訪問的首站，隨後他依次訪問了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以及卡塔爾。這與以往不同。去年9月吳思科作為特使出訪首站，選擇的是約旦。而前任特使王世傑2009年2月出訪的首站，選擇的則是埃及。

　　出訪首站選擇阿拉伯國家，符合中國“立場略偏阿拉伯”的外交“傳統”。那麼，此次行程上的變化，是否預示著中國的中東外交有著某種調整？外界一時難以判斷。從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表述來看，亦難發現新意。3月21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向媒體通報吳思科此次中東之行，稱“就中東和平進程和當前地區局勢與有關各方交換意見”。

　　更有細心者發現，阿拉伯國家會見吳思科特使的官員級別，普遍比以色列出面會見的要高，並且以往的情況類似。這被解讀為，相對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對待中國特使的到來，更加熱情，更為重視。

　　在評價此次出訪的效果時，中東問題專家、博聯社總裁馬曉霖並不樂觀。他認為，此次出訪的目的與當前阿拉伯大變革密切相關，“一些國家的政權發生變更，新生力量登上政治舞臺，中國需要了解它們的立場。”但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原因是中國“提不出自己的方案。”

　　馬曉霖的觀點並非一家之言，常駐北京的阿拉伯人士伊扎特同樣持謹慎態度。其實，早前就有香港媒體説得更為直接：中國的中東特使外交，除了召開記者會解釋中國立場、例行巡訪之外，並無多大建樹。馬曉霖則認為，中國在中東問題上“韜光養晦”多，“有所作為”少。

　　已經退休在家的孫必幹，是前任中東特使，他曾經擔任過中國駐沙特、伊拉克以及伊朗的大使，是一位外交界的老前輩。談到中東特使的工作，孫必幹説，我們的政策是公正的，平衡的，略偏阿拉伯，與國際社會主張基本趨同。“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滿意。”

　　孫必幹的前任即首任中東特使是王世傑，同樣是一位曾在阿拉伯國家長期擔任大使的老同志，熟知中東事務，也同樣是在花甲之年擔任特使重任。“(中東外交無建樹)與特使本人的能力無關，而是中國缺乏影響中東局勢的戰略和手段。”一家香港報紙如此説。

　　自2002年設立中東問題特使以來，中國的中東特使外交已經走入第九個年頭，它設立的背景，據説是2000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巴勒斯坦時，應已故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的建議。當時，阿拉法特希望中國能在中東和平進程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力。

　　“騎墻”還是“平衡”？

　　阿拉法特那時的期望，同樣也是不少阿拉伯人現在的期望。伊扎特説，在中東地區，相比美國、歐洲和俄羅斯，中國更有優勢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因為在阿拉伯國家看來，西方和俄羅斯的立場都有偏頗之處，中國則相對超脫得多，中國提出的建議阿以雙方都更容易接受。

　　然而，伊扎特對中國當前的中東政策，頗有看法。他説，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一直很好，但是現在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阿拉伯以及一些非洲國家的不少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政策“自私”的一面。“眼睛裏只有石油，只有經貿數字”，但是“中國不是一家公司，經貿數字增加也並不代表雙方的關係有多好”。

　　伊扎特的話近乎抱怨，他似乎更懷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翻開歷史的檔案：1967年6月，當以色列向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發動“六五戰爭”時，中國政府不僅立即發佈了譴責聲明，還在北京組織了三天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阿拉伯國家。中國還曾為支持阿拉伯人們反對美英軍事干涉，不惜在台灣海峽炮擊金門、馬祖，牽制中東地區的美軍調動。

　　那是曾經的歷史，並不能説明現在的情況。現在中國的中東外交，更不太可能回到以往旗幟鮮明地支持阿拉伯國家，譴責美國和以色列的年代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石油。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來，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就列入了中國外交的核心議題。當前，中國石油一半的進口來自中東，因此中東地區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但是對於中國來説，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中國都只是中東這盤棋局的一個新玩家。何況，依靠駐軍掌握地區主導權的美國，對中國介入中東事務心懷戒備。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低調務實的中東政策，似乎是情理之中。

　　伊扎特説，儘管阿拉伯國家理解中國的做法，但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認為，中國奉行的是一種“騎墻”的做法——既希望得到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又不願放棄與以色列的高科技合作，更不願意開罪美國。

　　有中國學者辯解説，中國在中東執行的是一種多元平衡的戰略，試圖在維持多種力量共同參與的情況下，謀求與自己國家實力相稱的影響力。

　　顯然，“平衡”還是“騎墻”，取決於中國的中東政策是“利”字當頭，還是“義”當頭。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有阿拉伯國家認識到中國的趨利性，並且抱怨越來越多。這是中國中東外交面臨的新問題。

　　跳出“各方都不滿意”境地

　　“道義”與“利益”，兩者之間中國似乎難以兼顧，由此陷入孫必乾大使所説的“各方都不滿意”的境地。為緩解“道義”壓力，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找到了一種更為省事的辦法——以最大的阿拉伯國家埃及的立場作為自己阿以政策的標準，也就是説，在阿以問題上，中國的立場不會超過埃及。在穆巴拉克主政下，1973年埃及與以色列簽定了和平協議，自此阿以衝突事實上轉變為巴以衝突。

　　坦白説，這樣的政策有著某種的取巧性和策略性，不能承載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中東地區更加獨立地發揮作用。何況，現在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伊扎特説，穆巴拉克下臺後，埃及政府不論誰上臺，都不可能延續以前的阿以政策，中國要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中國不能在阿拉伯國家政策發生變化前做出某種反應和調整，那麼就勢必陷入被動的境地，中國在中東的經貿利益和石油利益，都可能會受到損害。

　　面對中東問題，中國的外交官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阿拉伯國家內部難以形成合力，二是阿以關係難有突破。孫必幹將此總結為兩個字：“拖”與“難”。顯然，在此種判斷下，寄望于中國的中東政策發生大調整，幾乎是不可能。或者，即使中國意識到需要調整，但如何調整也是個棘手的問題，畢竟中國手上的“牌”不多。

　　當下，如何確保在中東地區的現實利益，似乎更具迫切性。馬曉霖説，現在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盤子已經很大了，不僅有數十萬人在那裏謀生計，還有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投資。一旦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比如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數十萬中國人還能輕鬆撤離嗎？那時，中國出動軍隊前往保護，恐怕在所避免。

　　這正是中國在中東難以發揮獨立作用的最大命門。西方將中國這種沒有安全保障的“經濟擴張”，稱之為“將雞蛋全部放在美國的籃子裏”。言外之意，中國將中東地區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到了美國手上。

　　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危險性，已經向靠近中東的亞丁灣派遣了軍艦，常年護航，以確保中東石油運輸航線的暢通。此次利比亞大撤僑中，中國的“徐州”號驅逐艦駛入了地中海，中國空軍運輸機飛越中東上空，都具有象徵性。但在外界觀察家看來，這還只是剛剛起步，離真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

　　馬曉霖認為，中國在中東地區需要戰略預警機制，以及著眼長遠的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