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管理：靠道德還是法律？

　　網絡管理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緊張慌忙地進行剎車式、過濾式、封堵式管理。不僅效果不好，還使得大眾對中國的整個輿論環境喪失信心。我認為，精管比泛管好，網絡社會的治理策略，其核心應該是少為而治。

　　杜駿飛

　　夏秋以來，仇子明案、謝朝平案及宜黃事件表明，微博已成為公民媒體的主流，有關重大新聞事件的關鍵詞一直處在微博話題榜前列，並且，也由此解開了大量的社會癥結。那麼，如何看待微博傳播影響時政的功能？

　　微博的主要功用是：人人都可以“出聲”並“及時交談”。這種“出聲”，限于微博的篇幅和形式，大多不考慮觀點和材料的自足，更不考慮論證的清晰，但它是集眾人之智以求真知的意見市場，我曾稱之為“宏觀理性”：單獨來看網民的意見，不成什麼氣候，但是眾多意見匯流在一起，卻又能成為持之有據的民意訴求。

　　在微博上，時政討論之所以成為一個主流，是因為很多在現實中看似無從索解的中國問題，恰巧在這裡都能夠得到解答。這個宏觀的社會原因，是微博迅猛發展的真正原因。於是，中國的微博變得長于指涉政治事件、法律事件、民生事件。除了表達意見，微博還有爆料——提供新聞材料的功能。從經驗來看，這兩個能力都是無法封堵的。從無法徹底屏蔽的效用來説，微博具有“頭如韭、割復生”的超驗功能。

　　在仇子明事件中，浙江省麗水市公安局最終撤銷了對《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採取的刑事拘留。我在全程觀察該事件時，預言過這樣的結果。我認為，這符合中國網絡輿情事件一貫的發展邏輯。這應該是民意的勝利，也源於現在越來越開放的媒體——我指的是新媒體，特別是微博。微博，已經成為了中國網絡社會動力系統的第一傳感器。仇子明、宜黃、謝朝平這類事件，都可以説是被微博發起並終結的。

　　微博已經有能力形成巨大的輿論場，這輿論場是如此之強，以致不讀微博的階層也能感到它的意見壓力。這個壓力的形成機理如下：先是在微博上聚合民意力量，然後蔓延到傳統媒體，然後浸入行政議程、政策議程。其核心是：意見的累積、諧振，形成了足夠的群體壓力，並得以釋放源源不絕的動能。

　　然而，由於微博用戶經常分享一些關於敏感話題的意見，也經常成為網絡審查的對象。基於科學的立場，該如何對待微博審查？

　　理論上來説，公民利用網絡報告一個事實，這是不該被剝奪的權利，但如果報道的內容是虛構的、或不符合事實的，那麼就應該被糾正甚至屏蔽；違法的信息傳播，當然也可以被指控。但是，管理方通常沒有辦法及時判斷真偽，同時也缺少足夠多的審查資源，因此，歸根結底，微博對於事實的認定，必須依靠網民的宏觀理性。如前所述，網民的宏觀理性必須基於足夠大的網民群體，並且這個群體必須有自由言説的空間。這樣，我們就來到一個新的議題：網絡公民群體所報告的意見必須得到尊重。在一個充分博弈的意見市場裏，網絡通常有能力實現事實的澄清；推論其結果：成規模的微博社群甚至可以經由合法的自由言説而實現網絡的自我凈化。

　　但是，有一個前提：網絡公民的整體必須具備一定的素養。在這個意義上，微博的管理其實不是由法律而是由道德來實現的。道德教化的來源是教育——而教育與自我教育，是一個漫長的社會進程，因此，奢望一夜之間完成對微博這類網絡應用的管控，是不現實的。

　　在實際的操作中，由於急功近利的原因，網絡管理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緊張慌忙地進行剎車式、過濾式、封堵式管理。這樣做，不僅效果不好，還使得大眾對中國的整個輿論環境喪失信心。我認為，精管比泛管好，網絡社會的治理策略，其核心應該是少為而治，這其實也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之一。黃賭毒等違法的內容要管，危害國家利益的言行要管，違背人類倫理的文本也在禁止之列，遇到謠言，可以採取澄清的辦法，以新聞公開性原則加以科學的應對，畢竟，謠言止于智者，流言止于公開。除了這些，其他的軟性邊界可以有意無意地忽略掉。

　　在這個策略框架下，微博的輿論場自然還會留有一些震蕩空間，但從大尺度來觀察這個震蕩，其整體是向上的，向上的進步和文明的演化必定是任何民主社會發展的主流。理解了這一點，微博的管理才會趨於理性、明智。

　　一言以蔽之，微博的管理在形式上來自國家，但其內核則必須委諸社會。國家與社會的協商，構成了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主旋律，事實上，它也是這個時代最為動聽的旋律。聆聽它，需要持久的耐心。(南京大學網絡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