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日，北京海淀區綠園打工子弟小學，校長用椅子在操場上擺出“SOS”的字樣，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 辦學16年、經歷過無數困難的海淀區綠園打工子弟小學的租房合同已經過期，沒有地方願意租給他們校舍，8月2日，他們被要求必須搬走。 林暉攝

　　7月29日的京城，瓢潑大雨比預計的早到了幾個小時。上午10點，來自湖南的鄧絲絲繞開一個個泥坑來到了位於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前幾天她得知，這所剛剛加固的、“在樓房裏上課”的學校因為“在違法建築內非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要關了。本來，她打算讓7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9月在這裡上一年級和學前班。

　　同一天，來自吉林的高晶來到了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樹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綠園小學，她也是幾天前知道這個學校馬上要關了，7歲兒子的上學問題成了她眼下最著急的大事。

　　4天以後，綠園小學被“上了鎖”。高晶顯得十分茫然。

　　今年五六月份以來，位於北京市大興區和海淀區城鄉接合部的幾所打工子弟學校先後接到了停辦通知，“通知得太突然了，這學期結束了，下學期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孩子們的書費也早都收了，而且這七八百個孩子怎麼安置呀？”綠園小學的張曉虎校長一臉焦急。

　　據了解，對於打工子弟學校，北京市的工作思路是“扶持一批，審批一批，淘汰一批”。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辦公廳曾下發通知，要求對未經批准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分流一批，規範一批，取締一批”。

　　按照這一思路，北京市2006年就曾對流動人員自辦的學校，也就是俗稱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治理，一批未經批准的、窩棚式的學校被取締。

　　如今，北京又對打工子弟學校開始了新一輪的治理，又有一批學校將被關停。

去年還是“規範保留學校”，今年就要被關停

　　這一次海淀和大興關停部分打工子弟學校，政府給出了充足的理由：大興區西紅門幾個打工子弟學校被關停的原因是“在違法建築內非法辦學”，而海淀區的幾個學校則是因為校舍租賃合同已經到期。

　　不過，對於政府給出的理由，那些面臨關停的學校的校長有不同的看法。

　　鄧絲絲的孩子準備上的那所學校就屬於這樣的“違法建築”。走進這所學校的校園便可以看見一座L形的二層小樓。據了解這個小樓是去年9月才新建的，所有的教室都是按照教委規定的建築規格修建，而且“每個教室裏都安裝了空調和飲水機”。

　　該校的校長是2008年年底接手這個學校的，接手之前這裡就是一所打工子弟學校，而且已經有10年之久。接手後，她在學校內新建了操場，更換了桌椅、黑板，裝了暖氣，建了廁所，共投入了幾十萬元。

　　為了建這所學校，校長到處借錢，迄今已負債76萬元。沒想到新校舍剛剛用了1年，學校就接到了要被取締的通知。

　　即使不斷地修繕和加固校舍，即使很多家長説這是他們孩子“用過的最好的教室了”，但是這個學校仍然屬於“違法建築”，因為學校一直沒有房産證，也沒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批准”。

　　“從2006年起，就沒再給哪個學校發過證（辦學許可證——記者注）。”同在大興區西紅門鎮田園學校的張校長説，他們這幾個學校雖然沒有“證”，但是分別於2006年和2010年兩次收到過教委開具的“規範保留學校”的書面證明，“有了這個證明不就説明我們是可以辦學校的嗎？”

　　按照北京市“分流一批，規範一批，取締一批”的政策，田園學校和文章開頭提到的學校似乎屬於“規範一批”的範疇。

　　因此，從2005年起，張校長重建了佔地4畝的學校，十幾間教室共800多平方米，食堂、暖氣也都按照教委的要求進行了配備。2010年，他也按照區教委加固校捨得要求，新蓋了一棟二層樓房，負債80余萬元。

　　誰承想剛“規範”完又要被“取締”，“早知道要取締，我就不投錢加固了。”張校長説。更讓張校長氣憤的是，在北京辦學10餘年來，教委的會議他一直在參加，教委對他這個“非法”學校的要求和管理也都與其他學校一樣。“如果説我們是非法辦學，那教委就是非法辦學的組織者。”

　　西紅門鎮上也有沒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在鄧絲絲孩子所上學校不遠處就有一所，不過那個學校曾經是養雞場，改造後校舍仍然十分破舊，“就因為那個學校有房産證”，因此並沒有出現在此次的取締名單中。“真要是地震來了，是那張紙（房産證）能保證安全，還是加固了的學校更能保證孩子們的安全？”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境遇的公益律師田坤也無法理解。

