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擁堵、生活成本增加、大城市能否宜居？

劉道偉繪

　　“首都變‘首堵’，房子又貴得出奇，這北京真是沒法住了。”近兩個月，北京已有過兩次全城大堵車，其中一次不過是下點小雨，卻導致全市140多條主要線路擁堵達數小時，許多市民為此抱怨。

　　交通擁堵之外，房價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氣污染、無處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發的“城市病”，讓越來越多的人發覺，城市似乎並沒有那麼美好，一些人甚至開始逃離“北上廣”。而最近發生在上海膠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們對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擔憂。

　　特大城市註定難以“宜居”嗎？快速成長的城市將“煩惱”到何時？該如何治理已經出現的“城市病”？

　　① “城市病”集中暴發，離“宜居”越來越遠

　　為了避開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興區的劉文波每天6點就要出門，趕往位於東三環的公司上班。“其實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9點，但如果7點開車出門，正好趕上早高峰，肯定會遲到。”劉文波告訴記者。除了要早出門外，為了避開晚高峰，劉文波幾乎每天都“主動”加班，20點才下班回家。“實在不想把時間都‘堵’在路上。”他説。據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擁堵時間已經從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時增加到現在的5小時，汽車平均時速僅為15公里。

　　劉文波老家在河南，大學畢業後來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結婚。“由於準備馬上要小孩，就想起碼也要買個兩居。雖然當時北京房價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但四環以內的房價我還是承受不了。想來想去，也只能在大興這樣的地方買房了。”

　　令劉文波發愁的，遠不止每天要“早出晚歸”。“好的商場、醫院、娛樂休閒設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時動不動就要往城裏跑。”現在他正為兒子上幼兒園發愁，京城“入園難”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其實，除了房價高、交通擁堵、街區發展失衡這些市民們日常就能深切體會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還面臨著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但截至2009年底，實際常住人口總數就已達到1972萬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達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估計用不了多久中國就會涌現數個20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環境污染也讓人頭疼。在深圳，多條河流已經被嚴重污染，即便地處珠江三角洲，該城市仍是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已經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但大多數垃圾只能簡易填埋，北京、廣州等地一度出現“垃圾圍城”現象。

　　城市的好處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樣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集約使用可産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相伴隨的家庭活動社會化的過程使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教育、文化、休閒、娛樂等活動。但是，當城市擴張到一定程度，“城市病”隨之而來。

　　中國城市管理協會會長羅亞蒙認為，城市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巨系統，是一個運動的矛盾統一綜合體，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城市有點“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導致城市“偏癱”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嚴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産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邊中小城鎮功能很不健全，從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益來看，特大城市有許多優勢，也正因如此，人、財、物等生産力要素不斷向城市集聚，導致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各種‘城市病’隨之産生。”中國科學院經濟地理與區域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張文忠説。

　　“城市病”的對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個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華現代的又是宜居舒適的。

　　羅亞蒙介紹説，宜居的標準有很多，但根據學術界普遍的觀點，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條“紅線”：環境承載力。“在人類活動強度超出城市環境承載能力之前，人類活動強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類活動強度超過城市的環境承載能力之後，人類活動強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羅亞蒙説。他認為，當前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聚集，人類活動強度均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從而導致資源短缺、生態惡化等諸多“城市病”，離“宜居”越來越遠。

　　② “城市病”並非不可治理，應儘早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羅湖區東門北路，幾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醫院門口排隊掛號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來排隊，一開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幾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訴記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後跑了兩趟才挂上號，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號了還等了三個多小時才輪到自己就診。據了解，由於大批外來人員涌入深圳，深圳市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實際管理人口1269萬計算，該市每千人擁有床位數1.66張，低於全國同期3.20張的水平，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1.64人，僅與全國平均水平（1.62人）持平，這兩項指標都排在全國副省級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區香爐營的杜奶奶最近正在為修拉鏈鬱悶。原來前幾天杜奶奶夾克上的拉鏈壞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場的裁縫都只給自家賣的褲子改褲腳，誰也不接這種小活。 “周圍大商場一個挨一個，怎麼就找不見換拉鏈的地方呢？”最後經過鄰居指點，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個換拉鏈的小商店。“換一條拉鏈要20元錢，這要在老家，街邊的裁縫店只收2元錢。”杜奶奶很鬱悶。

　　相對於其他地區，特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已經很優越，為什麼反倒會出現這麼多不方便呢？

