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朱永新：加強文化立法迫在眉睫

　　■ 觀察家代表委員議政錄

　　文化法規不能只偏重於管理、規範、限制、義務和處罰內容的設定，而疏于發展、促進、保障、權利和服務內容的體現。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已經制定了一批文化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但總的來看，我國的文化立法仍處於初級階段，現有文化法規的數量、層次還不能滿足我國文化建設快速發展的需要，也無法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文化發展的需要。

　　一是文化法制理論研究薄弱。長期以來，我國文化法制機構不健全，缺乏相應的文化法制研究機構和隊伍。文化立法工作缺乏科學、統一的立法指導，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被動性，部門立法、經驗立法現象比較嚴重。

　　二是文化立法盲點較多。相對經濟領域的立法，文化立法工作滯後，數量不足，文化法律的創制落後於社會的實際，落後於文化發展的要求。我國現行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規數量偏少，以文化管理方面居多，公共文化事務和規範文化行為方面的法律法規十分欠缺，存在許多立法空白和盲點。在文化事業的許多重要領域，如社會文化、專業文藝、文化産業、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還沒有根本解決無法可依的問題。

　　三是文化立法效力層次偏低。從現行的文化立法來看，法律、行政法規過少，大部分是行政規章、地方性法規或其他規範性文件，效力層次偏低。除了《文物保護法》，我國還沒有制定和頒布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法典，一些與文化建設發展密切相關、必不可少的文化基本法律如《公共圖書館法》、《電影法》、《廣播電視法》、《文化市場管理法》等仍停留在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等較低的立法層次上，一些管理規範尚停留在政策文件管理層次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還未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加以確定。

　　四是文化立法內容的現實適應性不強。我國現行的文化法律法規，大部分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帶有計劃經濟色彩和痕跡，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適應對外開放、經濟全球化的要求。這主要表現在，由於立法思路慣性的原因，不少文化法規偏重於管理、規範、限制、義務和處罰內容的設定，而疏于發展、促進、保障、權利和服務內容的體現。

　　因此，我們建議要進一步加強文化立法，通過立法方式管理文化領域的事務。

　　其一，明確文化立法的範圍，建立完整合理的科學體系。其二，統籌安排、先易後難，分步驟實施文化立法工作。其三，建議分層次加強文化立法工作。全國人大或是常委會可以通過制定法律的同時，協調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制定完善相關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形式的實施細則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鞏固已有立法成果。某些文化項目也可以先制定規範性文件予以規範，實施後逐步積累經驗，進而提升法律層次。

　　□朱永新（全國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