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鄉村教師選擇逃離教育:工作累待遇差沒尊嚴

　　11月19日上午，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三家館鄉三家館小學一名受傷的學生趴在教學樓上看同學做早操。這棟教學樓是1992年修建的，近20年來少有維修，顯得十分破舊。本報記者 謝洋攝

　　“我小時候玩過家家，總想著將來有一天能當老師。可現在我教書13年，做了11年班主任，唯一的想法就是能早日離開這個崗位。”前不久，記者在南寧市的一個鄉鎮採訪時，當地中心校的語文老師黃淑娟談起她目前的心境，微微嘆了口氣。

　　和黃老師一同進學校的那批老師中，有些人確實已經轉行了。有的跟朋友去外地做生意，有的考上了公務員。從熱愛教育到逃離教育，一些鄉村教師做出這樣的選擇其實也很無奈。

　　調到村裏教書就像去“充軍”

　　在農村中小學採訪時，記者經常看到這樣的情形：墻體斑駁的平房裏，狹小的教師宿舍一間挨著一間，走進去，屋內剛好夠擺下一張床、一個衣櫃和一張書桌，如果要上廁所，得走上幾十米，直通化糞池的蹲坑臭味撲鼻不説，廁所還四面透風、屋頂漏雨。由於宿舍少，一些分不到宿捨得老師要麼住在教室隔開的小房間裏，要麼出去租房子住。

　　黃老師還記得她剛剛工作時，在一所村校生活的情形：“像我這麼小的個子，每天要挑水回來煮飯吃，一到晚上四處漆黑一片，哪也去不了，這樣的生活換成你會願意去嗎？”現如今，黃老師已經調到了鎮上，讓她覺得頗為諷刺的是，她的現任校長經常會在安排輪教時把那些“不聽話”的老師調到村校去教書，以示懲罰，因為在老師們看來“調到村裏去，就像去"充軍"”。

　　事實上，生活條件差，待遇不高是鄉村學校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但近些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村校在當地的破敗更為突出。

　　在廣西和湖南等地的農村走訪時，記者看到農民自家蓋起兩三層的小樓已是很普遍的情況，在這些貼著瓷磚的嶄新小樓的映襯下，一些村校好像成了鄉村發展被遺忘的角落，看上去顯得十分陳舊。有的學校由於道路和操場還是土的，師生身處其中往往是“天晴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從去年年初開始，國家對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實施績效工資，鄉村教師也能拿到1500~2000元的月薪。雖然收入有了保障，但這筆錢不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南寧市賓陽縣一位老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每個月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電費150元、水費40元、燃氣50元、買菜500元、早餐費50元（班主任每天早上6點去學校只能在外面吃飯）、孩子早中餐費200元，再加上人情、交通、通訊、房租的花費，已所剩無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生場大病，老師就會處於負債境地，如果説還想攢錢買房，只能是一種奢望。”

　　經濟拮據使得農村地區男教師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成家立業難。記者走訪時發現，村校男教師過了30歲還沒結婚的比比皆是。在廣西一所鄉中擔任政教主任的吳老師就親歷過這樣的一件事：一年前，學校小賣部來了一個當地的年輕姑娘幫親戚打點生意。這個女孩個子不高，相貌非常普通，也沒有正式工作。有一次，學校一位30歲出頭的男教師提出想跟她處對象，她卻斷然回絕。“村裏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蓋樓房了，你還住這種泥房，我是不會嫁給老師的。”女孩的話讓老師們感到屈辱和辛酸。

　　農村教師威信下降

　　和住宿條件不好、收入偏低等外部因素相比，有相當一部分農村教師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農村教師得不到尊重，教師的權責不對等才是讓他們真正感到寒心的原因。

　　呂啟明在湖南省西北部一所鄉鎮初中已經任教16年了，4年前他當上這所學校的校長。至今他還清楚地記得，1994年他剛參加工作時，只要孩子考上中專，學生的家長就會高興地大擺筵席，把老師請去吃飯，“多的時候一天有四五家請客，校長沒辦法，還把我們老師分成幾個小組赴宴。”

　　這是呂啟明對教師職業的榮譽感體會最深的一段記憶。隨著中專生取消分配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逐漸顯現，家長對老師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農村開始流行這樣一種觀點：送孩子讀書，不如早點送出去打工，還能早點成家致富。

