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個領域的改革基本是一腳深一腳淺“摸著石頭”過來的，從上到下強調的是抓住機遇。這樣説絕不是否認規劃、規範和程序重要性。對於南科大，要消解基於國外制度變革的成規，對改革的程序性、規範性的理想化追求

　　文/楊東平

　　處於風口浪尖的南科大改革，再次被直逼到最危險的地步。

　　長期以來，人們看到的是南科大的“外患”，即它在改革中不可避免遭遇的體制性衝突和抗爭。參與南科大改革的香港科大的3位教授退出合作團隊，併發布言辭尖銳的“大字報”，使它內在的治理危機得以暴露，如沒有建立理事會，沒有章程，沒有形成教師團隊，沒有形成有效的決策機制等等。社會輿論由熱望跌入失望。

　　耐人尋味的是，在政府與學校的糾結之外，出現了學生、家長與不同意見、輿論的衝突。與香港科大教授嚴厲的批評意見截然相反，南科大的學生家長髮表公開信旗幟鮮明地力挺改革。不久前，當面臨來自政府必須參加高考的壓力時，學生毅然拒考，宣稱甘願成為教育改革的“小白鼠”，立志“拋下鐵文憑，撿起真本事”。改革第一線的師生用堅持改革的行動回應著社會“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

　　面對南科大的改革困境，人們從各方面進行反思，例如關於媒體過度參與的負面效應。的確，在聚光燈和顯微鏡下，壞事難做，好事也做不成，媒體的熱捧和苛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的是媒體自身的需要。然而，也許不能埋怨輿論熱炒、社會關注過度。南科大作為舉國矚目的教育改革標本和標桿，幾乎是進行實質性的高校體制改革唯一的試點，寄託著全國公眾巨大的情感和希望，實在太少太稀罕，不能不被關注。基於同樣理由，南科大必須大膽地往前走，不能任其失敗。因而，當前最重要的，是各方給力破解南科大改革的困境，給改革以希望。

　　對南科大改革困局的不同認識，也來自不同的方法論。首先，需要破除政府要求遵循現行制度的成規。南科大的困境來自這樣一個改革悖論：如果放權，則無規矩可言；如果維護常規，則無改革可言。然而，要求實質性的改革合法合規，本身是不合理的。南科大去行政化、自主辦學、自授學位的改革，必然意味著破舊立新、打破常規；如果循規蹈矩，照章辦事，那就沒有改革。在這方面，需要學習的主要是政府。改革的方法論就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中，胡耀邦同志對深圳的批示“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以體制機制改革為重點，鼓勵地方和學校大膽探索和試驗，”現在需要的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門的實際行動。

　　此外，要消解基於國外制度變革的成規，對改革的程序性、規範性的理想化追求。在法治社會的西方國家，重大制度變革往往從“變法”開始，要在議會進行曠日持久的修法、立法討論，通過後輔以財政支持依法推行。例如日本國立大學獨立法人化的改革，立法過程就長達十年。香港科技大學的創建則是學術自治的典範，由一個高水平的學術團隊合作完成，其籌謀規劃包括組建理事會、遴選校長、起草章程、全球招聘教師等等，全部過程嚴謹週密，中規中矩，堪稱完美。對此，不能不説“中國國情”。中國各個領域的改革基本是一腳深一腳淺“摸著石頭”過來的，從上到下強調的是抓住機遇，抓住“老鼠”，頂著“原罪”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這樣説絕不是否認規劃、規範和程序重要性，而是對實際的改革進程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寬容。

　　囿于外國成規的另一方面，是以西方成熟的大學制度為歸依，要求學步者步步到位，不允許有趔趄和偏差。這種要求無瑕完人、一步到位的思維，同樣有悖改革實際，因為任何現實的改革都是不同利益、不同價值平衡妥協的結果，很難符合從想當然出發的理想。中國大學自主辦學、自授學位的辦學自主權，註定只能是一點點爭取而來，這是與香港、國外完全不同之處。這種苛評所造成的後果，是使改革者處於輿論審判的道德劣勢，吸引強大的火力而動輒得咎，左右為難；不改革的看客橫加指責和看笑話，反而沒有任何壓力。

　　對改革的寬容，同時表現在給改革多一點時間和空間，不要急於求成、一錘定音。應當看到，南科大改革仍然在生長和創設之中。深圳市人民政府頒發《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即將於7月1日生效，規範了政府與學校的基本關係，使得雙方的行為有法可依。籌建之中的南科大理事會，更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制度建設，從而確定南科大的法人治理結構，將學校的改革和發展置於制度化的保障和支持之下。然而，無論對大學還是政府，理事會治理模式都是一個全新的事物，需要從頭開始，在實踐中一點一滴地學習、建立和完善。實際地給力和支持，還有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有專家建議建立教育部、廣東省、深圳市等多方參與的機制，主動推進南科大改革；建議探索學歷認證制度，對高教學歷基於實際教學質量的評估認證，都是具有建設性的。 ★(作者為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