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天高鴻——生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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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被嚴格保密的特殊短信，帶出一段令人扼腕的故事。隨著短信內容浮出水面，我們看到一位讓人倍感尊崇的老師，他有著超越極致的信仰追求，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永遠地倒在了三尺講臺之上。沒有告別，沒有遺言，卻阻擋不住人們追憶他曾經的足跡。而他最後留下的短信，卻讓兒子選擇向母親刻意隱瞞，短信裏究竟有著什麼樣的秘密？他又曾面臨怎樣的選擇？央視7套《軍事紀實》6月2日晚20：03分播出《參天高鴻——生命的選擇》，敬請關注。

    被藏起來的手機

    嚴高鴻已經去世一個月了，悲痛卻依然浸滿了南京政治學院的每個角落。在學院家屬樓的家中，妻子王建清一遍又一遍地尋找著丈夫嚴高鴻的手機，嚴高鴻走了，她想盡可能地留住丈夫的每一絲痕跡，可是那部破舊的手機卻一直沒找到，問身邊的人，也都支支吾吾，説沒看見。

    嚴高鴻的手機裏有一條寶貴的短信，這條短信，兒子嚴文昊不忍刪除，但是他也絕不想讓母親看到，他知道短信的內容會讓母親不斷地記起那個黑暗的日子，甚至會讓她再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中。那麼，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條短信，其中又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六，早上八點，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會議室里正在舉行軍事新聞傳播專業博士生學位論文開題會。
    過了一會兒，大家感覺到嚴高鴻身體不太舒服，想給門診部打電話叫醫生檢查一下，卻被嚴高鴻拒絕了。
   
10點15分，短暫的休息後，開題會繼續進行，嚴高鴻強忍著不適第一個回到評委席，然而十幾分鐘後，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10分鐘後，嚴高鴻被送進馬路對面的醫院進行搶救，上午12點50分，醫生在診斷書上寫下：心源性猝死。

    嚴高鴻的去世讓整個南京政治學院都陷入了悲痛的氣氛中，從士兵到將軍，從朋友到同事，無不痛徹心扉。從教30年，嚴高鴻的學生已遍佈三軍，他們從大江南北、各個崗位趕來，送恩師最後一程。

    學校為了懷念他，一直在精心整理蒐集著他的相關資料。而偶然間在他手機裏發現的一條短信，卻讓大家陷入了更大的感傷和遺憾之中，為了不讓嚴高鴻的妻子過於悲痛，學校和他的兒子商量後，把這部手機收了起來。
那麼，嚴高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能讓這麼多人都為他感動，大家精心守護的那條短信裏又隱藏著怎樣的秘密呢？

    “激情燃燒的歲月”

    1968年，20歲的嚴高鴻參軍入伍，由於表現優異，不久就被送到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79年，剛過而立之年的他放棄了到南京軍區宣傳部任職的機會，毅然來到當時剛組建不久的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教書。

    當時的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還是一片空白，編寫教材和組織教學的任務都落在了系裏惟一的科班生嚴高鴻身上，這對當時還很年輕的他來説，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推開嚴高鴻辦公室的大門，滿桌的書稿、論文、備課筆記，而他最得意的就是書櫃裏成套的馬克思主義原著，這是他花了大半輩子時間蒐集齊全的，隨手翻開一篇，紅字密密麻麻，寫滿了各種註解。當時嚴高鴻單在哲學系一年的上課量就不下250堂，然而每次只要走上講臺，他都會進行最細緻的準備。

    80年代末，嚴高鴻在教學過程中研究發表了《論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一文，在學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被稱為“嚴高鴻命題”，由此，他也成為了南京政治學院裏第一位在哲學界最高期刊《哲學研究》刊登文章的人。

    嚴高鴻的努力和對黨的創新理論的不懈追求，使他在學術上屢創新高，90年代，他獲得了代表全軍最高榮譽的“專業技術傑出貢獻獎”。作為一個學術大家，他的學生無疑是幸運的，可以聆聽到學科最前沿的知識信息，然而讓人奇怪的是，在南京政治學院的校園裏，無論多麼優秀的學生都很害怕他。

    原來，作為一名教師，嚴高鴻的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每年寫學術論文的時期，都是他的學生最緊張擔心的時候。因為給嚴高鴻的文章，等還回來時，已經紅的不能再紅，被修改的面目全非了。

    老師的嚴厲和對學術的極致追求讓學生們對他尤為敬畏，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感受到的，是可以改變一生的力量。

    袁周曾經是嚴高鴻的學生，現在也是南京政治學院的一名年輕教員，但如果沒有嚴高鴻，他的人生或許是另外一個摸樣。
當時軍隊的博士生招生分為自費和公費兩種，按袁周的分數當時只能達到自費的標準，自費是四萬兩千塊錢。
鋻於自己的經濟狀況，袁周決定放棄繼續學習的機會。嚴高鴻知道後，主動找到袁周談話勸他留下，並幫他申請減免，又墊付了一部分學費。

