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鄧稼先在醫院裏。原子彈是他永遠的話題。

1958年，鄧稼先一家合影留念。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博士學位。

　　7月初的一天，我給鄧稼先的愛人許鹿希打電話，她讓我第二天下午5點到家中見面。我如約來到她家樓下，摁響門鈴。在二樓，一扇門已經為我打開。狹窄的過道，三五步經過臥室的門進入客廳。

　　那晚，83歲的許鹿希一刻不停地跟我説著鄧稼先，我被感動包圍著。

　　1986年7月29日，62歲的鄧稼先積勞成疾離開了人世。1996年7月29日，他的繼任者們按照他臨終前指引的途徑，完成了我國最後一次核試驗，以示對他的緬懷。今年的7月29日，是鄧稼先逝世25週年的日子。

　　一

　　1958年8月的那個夜晚，月朗星稀。鄧稼先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上午，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把他叫到辦公室，目不轉睛地望著他説：“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大炮仗？”他這位在美國普渡大學攻讀核物理的博士立刻明白國家要造原子彈，一陣驚喜從心間涌起，自己苦苦求學，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可是造原子彈是一個龐大、複雜的工程。“我能行嗎？”一絲猶豫從嘴邊輕輕滑落。錢三強神情凝重地説：“當然不是你一個人，而是許多人。不過，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榮。這是組織的決定。”

　　鄧稼先翻了個身，朝向身旁的妻子許鹿希。怎麼給希希説呢？組織規定：上不稟父母，下不告妻兒。當年，父親鄧以蟄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兼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父親曾深情而堅定地説：“稼兒，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今天，國家就要用我了，我豈能辜負！挑起這副重擔，只能有所捨棄！鄧稼先想。

　　妻子在他進家門時，就察覺他心思沉重。這時，她關切地問：“稼先，是不是有什麼事兒？”

　　許久，他緩慢、輕聲地説：“我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呢？”許鹿希感到意外。

　　“這不知道。”

　　“幹什麼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説。”

　　“那麼，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一封信，告訴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這些也都不行吧！”

　　焦灼、不安和憂慮在他們心間蔓延。使命、責任、重擔就這樣壓在了34歲的鄧稼先肩頭。迷茫、依戀和無奈讓年僅30的許鹿希愁緒滿懷。

　　寂靜的月夜裏，傳來鄧稼先幽幽的嘆息：“唉！我今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這些全靠你了。”許鹿希閉上雙眼，倍覺淒涼，憂傷不已。

　　突然，鄧稼先坐起身，堅定地説：“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什麼事啊？值得他拋開一切！一雙兒女，大的3歲多，小的1歲多。他至愛的雙親，一個肺病，一個哮喘，自己還要在科學上追求前程。可執著的稼先將要做的一定是有關國家利益的大事，不然，他怎會這樣義無反顧？許鹿希也坐起身説：“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鄧稼先離開了工作8年之久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調到二機部九局(後改為九院)任理論部主任。當時，他手下只有兩人。他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選了28名應屆畢業生。新成立的九院位於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鄧稼先和新來的大學生白手起家。他們砍高粱、平田地、運磚石、和泥推車，幹得熱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鄧稼先光著膀子，赤膊上陣。大學生們歡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常常微笑著，慈眉善目。他熟練地掌握俄語、德語和英語，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語演唱《歡樂頌》，炫耀之情溢於言表。

　　核物理對這些大學生來説，是一個陌生的領域。鄧稼先對他們的“掃盲”就從自己帆布書包的3本書開始。

　　冬天來了，參加“掃盲班”的大學生住在親手建起的宿舍裏，濕墻濕地濕被褥，室內比室外還冷。被凍得無法忍受時，鄧稼先就帶著幾個年輕人躲進對面一家副食店看書。副食店有個燒得通紅的大鐵爐。

　　“大白熊，吉祥戲院今晚有馬連良的《四進士》，怎麼樣？”有人提議。

　　當時，鄧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稱戲迷的鄧稼先興奮地説：“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戲去，我請客。”

