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位於遵義鬧市區的商業街，然而它卻有一個很有歷史感的名字，叫紅軍街。76年前，小寒節氣剛過的一個淩晨，一陣槍聲突然在這裡響起。

    那一天是1935年1月7日，時任紅一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指揮部隊，利用被俘的黔軍士兵詐開了城門，智取了黔北重鎮——遵義。然而，打了勝仗的紅一軍團連同整個中央紅軍，此時已是戰傷纍纍，更是面臨著全軍覆沒的危險。

    羅海曦 國防大學教授

    當時中央是左傾冒險主義者控制，因此在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也是錯誤的，（第五次反圍剿）採取了消極防禦，採取了陣地對陣地、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這樣一來，敵人一百萬圍我們十萬，因此仗越打越糟，根據地越打越小，被迫放棄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在長征初期，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在前有重兵堵截，後有大軍圍追的情況下，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損失慘重。時間僅僅過去兩個月，八萬之眾的中央紅軍經過突破四道封鎖線特別是血戰湘江的一路拼殺，已經銳減到三萬多人！而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繼續以圍追堵截的態勢，從四面八方不斷壓縮著紅軍的生存空間。

    當時，舉國上下幾乎沒有人對紅軍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還抱有必勝的希望。然而，山窮水盡，絕處逢生，轉機和希望伴隨中共中央在遵義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得以實現。

    這幢小樓，也因此成為了中共黨史“第一次歷史性偉大轉折”的重要標誌，為後人所敬仰。

    早在長征的作戰和行軍途中，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以及一些紅軍高級指揮員就經常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後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決定在合適的時機糾正這些錯誤，他們的意見還得到了周恩來、朱德的支持。所以，遵義會議可以説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糾正錯誤”而召開的。

    會議一開始，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就在總結報告中為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解釋。

    楊尚昆採訪：

    他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很多客觀原因，國民黨軍隊多啊，兵力強啊，武器好啊，有帝國主義幫助啊，這麼一套。做了報告以後，周恩來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發言中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

    隨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人也在會上發言，表明了對毛澤東正確意見的支持。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託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隨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

    羅海曦 國防大學教授

    當時有一個臨時政治局，中央的臨時政治局，把這個臨時政治局進行了人員調整，由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博古不再擔任總書記了，毛澤東增補了政治局委員。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羅海曦 國防大學教授

    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地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自己存在戰略和軍事上的重大問題，這是第一次，以前中國共産黨開會都是共産國際在那兒指揮，來佈置你的路線，那麼這個時候，是我們自己解決問題。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依然萬分危急，然而，隨著黨的路線回到了正確軌道，實事求是的作風重新成為中國共産黨最富生機、最為鮮活的靈魂，紅軍也再次煥發出勃勃生機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距離遵義不遠的赤水河，記載下了毛澤東指揮3萬紅軍面對40萬國民黨軍隊“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光輝戰例。

    劉波 國防大學教授

    面對敵人的重兵，毛澤東就採取了打不贏就不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靈活用兵。然後率領部隊在元厚、土城一渡赤水，接下來國民黨調兵遣將又封堵紅軍，這樣出人意料的是，紅軍又從扎西揮師東進，二渡赤水。

    紅軍二渡赤水河掉頭向東，連克桐梓、婁山關，再佔遵義，殲敵兩個師、八個團。遭此痛擊後，蔣介石飛抵貴陽親自督戰，催促數十萬重兵向遵義合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出奇兵，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給敵人造成又要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假象，誘使各路國民黨軍沿江堵截紅軍。當調動敵軍之後，毛澤東抓住貴陽兵力空虛的戰機，果斷決定四渡赤水，揮師南進，前鋒直逼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因身邊無兵亂了陣腳，急調滇軍前來救駕。然而，滇軍被調出雲南，恰好為紅軍取道雲南北上創造了難得良機。

