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警察減負從捍衛法治開始

　　要警察遠離非警務活動，不僅需要公安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同時也要對各級政府進行理念革新和法律制約。當警察拒絕執行非警務活動時，誰來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對隨意動用公安民警參與強制徵地拆遷的黨政領導，誰來保證他們確實被問責？

　　近日，公安部黨委制定下發《2011年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見》。《意見》嚴禁公安民警參與徵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對隨意動用警力參與強制拆遷造成嚴重後果的，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對許多警察來説，這不啻是一個好消息。在近幾年一些地方因徵地拆遷導致警民衝突時有發生的背景下，意見的出臺既是一種規範，也是一種保護。我們見過許多這樣的案例，一些警察在徵地拆遷中，先是衝鋒陷陣搞強拆，後又灰頭土臉被處分，異常尷尬和“委屈”，相信誰都不願意攤上這樣的事。

　　警察參與拆遷，負面影響很多。現在大多數拆遷都屬於商業性質，本該由雙方平等協商，警察的介入，不僅會削弱被拆遷一方的談判能力，也容易使人認為警察的屁股坐在了開發商一邊，結果使本屬於商業關係的矛盾轉化為被拆遷人與政府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警察職責法定，超出法律規定範圍參與徵地拆遷，本來就是超越職權的違法之舉。

　　然而，許多時候警察也有自己的無奈。在財權、人權都受當地政府影響的背景下，如果不聽當地政府指派，就會被穿小鞋、遭排擠。比如，前幾年有媒體曾有過這樣的報道，海南省瓊海市一派出所所長依法拒絕了鄉鎮領導指派的收稅任務，鄉鎮政府以所長與鄉鎮政府關係不協調為由，要求市公安局更換所長。這樣的邏輯，恐怕也正是警察奉命參與徵地拆遷的邏輯，正是一些“跨省追捕”鬧劇被製造的理由。

　　因此，要警察遠離非警務活動，不僅需要公安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同時也要對各級政府進行理念革新和法律制約。一方面，需要轉變治理思路，擯棄人治思維和懶政作風，要在日常工作中，善於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化解矛盾糾紛，不能動不動就把警察推上第一線；另一方面，尤其要謹防一些領導把警察變為個人的家丁打手，變為個別人或者一些小團體維護個人私利的執法工具。總之，警察也是法治社會的一分子，是政府治理過程的重要一環。無論禁止參與徵地拆遷，還是杜絕其他非警務活動，從根本上來説，都離不開法治社會建設這一大循環系統。

　　從這個角度，我們必須思考這樣的問題：《警察法》規定，“人民警察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人民警察職責範圍的指令，有權拒絕執行，並同時向上級機關報告”。當警察拒絕執行非警務活動時，誰來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再比如，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嚴格徵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對隨意動用公安民警參與強制徵地拆遷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嚴肅追究有關黨政領導的責任，當這些黨政領導鋌而走險時，誰來保證他們確實被問責，並且不會“高調問責、低調復出”？　　

　　本報特約評論員范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