    和袁週一樣，嚴高鴻的學生很多都是從農村來的，作為南京政治學院乃至全軍著名的博士生導師，他招收學生從來只看重個人能力，他也願意把更多的機會留給這些年輕人。

    1997年，嚴高鴻的人生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捩點，他進入《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報社，兼任該報主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是我軍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成果的前沿陣地，嚴高鴻深知自己的職責之重。

    作為整個學報的主編，原本嚴高鴻只需要從大方向上掌握刊物的狀態就可以了，然而事實上，每期學報26萬字，128頁面，無論工作再多，事情再忙，他也堅持每期稿子審閱三遍，力求“不錯一個觀點、一個標點、一個字”。

    這是一把特殊的尺子，塑料的板面上，刻度已經不見了。從當上主編的第一天起，嚴高鴻就用它來校稿，他總説自己年紀大了，時間長了會眼花，於是找來這把尺子壓著一行行地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曾經嶄新锃亮的“夥計”已成了一塊光禿禿的磨砂塑料。

    很多人不知道，常年超負荷的批閱、寫作，嚴高鴻的手指肌肉已經嚴重勞損，時間長了，常常都握不住筆。

    就是這樣一雙已經握不住筆的手，卻每天堅持一筆一劃地修改著數十萬字的稿件，而這一堅持就是整整13年，沒有人知道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氣。儘管外人注意不到嚴高鴻為此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但大家僅僅在五年後就看到了《學報》的影響力，五年前那本油印的內部學刊已經發展成為了全軍乃至全國的雙優期刊。這已經遠遠超過了老院長當初提出的“用十年將學報推向全軍”的期望。

    如今嚴高鴻已經走了，他曾經“戰鬥”過的書房裏，一切還是按原來的樣子擺放著，妻子王建清時常會翻開相冊，回憶過去的時光。

    生命中最後的選擇

    嚴高鴻去世的前一天，正是他和妻子結婚32週年的日子。王建清一早就做好了丈夫最愛吃的蘿蔔燒肉面，那一天嚴高鴻加班回來很晚，但夜幕下，兩人還是其樂融融地吃著麵條，聊了很多。每當王建清想起這些場景，心裏都會隱隱作痛，她實在想不通丈夫為什麼會這麼快離開自己。

    王建清每天都在不斷地整理著屋子，搜尋著丈夫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氣息，他的衣服、書籍、盆栽，甚至曾經陪伴過他的小貓，點點蛛絲馬跡，似乎所有的東西都找到了，惟一找不到的，就是丈夫的手機。她不知道，手機已經被兒子和兒媳藏了起來。
孩子們清楚，父親走了，他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親。 父母32年來互相依靠、相濡以沫的感情讓嚴文昊實在不忍心拿出那部手機，他們擔心母親看到那條短信會更加難過。那麼，嚴高鴻生命中最後發出的到底是一條怎樣的短信呢？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厲害。明天新聞系4個博士開題，已無法更改，後天能否去八一查一下？添麻煩啦！嚴高鴻”

    這就是嚴高鴻發送的最後一條短信，收信人是南京軍區總醫院的何進。

    就在嚴高鴻去世的前幾天，嚴高鴻已經時常感到胸部、背部的疼痛，本來約好去醫院檢查的，而就是為了不耽誤學生的論文開題，他誰都沒説，推遲了檢查時間，卻最終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他就是這樣，在單位工作和個人事務的選擇中，他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工作。
而這種選擇在嚴高鴻的一生中已經不是第一次了。63歲的嚴高鴻早在三年前就應該退休了，由於當時學院急需人員開展軍事思維學的研究，於是他欣然接受了組織上的安排，把退休的年紀一推再推。

    忙碌了一輩子的嚴高鴻也不是沒想過休息，他的抽屜裏一直珍藏著幾年前他陪妻子出去旅遊的門票、車票，他也曾許諾過王建清，明年就退休，兩人買輛車自駕出遊，然而他實在是放不下手頭的工作。

    如果嚴高鴻推掉答辯會，如果他能早點去醫院檢查，或許就不會這麼急匆匆地離開這個世界。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生命沒有如果，可如果真的時光能夠倒流，嚴高鴻依然會這樣選擇。

    嚴高鴻就這樣走了，沒有任何告別和遺言，靜靜地倒在了三尺講臺之上，甚至在他去世後，學校蒐集他的影像資料，也只勉強拼湊到了短短35秒的圖像。
嚴高鴻就這樣走了，這個勞碌了一輩子的老教授似乎沒打算給這個世界留下太多關於他的記憶碎片，所以選擇了這樣匆忙的方式離開。

    至今，嚴高鴻手機裏那最後一條短信，兒子一直沒有拿出來讓母親看。父親走了，如果他有遺言，一定是希望他們能堅強地生活下去。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嚴高鴻就是這樣一個人，從30年前踏入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獻給了國防教育事業，獻給了黨的理論武裝的這方熱土。他就像衝向戰場的戰士一樣，勇往直前，在筆尖紙端的方寸之間，豎立起了一座永恒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