　　與大興區不同，海淀區綠園小學被關停的原因是校捨得租賃合同已經到期。

　　綠園小學校舍租用的是海淀區樹村的公房，該校也屬於“未經批准的流動人員自辦學校”。“海淀區的打工子弟學校基本上都沒有證。”該校校長張曉虎説。北京市對打工子弟學校的審批要求是要達到《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的“基本標準”，而這個標準對於這些打工子弟學校來説顯然是有些高了。

　　張曉虎已在北京辦學16年，自從來到北京，這已經是他的第四個校舍了。輾轉4次，他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村子。讓張曉虎不解的是，這次他想續簽合同但是沒有得到同意，他想租其他地方也沒人同意，“我上別的村去租，都沒人租給我。”

　　在張曉虎看來，似乎大家“説好了，不把房子租給他”。

關停學校分流準備好了嗎？

　　不管這些打工子弟學校的舉辦者是否覺得委屈，僅從北京市的政策來看，取締那些“未經批准”的學校的理由也很充分：“改善流動人口受教育環境”。因為這些學校“集中在城鄉接合部，大多數辦學條件簡陋，校舍、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

　　確實，由於師資力量參差不齊、流動性較大等原因，部分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並不理想。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介紹，由一位“海歸”創辦的蒲公英中學，專門招收流動人員的子女，該校校長對打工子弟調查發現 “他們三科（數學、語文、英語）的平均成績只有15分”。

　　楊團認為，目前，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夠好，這樣的辦學方式對學生是不負責的。但是，如果不對學生們下一步的就學做好安排，同樣也是不負責的。“教學質量再差也比他們沒學上要好。”楊團説。

　　確實，眼下最讓人著急的是孩子的上學問題。幾所打工子弟學校一旦被取締，就會有幾千名孩子面臨失學的危險。

　　關停學校，政府為這些孩子找好出路了嗎？

　　記者撥通了大興區西紅門鎮一位負責人的手機，這位負責人説，鎮政府關停這幾個學校是根據北京市委有關拆除違章建築、打擊非法經營的精神作出的，此外，對這些學生的分流和安置現在還完全“來得及”，因為在給學校和家長的告知書中，鎮政府提供了6所學校供這些孩子選擇，“能接收5000個孩子”。同時，還有一所公辦學校正在建，9月1日就能投入使用。

　　令人奇怪的是，對於這位負責人所提到的貼在校門口的告知書，以及告知書中提到的6所可以分流的學校，幾個面臨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和家長都説“沒看到”、“不知道”。

　　當我們再次試圖與那位鎮政府負責人進一步核實情況時，他的手機或者處於“沒人接聽”狀況，或者打通後被直接挂掉。

　　“他要是能把我這幾百名孩子都安排了，不讓我辦了我就不辦了，他們能嗎？” 田園學校的張校長説。

　　校長們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

　　早在2006年時，政府也曾經要取締過海淀區的綠園小學，並且説要對學校的學生統一“分流”。“當時我是第一個響應的，畢竟，自己辦學的目的就是為讓孩子們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就在張曉虎辭退了所有老師並通知了所有家長後，卻在最後關頭接到“上面”的電話：“你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於是，孩子們沒有被“分流”，綠園小學就這樣繼續辦了下來。

　　有過幾年前的經歷，張曉虎校長試圖用自己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距離綠園小學現在的校址300米遠，便是一所公辦學校的校舍，三排整整齊齊的紅色教室，剛好能容納七八百人。由於校捨已經閒置了五六年的時間，張曉虎就琢磨著，是否能按市場價租下這裡的教室，“這樣，孩子們不是就有地方上學了嗎？”

　　他找了很多相關的負責人，卻始終沒有得到想要的答覆。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加強流動人口自辦學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取締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將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學校繼續就讀，保證其學業不受影響，維護社會穩定。

即使“五證”齊全，打工子弟也不一定能進公辦學校

　　北京市的相關文件寫得很清楚：公辦中小學要繼續挖掘潛力，增加招收流動兒童少年數量，使更多的流動兒童少年進入公辦學校就讀。

　　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也多次在媒體上表示，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在北京完全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可以跟北京的孩子一樣進入公辦學校讀書，並且不交借讀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真正享受這個“同城待遇”卻很難。

　　2002年，北京市教委公佈了《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加強中小學接收借讀生管理的通知》，提出了“五證”的要求。即，在京務工人員若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在內的五份證明文件。

　　事實上，不少外來務工人員根本辦不齊這“五證”。

　　“我們就是菜農，怎麼辦什麼務工證？”一位家長説。

　　“我連結婚證都沒領呢，孩子根本也沒有戶口呀。”鄧絲絲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中還有不少是“超生”的，戶口證明也不可能辦下來。

　　辦不齊“五證”的，進不了公辦學校，即使辦齊了“五證”也不一定就能進入公辦學校。

　　高晶已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幾年。聽説綠園小學要停辦後，她趕快去辦了“五證”，歷時一個多月、往返北京和吉林幾次、花費了2000多元後，高晶的“五證”終於辦了下來。但是，當她滿懷希望地來到附近的東北旺小學和肖家河小學時，小學都説名額已經滿了。