　　“你知道戲票早賣光了，才敢説此大話吧！”

　　“什麼話！就是真的沒票，我也能弄到票。騎車子走！”

　　他們有所不知，鄧稼先在中科院的時候，就常常帶著許鹿希等別人退票。看完戲，他倆並不急於回家，而是雙雙潛入銀輝的月色裏。在花香滿徑的小路上，許鹿希依偎著他的臂膀緩緩漫步。鄧稼先深情地説：“我們如果永遠這樣多好！”

　　二

　　冬天過去了，春天卻遲遲不來。

　　蘇聯“老大哥”承諾的那顆原子彈教學模型、那一車皮的俄文資料像空中的遊雲，隨風而逝。蘇聯專家撤走了，臨走，他們留下贈言：“在原子領域裏，你們中國人的大腦還是一片空白！”“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蘇聯背信棄義的1959年6月，被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

　　鄧稼先告訴大學生們：“沒有他們我們照樣能幹，而且可以幹得更好。儘管今後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艱險的，但是，什麼困難也動搖不了我們的決心。為了造出‘爭氣彈’，我們甘願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60年7月28日，錢三強再一次把鄧稼先請到辦公室。

　　他告訴鄧稼先：“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要由你領導的那個理論研究室來承擔。”歷史選擇了鄧稼先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總負責人。要造原子彈，首先要拿出理論設計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圖紙一般，這是重中之重。

　　拿出這張“圖紙”，仿佛要在神聖的黑夜裏走遍大地。鄧稼先肩負大山般的重壓，艱難前行。鄧稼先既要“攻關”搞運算，又要“掃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緊張而忙碌。

　　攻關的歲月正是國家困難時期。這些奮戰的年輕人常常在緊張的運算之後，疲憊地呼喚：“老鄧，我們餓，我們好餓呀！”

　　鄧稼先馬上應道：“好的，你們等著，我這就想辦法去！”沒過多久，鄧稼先從外面拎回一包高價餅乾。

　　每當他們突破一個難關，鄧稼先都會興奮地説：“夥計們，都推車子去！”大家知道，老鄧又要請他們撮一頓啦。在商品緊缺的年代，老鄧的善舉常給自身帶來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進展，他還是想有所表示。這時，他就會悄悄溜出去，買些火燒回來，大夥一哄而上。他會在一旁笑著説：“也給我留一口啊！”

　　饑餓的年代，他們吃菠菜蘸醬油。又攻克重大難關，年輕的竺家亨説：“老鄧，怎麼樣？撮一頓，這次好好請我們，我們工作幹得多漂亮！”

　　“走。推車子，到砂鍋居。”

　　大夥一陣歡呼，高興地説：“聽説，那裏可以從豬頭吃到豬尾。”那天，他們也這樣，而且還喝了酒。

　　在突破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關鍵時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加入了這支隊伍。鄧稼先激動地稱他們是三尊大“菩薩”，他是“菩薩”身邊的小童子。攻關的日子，鄧稼先白天要到圖書館查找資料；晚上，要閱判計算的數值。臉顧不上洗，頭顧不上理。一次會議間隙，王淦昌審視著他那頭長髮，嚴肅地説：“小鄧，怎麼能這個樣子呢？”

　　他紅著臉看看自己的衣服，紐扣係錯了，急忙調整。這時，王老走過來摸摸他的頭，含蓄地笑了。鄧稼先實在是忙得連理髮的時間都沒有。後來，他發現大門口警衛排有個戰士在理髮，便“加塞”坐在長條凳上，笑著説：“這是你的試驗田，大膽來！”

　　1963年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了。39歲的鄧稼先在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級又下達命令，讓鄧稼先領導的九院理論部研製原子彈的全班人馬，轉向承擔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