    當中央紅軍取道雲南、渡過金沙江之後，終於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追堵攔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毛澤東説，四渡赤水作戰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而毛澤東在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也由於“四渡赤水，用兵如神”而得到鞏固。

    此後，中央紅軍以超人的頑強鬥志和犧牲精神實現著黨中央的一次次行動決策，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終於在1935年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實現了勝利會師，並在川西北小城懋功的這個天主教堂舉行了會師歡慶會。

    劉波 國防大學教授

    在會師聯歡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發言，明確表示：“我們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要在黨中央領導下為徹底消滅蔣介石反動派，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

    然而，對於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的這番表態，有的人卻不以為然，他就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紅四方面軍的中央局書記張國燾。

    張耀祠 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

    我們部隊三萬人 他們八萬人，槍也好，人身體好，面貌好，我們不行，張國燾想當一把手。

    於是，歡慶會師的熱烈氣氛中也涌動起一股暗流，歷經千傷萬死的紅軍官兵註定還將面臨一次嚴峻考驗，而它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堅持“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提出了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而張國燾卻主張向西康荒涼的少數民族地區退卻。在張國燾眼裏，誰人多槍多，誰就“説了算”。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對紅軍總司令部進行改組，還對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路線提出質疑，要求改組軍委。

    劉波 國防大學教授

    中央這個時候為了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所以就做出了一些讓步。就增選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然後周恩來高風亮節，把紅軍總政委的位子給了張國燾。

    為了儘早完成北上方針，中央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組成左、右路軍：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央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1935年8月29日，右路軍率先跨過草地，隨即發起包座戰役。經過三天激戰，殲敵五千余人，北上之門由此完全打開。

    這是一份1935年9月11日中央再次催促張國燾北上的電文記錄，然而，正當中共中央站在敞開的北上門口，焦急等待左路軍和張國燾到來的時候，一場危機爆發了……

    張國燾突然公開向黨中央發難，命令右路軍掉頭南下，同時還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解決他與黨中央的分歧，企圖用“槍指揮黨”，把個人意志淩駕於黨的意志之上。

    然而，此時畢竟是“古田會議決議”傳發全黨、全軍和各個革命根據地的六年之後，堅持黨對軍隊領導的建軍原則已經植入紅軍的肌體、注入官兵的血脈。當這場中國工農紅軍自創建以來將出現第一次大分裂的危機襲來之時，紅軍將士的軍魂意識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決定離開右路軍、單獨北上的緊要關頭，有人報告右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並向他請示是否進行追擊。

    劉波 國防大學教授

    徐向前很有大局意識，很有黨性，説了很重要的一句話，一言九鼎，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同樣，在右路軍掌握最後決定權的政委陳昌浩也沒有選擇武力相向，從而避免了一場紅軍自相殘殺的悲劇。

    當1936年7月，紅二方面軍長征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二方面軍領導人當即對張國壽分裂紅軍、另立“中央”表示反對。在他們和朱德、劉伯承等人以及廣大紅軍官兵的強烈要求下，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最終交出了指揮權。後來，張國燾在兩年後借機叛逃、投靠國民黨時，他從紅四方面軍中連一個貼身警衛員也沒有帶走，成為被歷史唾棄的一道憧憧鬼影。

    而1936年10月，當中共中央跟隨僅剩七千余人的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直羅鎮時，先期到達陜北、並已打開局面的紅十五軍團也是七千人馬，但軍團長徐海東馬上將全軍交給毛澤東指揮，堅決聽從黨中央的號令。

    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在陜甘寧站住了腳，並成功進行了東征、西征。實踐證明，中央北上方針是正確的。於是紅二、四方面軍也跟隨著北上。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標誌著長征結束。當時的毛澤東有感而發地説：“會寧、會寧，紅軍會師，中國安寧。”