　　“為了讓孩子上學，我們也托了人，光是人情費就花了1萬5。”高晶説。高晶還聽説除了人情費以外還要交兩三萬元的“贊助費”，這對外來務工人員來説不是個小數字，“我和老公不吃不喝得掙兩年。”高晶説。

　　李女士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幾年前，她也想送自己的大女兒去一所公辦學校，“花了5000塊人情費，學校還是説沒位置。這是我最失敗的一次經歷。”現在李女士的兒子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李女士再也不打算去公辦學校試了，“肯定是沒位置，我就在這兒上了。”

　　李女士不願意把孩子送到公辦學校去還有另外的原因。

　　李女士跟丈夫都在新發地市場當背菜的搬運工，丈夫打長工，她則打零工。工作時間很不固定，丈夫守在那裏，菜來了就去搬，人手不夠了，李女士就會被叫去。有時淩晨就要從家裏出發，有時半夜了還沒有回家。

　　李女士記得，有一次她淩晨4點有活兒，就把孩子也叫了起來，直接送到孩子所在的育紅學校，“我在大門口喊一嗓子，學校的門衛就會開門把孩子放進去。那些‘北京學校’哪個能行？”

　　對於打工子弟學校來説，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孩子幾點到校的都有，早的四五點鐘就來了；而晚上放學，幾點回家的都有，有時甚至到半夜還有孩子沒被家長接走。

　　這也是不少家長不想送孩子進公辦學校的原因之一，畢竟，哪個公辦學校能做到這一點呢？

　　原來的學校被取締後，公辦學校又進不去，擺在這些流動兒童面前的似乎只有送回老家一條路了。

　　但是父母們並不願意選擇這條路，“為什麼我們就不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鄧絲絲説。

　　去年，鄧絲絲曾經帶著孩子回過一次老家，家裏的老人年紀都大了，根本輔導不了孩子的功課，而且有時連孩子的安全都無法保證。就是在去年，鄧絲絲的兒子在老家掉進了河裏，“差一點兒就被水淹壞了。”説到這裡，鄧絲絲的眼淚下來了，她決定無論怎樣也會把孩子帶在自己身邊。

　　留下，難！離開，也難！

辦證是家長和政府的事，孩子的受教育權要首先得到保障

　　其實，打工子弟學校的出現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遷過程中，現行教育體制無法適應社會轉型及變遷的必然結果，這類學校在過去及現在一段時間內解決了低收入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既是對現行教育體制的“補充”，也是一種“自救”。

　　綠園小學的張曉虎校長出身於教師世家，他的爺爺、父親和姑姑都是教師，自己也曾經是一名民辦教師。20多歲時，村裏在北京種菜的打工者回家時告訴他，他們在北京種菜的大棚裏有幾十個孩子沒學上，年輕的他毅然來到北京，在菜地裏搭起了第一個校舍，逐漸發展成為今天擁有800多名學生的綠園小學。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追求更高質量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其中當然也包括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因此，把流動人員子女的教育逐步納入更規範的公辦學校應該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紅星子弟學校是海淀區另一所面臨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其校長謝振清曾經是河北省某縣頗有名氣的教師。當年，她隨打工的丈夫在北京休假時，見附近市場的孩子們沒學上，便開始教書，沒多久便聚集了100多個孩子，由於教育質量比較高，不到兩年，她的學校便有了1000多人，高峰時期曾有1600余名學生。

　　謝振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校長，她意識到現在這種打工子弟學校是階段性發展的産物，孩子們應該接受更好的教育，自2006年以後，她開始有意識地把自己學校的學生分流到公辦學校去，但是收效甚微，真的能轉走的沒有幾個。“雖然隨著人口增長的特點，北京一些小學出現了生源減少的現象，但是，這些學校主要分佈在城市中心區域，打工子弟主要分佈在城鄉接合部，也就是北京的五六環附近，但是，這些地帶的學校又沒有能力承接這麼多的孩子。”

　　當然，北京也有北京的難處，田坤律師手機上有一位政府官員發來的短信：海淀區今年已經接收非京籍子女八千多，佔本地的三分之一。但還有那麼多孩子在沒有資質的學校裏，教師流動性大，教學質量沒有監督，承租的房子又是違章建築等等。當人口流動巨大時，義務教育的實現需要全社會共同考慮……

　　也有人提出，讓打工子弟進入公辦學校是一條最終的正確道路，但能否秉持“先入學，再辦證”的處理原則，畢竟辦證是家長和政府的事，孩子的受教育權要首先得到保障。正如楊團所説：“不該在教育上放任自流，放任自流是對民族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