　　1963年初春，原子彈的冷試驗成功之後。鄧稼先所在的九院要遠遷到青海的金銀灘。鄧稼先接到通知後，急忙奔向北京大學的朗潤園，向父母辭別。一路上，他回想自己從西南聯大畢業，返回闊別6年的北平，他傾其所有為父親帶回兩瓶茅臺酒，為母親獻上深情的吻；他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第9天就啟程回國，一進家門他就高聲叫著：“爸爸，媽媽，你們的兒子回來了！”見到雙親，他放下手中的行李，深深地鞠躬；父親喜歡喝酒，他陪著對酌，一邊聽老父講解古字畫，一邊搖晃著酒瓶再乾一杯；母親有哮喘，為了減輕老人的痛苦，他學會了打針；早年，朗潤園沒有暖氣，坐落在湖畔的家，寒冷潮濕，晚上睡覺前，鄧稼先總是脫掉外衣鑽進母親的被窩，捂熱之後，再請母親休息……

　　今天，鄧稼先回家，沒有帶妻子兒女，沒有像往日為父親按摩，為母親捶背，哄雙親歡笑。他忍著眼中的淚水，用低沉的聲音告訴父母，他要出一趟遠門。

　　母親心疼地説：“你不能換個新課題研究嗎？瞧你，為那個氘呀氚呀的，弄得連家都回不來，把人也折騰呆了，啞了。看你這個樣子，真讓媽媽我心痛啊！”

　　鄧稼先強作歡顏：“媽媽，我早就改換研究題目了。只是因為工作太忙，不能常來陪媽媽和爸爸呀！”説完，他起身，依依不捨地告別了父母。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科研之餘，鄧稼先不僅教年輕人學唱京劇《望江亭》《楊門女將》，還教年輕人練體操。天寒地凍、風雪交加的時候，他便領著大夥在室內“跳木馬”，他常常手扶雙腿當“木馬”，讓年輕人一個個從自己背上跳過去。他們玩出汗了，弓著身的鄧稼先卻手腳冰涼。當他直起腰，一邊活動手腳一邊對圍上來的年輕人説：“這就叫互相跨越。”

　　李覺將軍稱他是“娃娃頭”，説他把歡樂帶給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帶領下，把優異的科研成果奉獻給了祖國。就是他們，在青海的金銀灘上造出了原子彈試驗模型。此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在西北基地形成了總攻態勢。

　　1964年5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青海高原總裝成功。兩個月後，“原子城”的科研人員陸續向著新疆羅布泊試驗場集結。

　　原子彈交付試驗前，鄧稼先簽署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緊張和焦慮吞噬著他的心：在原理方面一點漏洞都沒有了嗎？好幾十萬個數字的計算是否都準確？那麼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標要求？材料性能怎麼樣？……這一連串問題攪擾得他手腳發涼。許多領導又興奮又緊張，忍不住都來問鄧稼先有沒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時被問得實在躲不過去了，他就説：“反正能想到的問題全想到了。”

　　當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發出驚天巨響，鄧稼先喜極而泣，熱淚長流。在西南聯大時，他就開始咏唱的“韆鞦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今天終於實現了。此生的價值、曾有過的艱辛和奮鬥都變得有了光輝，人生多麼美好！此刻多麼幸福！

　　正當他沉浸在歡樂與自豪之中，九院黨委書記刁君壽找到他，塞給他一張機票，低聲説：“你母親病危。”

　　鄧稼先仿佛瞬間掉進了冰窟。領導派了兩名司機連夜送他到烏魯木齊機場。當他趕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機場的妻子帶著他直奔醫院。憔悴、消瘦的母親渾身插滿管子。鄧稼先撲上去，抓住母親的手哭喊：“媽媽，我回來了，我在這兒。”

　　彌留之際的母親微微睜了一下雙眼，她已經無法説話，失神的目光裏，似乎透著欣喜。母親那只被鄧稼先握著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輕輕地捏了一下，鄧稼先一陣歡喜，趕緊回應。當他發現母親的枕邊，有一份刊登著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號外。鄧稼先感激地望著妻子，眼中飽含熱淚。鄧稼先守候在母親的床邊，內心充滿愧疚。3天后，母親與世長辭。