　　張文忠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城市人口的過快增加消化了基礎設施發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據測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間北京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增長了一倍，客運量卻翻了兩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學導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車保有量低於紐約、東京，但堵車現象卻比它們嚴重得多。“在服務設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場，城市是一個多階層群體共同維護的系統，城市規劃應當考慮不同群體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慮低收入、弱勢群體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間和生活條件。”張文忠強調。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廣大市民對城市基礎設施便利度和舒適度的迫切要求。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病’並非不可治理。隨著城市居民對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發展應當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羅亞蒙説。

　　羅亞蒙主張，國家應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惡性膨脹。他説，即便按7億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標準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萬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國城市建設規劃用地和開發區規劃用地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設用地，只要盤活現有土地，優化利用，也能滿足未來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提升城市化質量方面邁開腳步。11月20日，根據北京市規劃委在“首都第十七屆建築設計方案彙報展”上的展示，地鐵6號線和10號線將在呼家樓站實現“平層換乘”，CBD核心區一期近10棟高層建築將採用空中連廊串聯，並共享地下車庫。“希望地鐵的路線和換乘設計能不斷改進，也希望地面堵車現象有所緩解，讓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麗珠長期以來飽受“換乘之苦”,她對此非常期盼。

　　③ 改變城市發展“指揮棒”，專家建議，不妨設置“嬰兒車指數”

　　什麼樣的城市算宜居？2007年，由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等單位&&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通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司驗收。根據該標準，可從社會文明度、經濟富裕度、環境優美度、資源承載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綜合評價七大項來評價一個城市的宜居程度，綜合宜居指數在80以上，就可稱之為“宜居城市”。

　　“這個標準只是導向性的科學評價標準，不是強制性的行政技術標準，因此，對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備約束力。”該課題研究的負責人羅亞蒙對記者説。他認為，由於缺乏此類城市化質量評價標準的約束，“當前在我國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領域，理想和現實最大的矛盾就是資源承載力與‘唯GDP論’的衝突。”他介紹，長期以來，GDP是我國評價考核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考核城市管理者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唯GDP論”直接導致城市發展走上規模擴張之路。

　　常年關注區域經濟地理髮展的張文忠教授認為，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城市管理的基礎和關鍵。他介紹，總結國際許多特大型城市規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城市規劃應當完善周邊區域功能，儘量減少職住分離現象，減少“鐘擺式”通勤；城市規劃應當疏散主城區功能，儘量減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區的高度集中；應當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促進高品質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要把城市作為一個系統來管理。不能頭痛醫頭，就事論事，要通盤考慮城市發展、功能佈局。”張文忠説。

　　目前，一種城市綜合管理新模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在廣州附近的清遠市，新成立的城市綜合管理局承擔了過去園林綠化、環境衛生、城市照明、城市橋梁、城市道路及其配套設施、市容市貌綜合管理和城市監察等多個部門的職能，城市管理重心前移，在城市規劃、行政許可、社會教育等環節化解矛盾。

　　“城市規劃缺乏嚴肅性和穩定性，許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領導一個規劃，也是導致城市管理混亂、‘城市病’加劇的原因之一。”張文忠認為。他主張，我國有明確的“城鄉規劃法”，必須強化它的法律嚴肅性，不能隨著領導的更換，而改變規劃；規劃的出臺也要吸收公眾參與，廣泛徵求各方和各階層的意見。

　　區域不平等的文化基因對“城市病”的形成也發揮著一定作用，羅亞蒙分析道。劉文波這個在北京工作的外地青年的經歷印證了他的觀點。“每次回家，親戚朋友都把你當做貴賓，父母也覺得很有面子，大家不是因為你掙了多少錢，只是認為能混到北京就很了不起。”劉文波説，“與在老家焦作工作的同學相比，我的房子比他小、房貸比他貴、工作壓力比他大，但大家就是認為在北京比在焦作好。”“這種心態就是區域不平等的文化在作祟。”羅亞蒙分析説，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特大城市人口不斷膨脹。

　　羅亞蒙認為，要防治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因此，宣傳區域平等的理念，盡可能避免區域不平等理念在法律、法規以及區域發展規劃的制定中作祟，對於防治“城市病”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剛剛結束的上海世博會上，許多專家探討了城市宜居的問題。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曉蘇的一個看法格外引人關注，他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嬰兒車能在街頭任意出現”的城市。因為，嬰兒車能不能上街，其後邊包括相關設施是否無障礙、道路是否暢通無阻、空氣是否足夠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閒的時間和空間。

　　中國的城市還在不斷長大，長大了的城市街頭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閒地推著嬰兒車？熱愛城市的人們在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