　　正當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日漸抬頭之時，國家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戰略也在廣大農村地區開始大力推進。很多地方為了保證普九工作的落實，還出臺了具體到班主任老師的“控流保學責任狀”。記者在一些責任狀中看到，校長成為控流保學的第一責任人，班主任為直接責任人，副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為間接責任人。班主任與科任老師除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教務處安排的學生，嚴禁體罰與變相體罰學生，杜絕打擊、排斥、歧視後進生外，還要切實做好差生的輔導和轉化工作，要做好厭學學生的思想工作，使學生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不輟學。一旦因教師主觀原因導致學生輟學的，就要追究教師責任。

　　“為了控流保學，我們不少老師都受著冤枉氣。”呂校長説，當地推進“普九”時大都強調政府和學校的責任，很少對家長有實質性的約束，這就使得不少家長認為，既然搞了義務教育，孩子讀不讀書就是你老師的責任。為了把一些厭學的孩子勸回課堂，老師三天兩頭得往學生的家裏跑，吃閉門羹也是常有的事。

　　“這種勸學，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長和學生傲慢之氣抬升了。”呂校長認為，老師也應該有自己最基本的尊嚴，而“捆綁式”的控流保學，是老師對工作感到厭煩的一個重要原因。

　　採訪中，一些鄉村教師普遍感到困惑的是，保學目標讓老師在一些特別頑劣的孩子面前感到束手無策。有的學生即使違紀，一個月不來學校，學校也沒有辦法按紀律處分他。課堂上，學生可以打老師，但老師卻不能動他，除非學生的行為觸犯了法律。

　　“普九把一些學生"普"上了天，學生犯錯誤老師只能一味地"輕言細語"教育，導致他們越來越"猖狂"地跟老師作對，有時連正常的課堂教學也無法開展，這是普九這10年我們下面老師最大的苦。”黃淑娟老師感慨地説。

　　付出了心血，卻很難讓孩子改變

　　在廣西來賓某鄉鎮中心校教數學的覃老師，出生在一個教師世家。她的父親退休後常常跟女兒交流從教心得，聽到女兒老是念叨教書辛苦，父親感到有些想不通。

　　“怎麼我那時候帶學生就沒你説的這麼難？”

　　“現在的學生跟您那會兒的不一樣了，根本管不住！”

　　“哪個叫你管那麼多的，你上完課就走，上課他吵你就讓他吵嘛。”

　　兩代農村教師間的這段對話，折射出的是鄉土社會劇變後，教育從外部對象到內部觀念之間的巨大差異。覃老師的父親很難從自身經驗出發去理解女兒的處境，女兒如果沿用父親的教育模式，恐怕也很難應對這些缺少父母管教的留守兒童和有著鮮明時代印記的“90後”、“零零後”。

　　身為政教主任的吳老師告訴記者，他在鄉中管了6年的學生紀律，有種身心俱疲的感覺。每天一大早，他就站在校門口檢查學生的儀容儀錶，遇到衣冠不整、頭髮很長的孩子，他還要帶著去理髮。有一次校園搞安全檢查，他一個月內從學生的身上搜出刀具幾十把，還有一些砂槍（當地一種打鳥用的槍）。

　　讓吳老師頭疼的是，碰上調皮搗蛋的學生，想聯絡家長根本都找不到人。“如果有父母在，還可以叫到學校跟老師共同教育孩子，但他們的父母都去廣東打工了，家裏只剩下爺爺奶奶，又管不了他，這部分學生就成為最難管教的。”吳老師説。

　　教育本身就有教化和塑造人的功能，在旁人看來，即使學生再頑劣，老師也應該想辦法去引導和改變他們。但身為一名鄉村教師，吳老師感到他們的付出往往跟收穫不成正比。有一年吳老師擔任初三班主任，每天清早6點他就爬起來帶學生去跑步，晚上等大家都睡下了，他還要打著手電筒去抓那些翻墻去網吧的學生。“我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讓孩子有了一些改變，可一旦離開校園，沒有家庭教育的配合，學校教育的效果很容易就被社會上的影響給抵消了。”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們農村地區的老師的素質和教育方式也確實跟不上這個時代了。”覃老師説，學校裏有20%%的老師可能具備耐心和能力去教化那些孩子，但有80%%的老師認為上課教書就可以了，沒有太多辦法去感化那些學生。