　　鄧稼先很快返回單位。這時，理論部的隊伍壯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錢三強就高瞻遠矚，組織人員悄悄地開始了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鄧稼先的好友於敏加入了這支光榮的隊伍。

　　美國一位氫彈專家説過：“搞氫彈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樣，既充滿著危險，又與外部世界隔絕，即使自己有一顆古代煉丹士的心，也難免陷入地獄和苦海裏掙扎。”

　　鄧稼先決心帶領這些年輕探索者啟程，他們依託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他們的兵器是一張書桌、一把尺子、一塊黑板，但他們擁有把理想變為現實的激情，有一顆顆火熱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腦。

　　他們兵分三路，用國內最先進的計算機進行運算。于敏帶隊前往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100來天的奮戰之後，于敏用暗語給身在大西北的鄧稼先打電話，激動地説：“老鄧，我們幾個人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

　　第二天，鄧稼先就帶人飛到了上海。他聽完于敏的彙報，興奮得像個大孩子。鄧稼先與大家又拼搏了一個多月，使氫彈有了相對完整的藍圖。又打了一個勝仗，興奮、激動的鄧稼先這次的“表示”是請大夥盡享陽澄湖的大閘蟹。然後，他同於敏一起飛回了大西北核研製基地。1966年12月28日，他們緊鑼密鼓地開始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狂風肆虐，飛沙走石。鄧稼先與大家吃同樣的飯，住同樣的帳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擁有一個便壺。

　　1967年6月17日，中國氫彈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三

　　鄧稼先隻身在大西北，親人們都在北京。每逢有同事來京出差，只要妻子許鹿希知道，總會買些他愛吃的好東西捎去，有時帶過濾嘴的“大中華”，有時帶酸三色糖塊和油炒麵。東西捎來，他跟基地的同事們搶著吃。開會時，人們喜歡在他的宿舍，這裡有香煙有糖塊。鄧稼先到廠區，有人會直接到他兜裏掏香煙。

　　許鹿希卻深感惆悵：“給他買東西我願意。但是，人在什麼地方，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我一點都不知道。那兩年，好像給他買東西特別勤。説起來也真奇怪，那時候，我對他的思念就全在這突如其來的帶東西上了。”

　　鄧稼先過著怎樣的生活？他有兩身衣服，新一點的衣服要穿著去看女兒，女兒在內蒙插隊鍛鍊。平時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讓孟昭利找來醫用的白膠布貼上。有一次，介紹有關氫彈研製的情況，結束後，程開甲的妻子看到鄧稼先衣服上貼著白條，就問孟昭利：“小孟，老鄧身上貼的什麼？”

　　“大姐，你快幫幫忙！我不會縫衣服，只能用膠布貼上。”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

　　有一天，鄧稼先神秘地對高潮説：“老高，我剛發現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煮麵條是水開了才放麵條啊！”

　　“對呀。”

　　“以前，我是把麵條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鄧稼先終於盼到了去內蒙烏拉特前旗看女兒。他穿上藍滌卡上衣，帶著平日裏積攢的罐頭，心情愉悅地上路了。他見到14歲就來鍛鍊的女兒，內心非常高興。他給女兒打開豬肉罐頭，女兒狼吞虎咽、風卷殘雲。鄧稼先一陣心酸。返回的路上，鄧稼先鬱鬱寡歡、滿心愧疚。他想到女兒剛會喊爸爸的時候，他就興奮地用雙手抱住不滿周歲的女兒，要她再叫一聲，再叫一聲，不僅要她重復地叫爸爸，漸漸地，還讓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鄧稼先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盡到當爸爸的義務。一家4口，天各一方。兒子還在北大父親那裏生活。

　　在工作中，鄧稼先常説：“在我們這裡沒有小問題，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會釀成大禍。”

　　鄧稼先的工作伴隨著危險。一次，在特種車間加工原子彈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極純的放射性極強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狀。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絲毫差錯。李覺和鄧稼先同時站在工人的身後。工人心裏踏實了，全神貫注。李將軍年長體弱，半夜時分，心臟病發作，不能相伴到底。鄧稼先卻一直堅持站在工人師傅身後，工人換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産品。

