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老太胡麗天

愛聽證，愛“漲價”，愛各類社會公益；愛學習，愛較真，更愛“老有所為”

　　內容提要：聽證會事關政府決策與公眾利益，因此聽證的程序以及參與者的代表性需嚴肅對待。

　　成都一名老婦，在隨機抽籤的情況下，7年間竟然18次被選中為聽證代表，而且多支持政府漲價。

　　消息一齣，網友瘋狂轉帖拍磚，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稱這名老婦為成都聽證會的“最牛群眾演員”、“聽證會職業託兒”。

　　“我不是託兒。”這位名叫胡麗天的老婦説。她64歲，身材較胖，鼻尖上架一副碩大黑色眼鏡，即使在7月的成都，她的襯衣釦子也一直緊緊扣到最上面一顆。“我參加的不止18次，是23次。”

　　為聽證癡狂

　　64歲的胡麗天能清楚地説出所參加的每一次聽證會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從2001年退休起，聽證會不知不覺已成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

　　2002年1月的“鐵路票價政府指導價聽證會”是第一次全國性的行政決策聽證會，也是胡麗天第一次聽説“聽證會”這個形式。普通人可以去和官員就一件事辯論，她覺得很有意思。第二年，因為公交月票的價格，成都也要舉行聽證會，胡麗天不會騎車也不會開車，自認為對公交車還“懂一點”，就報了名，可沒有選上。

　　2004年，為了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門票漲價，要開聽證會，胡麗天對此不感興趣，本沒理會，卻意外接到一個邀請她參加聽證的電話，電話那邊解釋：2003年的那次公交車聽證會沒有選上她，但她的信息因此留在了“人才庫”裏。

　　這個機會使她找到了退休生活的目標。“我喜歡辯論，凡是有輸贏的我都喜歡。”她愛上了聽證會，每天都在尋找和聽證會有關的消息。最初沒有手機，報名後，她幾天都不敢出門，守著家裏的電話，生怕錯過通知。

　　至今，胡麗天報名參加過40多次聽證會，23次被選中，其餘或落選，或被選為旁聽員、候補員。聽證代表因故不能參加時，候補員有可能替補上場。

　　她也有原則，“不懂的就不報名”，還有關於污水、垃圾和殯葬的聽證會她也不參加，因為覺得“有點臟”。

　　時間久了，胡麗天摸索出了規律：水、電、天然氣價格等聽證會報名人數會很多，而和立法有關的聽證會則人少。一次關於自來水漲價的聽證會，共有173個人報名，胡麗天去報名時，發現報名的辦公室和走廊被一群晨練結束的老人擠得滿滿的。

　　胡麗天希望每次都被選上。有時就親自在抽籤現場監督。173個人報名的那次聽證代表抽籤，她一直在現場，可“到最後也沒有我，好鬱悶”。不久前，成都市機動車佔道收費聽證會，胡麗天又跑去監督抽籤，中簽後，高高興興回去“準備功課”。

　　這些功課包括：每天閱讀成都本地的每一份報紙，把報紙上專家和市民的意見記下來，想好反駁理由，好在聽證會上“舌戰群雄”。

　　對於她來説，參加聽證會更像一種認真的娛樂。她把聽證會比成大學生辯論會，分出正方和反方。有時候聽證預備會結束後，她會和代表們帶個筆記本電腦，去麥當勞討論怎麼“還擊”，“特別上癮”。

　　即使是旁聽員，胡麗天也不走過場，有時請正式代表替她表達觀點，會後跟蹤聽證結果，網絡發達後，通常會有聽證會的視頻，她也都找來看一遍。

　　有的聽證會提供工作餐，有的沒有，胡麗天參加最長的一次聽證會是7個小時，“越喝水肚子越餓”。從那以後，她每次參加聽證會都自帶乾糧，“跑到廁所裏吃”。

　　2010年，被一個記者評價“一年到頭只有兩件衣服”後，胡麗天新做了幾套衣服，每次參加活動後記下自己穿的是哪一件，防止下次參加同一個活動時穿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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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星媽”

　　胡麗天最想參加全國性聽證會，“別人一説，這個人參加過國家級會議，多有地位”。

　　2007年，胡麗天在報紙上看到關於交強險費率調整聽證會將在北京舉辦，正在徵集報名，但只能網上報名。胡麗天不會上網，只好花了5塊錢，請樓下名片店幫忙。

　　這次，胡麗天被選為旁聽員，一切費用自理，但她還是興致勃勃北上，機票、打車、住宿，幾天花了3000多元，是她三個月的退休金。

　　但胡麗天覺得值。她發現北京聽證會的討論比成都激烈，因故沒出席的聽證代表，還請代言人或律師代替發言，“檔次很高哦”。

　　聽證會上沒能發言，聽證會後，有十來家媒體採訪胡麗天，會上沒能説出的話，對著媒體都説了，她找到了“明星般的感覺”。

　　不過，這位明星第一時間就趕回成都了，因為“參加聽證會不能順便旅遊，萬一齣了事，會給承辦方增添麻煩”。她強調：“遵守紀律，才有可能被選上，才再有機會繼續參加。”