　　今年31歲的覃老師是她所在鄉鎮中心校最年輕的老師，從2002年以後，學校一直沒有新老師進來，即使有也是從別的學校調過來的老師。教師老齡化，教育觀念、方法滯後都是農村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能出去參加培訓的都是領導和那一兩個老師，大部分一線的老師出去培訓的機會很少。如果還是沿用原來的教育方法，現在的孩子根本不吃你這一套。”

　　在覃老師的辦公室墻上貼著一幅“莫生氣”的格言。她説，老師也是人，也有情緒，碰到衝突激烈的事情，有些話説得重了一點，孩子就記在心裏面了，現在的孩子心理又脆弱，萬一想不通做出出格的事怎麼辦？所以她經常在委屈鬱悶的時候，抬頭看看這幅格言。

　　有時候覃老師也想按父親説的那樣，上好課就可以，不去管那麼多，可真正站到講臺上時，她又沒辦法不盡到自己的責任。“每當我很厭煩這份工作，又覺得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的時候，我就會對自己説，改變不了學生，就改變自己的心態吧。”

　　（本文涉及採訪對象均使用化名）

　　調查顯示逾五成農村初任教師感覺工作太累

　　擁有國家正式編制、教齡只有1~3年，卻想著要“跳槽”到城鎮或市區學校工作或“晉陞”考研、考公務員，這是相當多的農村初任教師的心理狀態。農村留不住青年教師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青島大學師範類專業學生肖偉平懷著這一疑問，對青島的94名鄉村中小學初任教師進行了一項調查。

　　調查發現，初任教師對工資和福利待遇基本滿意，但對食宿的滿意度較低。有85.1%的初任教師認為自己的收入在當地處於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限于農村學校經濟狀況，要麼宿舍過於擁擠，要麼冬季沒有取暖設備，很多大城市畢業的年輕教師都對這種生活條件的落差一時難以接受和滿意。

　　此外，受農村條件的限制，初任教師的業餘生活比較單調。調查顯示，看電視（57.4%）成為初任教師業餘時間最主要的活動，看電影、唱歌、運動、上網等也是獲選較多的業餘活動。肖偉平通過訪談發現，初任教師普遍反映週一至週五很少有時間做與教學無關的事，週末有點時間還得備課或批改作業。

　　讓肖偉平感到意外的是，在接受調查的青年教師中，有多達35.8%的人表示自己是出於“不得已”而選擇從事教育事業，而這部分教師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態度時，都選擇了“得過且過，毫無積極性可言”。

　　在農村教書，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閒適自在，因為缺少科任老師，不少老師都得身兼多門課程，工作強度比較大。調查顯示，有55.4%的初任教師感覺工作“較累”或“很累”。其中，每天工作6~8小時的佔46.8%，而每天工作8~10小時或是在10小時以上的分別佔38.3%和11.7%。

　　由於資歷尚淺，初任教師普遍感覺自己缺乏“班級管理技能”（45.7%），“教學技能”（36.2%）。雖然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會舉辦一些培訓，但有75.2%的初任教師認為這些培訓的內容與自己的需要相脫節。大部分初任教師（76.9%）希望通過觀摩優質課、與骨幹教師交流來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以適應農村地區的課堂教學。

　　調查中，不少初任教師反映，村校傳統的“老帶新”幫扶策略已不能適應目前的教育需求。肖偉平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雖然本科畢業的初任教師理論知識掌握更好，但由於專科畢業的初任教師在校期間獲得了更多的實習鍛鍊機會，上崗後專科生反而比本科生更容易適應工作環境和要求。

　　“適應難，紮根更難”是肖偉平跟一些青年男老師交流後的一個感受。在農村地區，有很多近30歲的外來男老師都沒成家，依然住在學校宿舍裏。一談到結婚，這些老師就一臉愁苦：家不在本地，農村最重要的是耕地，他們沒有宅基地蓋房子，也沒有能力買房。“光為將來發愁了，哪有心教書啊！有的老師努力提高教學能力，就是為了爭取能夠被看上，快點離開農村。”

　　在調查過程中，肖偉平發現很少有關於農村初任教師的論文研究。“現在太多的關注都給了學生，而老師卻往往被忽略了。”肖偉平希望教育的主管部門能切實解決這些初任教師的難處，好讓他們能夠安心留在農村教書。

　　作者：謝洋 姜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