　　核武器爆炸試驗前，要插雷管，這是所有危險工作中最危險的。鄧稼先總是無言地站在操作者身後。

　　有一次午夜時分，鄧稼先剛剛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車間來電話，説是一個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點問題。他放下電話，穿著拖鞋就上了吉普車。黑夜裏的瓢潑大雨，使河水漫過橋面。司機內心緊張，減慢了車速。鄧稼先使勁搖晃著司機的肩膀喊道：“衝，往前衝！”司機急切地説：“老鄧，你可是大科學家啊！”鄧稼先嚴肅地壓低聲音説：“他們在等著我處理故障！幹咱們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機明白鄧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門，衝過橋面。到了車間，鄧稼先立即投入工作，一天一夜，故障終於排除。

　　在一次試驗中，核彈的碎片散落在地面，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為了找到原因，他不顧危險抵達現場，不由自主地撿起了彈片。瞬間，他急忙扔到地上，他清楚钚和鈾的放射毒性。他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見到領導的第一句話是“平安無事”。

　　幾天后，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強的放射性，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妻子帶著他拜訪一些知名醫學專家，他們驚訝地問，如何使得鄧稼先的身體狀況壞到極點？妻子無言以對。

　　回到家，鄧稼先表示要回單位，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完。許鹿希氣得跺著腳衝他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來。”

　　“回來我做什麼？”鄧稼先側著頭笑著説。

　　“你就做你的學部委員。”

　　“要是不發給我工資呢？”

　　“沒有關係，一分錢不掙我養你，我的工資高。”

　　實際上，鄧稼先他們當時正在攻克中子彈，根本無法離開。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長的鄧稼先回北京向張愛萍及有關領導彙報工作。張愛萍將軍發現他氣色不好，便親自打電話給301醫院，逼著鄧稼先去醫院檢查。醫生查完，生氣地問：“你早幹什麼了？家屬來了沒有？”

　　“我請兩個小時假來看病，只有警衛員來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鄧稼先做直腸癌手術。張愛萍將軍8點趕到醫院，一直等了5個小時，直到手術結束。醫生把從鄧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端給他們，許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都已變硬，已經到了晚期。

　　在醫院的病床上，他對妻子説：“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和那一本書。”

　　當時的國際環境是核大國已達到了理論極限。這樣，他們就會主張核禁試。鄧稼先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就可能造成多年努力，功虧一簣。

　　出院回家小住時，他找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雜誌、資料和剪報，為起草建議書做準備。1986年快過春節的時候，他約一位來京開會的同志到家中談工作，這位同志下了公交車，竟發現老鄧從另一個車門也下來了。他是剛從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回來，腰間還別著一個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鄧稼先的癌細胞轉移加快，疼痛劇烈，他做了一次小手術，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他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討論，病房變成了會議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墊上，伏案修改，最終完成了給中央的建議書。

　　鄧稼先讓妻子許鹿希把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簽名的建議書親自送到九院領導手中。臨出門，鄧稼先叫住她：“希希，這個建議書比你的命還重要。”

　　5月16日，鄧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盧登貴來看他，他流著淚説：“老盧，我回不去了！”

　　“不會的。出了院咱們不幹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針都打成蜂窩了。”説著，他努力翻身。

　　老盧心疼地安撫他。他握著盧登貴的手，放聲哭著：“我死了以後，你要圍著我轉一圈。”

　　最後的日子裏，鄧稼先深情而內疚地對妻子説：“苦了你了！”許久，他又平靜地説：“死而無憾！”

　　1986年7月29日，許鹿希悲痛地握著鄧稼先的雙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盡了。”

　　許鹿希的啜泣穿越時空，誰不為鄧稼先扼腕痛惜呢？！從1958年的那個夏夜開始，他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學、甚至生命全部獻給了中華民族的強國大夢。

　　踏遍戈壁共草原，連克千重關，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

　　那是英雄“遺愛韆鞦”！

　　李 健 本版照片由許鹿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