　　聽證會紀律胡麗天背得滾瓜爛熟。比如：準時出席；深思熟慮後發言；無論同意與否，都不能侮辱申請方。按規定，發言不能超過5分鐘，她仔細數出自己一分鐘能説130個字，於是按這個語速寫相應字數的發言稿。

　　但她抱怨國家級的聽證會太少。她始終關注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希望能有個聽證會；她也關注個稅改革，一直期望能參加有關聽證，但個稅改革方案最終採取網上徵求意見的方式。所以，目前除了多參加聽證會外，胡麗天的夢想又多了一個“學會電腦”。

　　頻繁地出現在各個媒體上，胡麗天享受這種“明星”般的感受。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早就火了，“火了幾次了”。

　　點這幾次“火”的，除了去北京參加聽證會，還有擔當湖南電視臺“超級女聲”成都賽區大眾評委；受東方衛視邀請，擔當“加油好男兒”的評審；因為給低保兒童每天一個雞蛋，被當地媒體評選為“十大愛心市民”等。她對女兒説，“我現在就是你的星媽啊！”

　　指桑罵槐

　　胡麗天明白對她的指責都是指桑罵槐，實際是對聽證會制度的不滿。“我就是那棵桑樹。”

　　1996年，中國的《行政處罰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聽證制度，根據這部法律，如果被處以數額較大的罰款，或者被吊銷駕照，任何中國公民都可以向主管機關要求聽證。

　　1998年，聽證會制度寫進了《價格法》：在對公共事業或自然壟斷的商品進行定價之前，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應當舉行聽證會。2000年起，人大在制定法規時也要進行立法聽證。

　　然而，時至今日，聽證會有變成“聽漲會”的趨勢，人們感慨聽證缺乏透明，流於形式。這也導致報名人數越來越少，搖號常常是從報名者中9選8，或5選4，“你報名也會被搖中。”胡麗天説。

　　成都市消費者協會相關負責人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了這一點：每場20～50人報名是常態，中老年人居多。比如，7月剛剛舉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區機動車臨時佔道停放差別收費方案聽證會，只有7人報名，胡麗天是其中之一； “成都限車聽證會”的網頁評論有26.5萬篇，但報名參加聽證的市民僅有15人。

　　該負責人説，最初的聽證代表通常由市消協徵集並推薦産生，經常會出現“熟面孔”；後來的聽證會多由其他部門組織，採取隨機抽籤方式確定聽證代表，“還是有很多熟面孔”。

　　同被網友稱為成都聽證會“四大金剛”的廖冰虹參加了至少17次聽證會，對於“支持漲價”的批評，廖冰虹説，“因為有很多問題無法回避，比如很多利益很難平衡。”他也認同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應盡可能不漲或少漲，但有時“漲價也能促使節約”。

　　胡麗天計算過，自己共有過5次力挺漲價，分別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門票漲價；四川省義務教育“一費制”方案聽證會；成都居民生活用氣銷售價格調整；成都有線電視收費以及成都機動車臨時佔道停車收費調整。

　　比如杜甫草堂門票漲價，胡麗天看到申請方列出北京、上海等地的景點門票都高達近百元，而這兩大景點只有30元，“確實太低了”。很多行業漲價，胡麗天認為“都在漲價，不能不讓它漲，消費者是上帝，但是上帝也應該通情達理”。

　　出生於1940年代末，胡麗天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1964年，從四川省第一師範學院畢業後，胡麗天在成都量具集糰子弟學校做了25年教師，之後調到廠長辦公室做了12年文書，直至2001年退休。在她的觀念裏，“總體來説，政府是衣食父母，應該聽政府的話”。

　　廖冰虹説，同意漲價，也不是無條件的，他們也會提意見、建議或補充內容，但媒體通常都不予報道。而且，參加聽證前，他們也都認真調查，廖冰虹通過瀏覽網站和對身邊的人採訪，胡麗天則採取當面詢問和電話詢問的辦法。去年，她學會了電腦，開始在QQ群裏徵求意見。

　　2009年，成都政府提出了兩套增加出租車數量的方案，增加600輛或800輛。胡麗天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五點，在成都市內打車7次，最長一次等了72分鐘才打到一輛車。她得出結論，支持增加800輛出租車。

　　2010年，成都政府對出租車數量進行了又一次聽證。胡麗天又花了一上午時間，共打車10次，發現比前一年顯著容易了，於是將自己之前主張增加4000輛出租車改為增加2000輛。

　　這兩次調查都有媒體全程跟蹤拍攝。2009年只有一家，2010年則有三家媒體；第一次是真打車後真的坐上去，第二次則只是“開了門算打上了”。

　　網友們質疑他們是聽證會的熟面孔，對此胡麗天和廖冰虹也有不解。胡麗天也勸過身邊的人去報名參加聽證會，別人問她：給錢嗎？發東西嗎？得到否定答案後便搖頭拒絕了。而廖冰虹則認為，聽證會報名人數少，是因為許多人認為聽證會沒有用，寧可在網上評論，也不願花時間和精力當面質疑。

　　“聽證會肯定有走過場的，但不能因為有問題就放棄它。”廖冰虹説。

　　但胡麗天也有另一層擔憂，她希望將遴選代表的方式由抽籤變為選拔，這樣即使報名參加的人增多，她還可以憑藉豐富的經驗被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