    會師後的紅軍三個方面軍由剛組成的軍委主席團統一指揮，毛澤東任主席，從此，毛澤東名符其實地成為全軍的最高統帥。

    此時的陜北已是初冬時節，心情豁然開朗的毛澤東用一首氣勢磅薄的詩篇，抒發了自己的情懷：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薄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其實，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這僅僅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長征的路線。有人曾對各路紅軍的長征路線做過統計，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總里程，累計達到了六萬五千余裏。有的紅軍部隊的長征里程甚至超過了三萬里！

    在這次途經15個省份的萬里長征中，各路紅軍先後突破國民黨軍和11個地方軍閥百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穿越了地球上最險惡的峰巒溝谷和無人區，翻越了18條山脈和24條河流，攻佔了62座城鎮，作戰380多次，到1936年紅軍四支鐵流在陜北勝利會師的時候，出發時的20多萬人只剩下7萬6千余人。

    那麼，在這支滾滾鐵流中的紅軍指揮員、政治工作者和共産黨員們，他們作為黨對紅軍實施領導的直接體現和率先垂范，又給我們留下怎樣的故事呢——

    被稱為紅25軍“軍魂”的軍政治委員吳煥先，堪稱一位堅決執行黨中央決策的楷模。1932年紅四方面軍西征以後，他聽從黨的安排留在鄂豫皖根據地堅持武裝鬥爭，並領導重建紅25軍；1935年又奉中央指示，率紅25軍北上抗日，創建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同年7月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並繼續北上的消息，為配合黨中央的戰略行動，吳煥先又主動率紅25軍西征北上，牽制敵人。

    8月21日拂曉，吳煥先親自斷後、掩護部隊南渡汭河，暴漲的山洪突然把隊伍攔腰截斷，北岸紅軍不得不與尾追而來的國民黨軍背水一戰。吳煥先一手舉槍、一手揮著大刀率先衝入敵陣，身中七彈，壯烈犧牲。

    長征中的紅二方面軍紅六師十八團是主力中的主力，專打硬仗、惡仗。十八團的政治委員曾經在一年中連續換了四任，每換一任都是一次流血和犧牲。

    1936年春天，在貴州的一次阻擊戰中，眼看敵人的火力射向團長成鈞，政委余秋裏上去一把推開團長，團長得救了，自己卻被一串子彈擊中，失去了左臂；

    余秋裏負傷後，接任的政委是楊秀山。沒想到不久在雲南六甲山戰鬥中，堅持到一線指揮的楊政委也負傷了。

    楊秀山中將

    我到18團打了3仗，我自己也負了傷，不知從什麼方向飛來一顆子彈，打到我這個地方，我用手便一摸，一看，手裏一手血，血把我的眼睛糊住……

    隨後，18團又有兩任政委前仆後繼，倒在長征路上，紅六師政委廖漢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為給部隊籌糧犧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縣戰鬥中率領部隊反衝擊中彈陣亡。他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鮮血和生命，忠實履行了政治委員的崇高職責，為部隊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這幾幅在長征途中創作的速寫畫，出自紅一方面軍畫家黃鎮的筆下，而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行列中，也有一位畫家叫廖承志，所不同的是，他是被捆綁著走完長征路的。因為父親廖仲愷、母親何香凝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兒子雖是共産黨員也在劫難逃，廖承志被張國燾親自定為特務。他之所以沒有被殺頭，是因為他會畫地圖。他就這樣被捆綁著一路走一路畫，走完了長征路。

    這幅速寫畫中的紅軍戰士沒有像廖承志那樣被捆綁著雙手，但畫中人那堅定的步伐，不正是紅軍戰士在長征中革命信念的真實寫照嗎？

    紅軍將士正是憑著對黨的忠誠、對革命的忠貞，終於走到了勝利會師的那一天，被他們拋在身後的，是失敗和苦難，雪山與草地……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曾這樣提到：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的確，紅軍長征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大轉折，它深刻地説明了這支革命軍隊的軍魂為什麼必須是“黨指揮槍”。而擁有了這樣的軍魂，這支軍隊註定能夠創造出輝煌無比的人間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