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拼搏不如拼爹？"階層固化"隱憂何解？

　　《瞭望》文章：消解"階層固化"隱憂

　　如何才能通過制度安排，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從而彌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衝突，降低風險？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新華社重慶分社副總編輯 黃豁

　　近來，"富二代"、"官二代"與"貧二代"、"農二代"等熱詞躥紅網絡。從被指"欺實馬"的杭州飆車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剛"的河北大學撞人案，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為幹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學生舉報"官二代"被寧夏吳忠警方跨省拘捕一個個公共事件不斷刺激著社會各界的神經，將"官"與"民"、"富"與"窮"、"強"與"弱"的社會斷裂與對立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些事件中，當事人的"身份標簽"成了不少民眾價值判斷的主要依據，事實真相以及對錯反而成了次要問題。這種看似非理性的社會心理背後，其實是民眾對於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焦慮與憤恨，尤其是對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日趨困難，而特權階層權力代際傳遞不斷增強的情緒宣泄。改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新背景、新課題。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階層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實現社會的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1978年中國吹響的改革開放號角中，社會層面的最強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實現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正是充分的階層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成為必然趨勢。中國社科院2001年發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雖然引發爭議，但是每個社會實際上都存在一個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國有沒有一個底層群體存在，而在於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讓人擔心的是，這種局面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緩解，近年來反而有惡化的趨勢。

　　從教育層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獲得的技能，是現代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過去，平民或農家子弟改變命運的主要路徑是：家庭貧困——發奮讀書——考上大學——順利工作——改變家境。但現在這一傳統的底層向上流動模式出了問題，教育産業化帶來的教育費用攀升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讀優質公立幼兒園的費用都已逼近重點中學，讀大學本科普通專業僅4年的學費就達2萬元左右，如果是藝術類專業四年的學費高達6萬元。按現價計算，要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支出在20萬元以上。應對這樣的"高消費"，工薪階層父母都壓力很大，社會底層人群更是難以承受。近幾年，本刊記者每次到下崗職工、無業居民等城市困難群體聚集區走訪，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敗和社會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同時，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劇惡化。一些地方不斷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氾濫等醜聞，權勢、金錢擊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國相對最公平的競爭"形象。在2009年備受全國關注的重慶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開點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慶區縣的黨政領導幹部，有的竟然是招辦主任。而當年重慶共有6.5萬人獲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數超過考生總數的30%，名列全國榜首。

　　從就業角度看，公平性的惡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個理想的職業——努力工作——實現自我價值，是每一個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的自我期許。但給人希望的《奮鬥》只是電視劇，現實卻比《蝸居》還殘酷，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拼爹遊戲"，父輩社會地位的高低，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少，成為子女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一句風行網絡的"恨爹不成剛(李剛)"道出了多少年輕人的無奈與嘆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採訪時就發現，就業過程中的權力代際傳遞和階層固化現象已凸顯出來，擴招表象下的大學生就業難其實是"無權勢、無背景、無關係"的"三無"大學生就業難。我們當時獲得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西部某省會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父母是"普通職工"的佔26%，而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佔2.8%。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情況近年來更加突出了。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不斷爆出的"老子招兒子"、"量身定做"等新聞可見一斑。比如，福建屏南縣財政局招聘公務員的條件苛刻怪異，結果符合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報名，"恰好"是某副市長之女，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強政府招聘"。經媒體曝光後，縣財政局局長和人事局局長遭停職檢查。現在，官員之間互相安排子女就業似已成為"潛規則"，有的還通過姻親關係進一步鞏固聯盟，這種"精英複製"、"權力世襲"的情況在縣一級尤為突出，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這也是縣級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