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深圳華強北桑達雅苑的薄囯強依然記得一個多月前那場“手機雨”。當天中午12點左右，不少人正要外出吃飯，忽然間漫天的手機就從天上掉了下來。人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得目瞪口呆了，密密麻麻的手機不斷往地上衝，有砸到了人們的腦袋，也有砸向了停放在樓下的10多臺汽車，甚至連一樓走廊的扶手都被手機給砸彎了。

　　據薄囯強回憶，掉下來的手機大多是iPhone4、諾基亞5800、N97等品牌的倣冒機。這場“手機雨”持續了5分鐘左右。

　　這批手機來自於桑達雅苑上邊的無證手機作坊，當時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正要對此作坊進行查處，來到門口。屋內獲知消息的4人為毀滅證據，匆忙間將4箱共計930多部手機從窗戶扔了下去。

　　此次查處，拉開了政府對山寨手機強硬而持續打擊的序幕。這個被譽為“中國電子第一街”的華強北商圈，曾經圓了大批人的淘金夢，一夜暴富的各種神話也曾屢屢上演。然而，這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擺在他們面前的，或是整個行業覆亡的現實。

　　風雨飄搖的電子街

　　電子科技大廈地處華強北核心，往昔密集的駐紮著山寨手機製造商，是他們辦公招商的寫字樓。而今卻空蕩不已，不少門口貼上了招租轉租公告。記者走訪調查發現，單11樓，便有70%以上的辦公室關門並貼出招租啟示，據周邊仍在辦公的人員反映，這些門面大多是5月期間關閉，而在2008、2009年那段時間，幾乎所有門面都遭到瘋搶，價高者得。

　　兩三百塊錢一部的“高科技手機”，在華強北的電子市場隨處可見。作為山寨手機大賣場與集散地的明通、遠望、高科德等數碼電子城，合同期滿退鋪的公告亦隨處可見，數量較多的是高科德及賽格電子城。“以前鋪面租金每平米4000到7000，這會1500到3000都沒什麼人來”，遠望數碼城有店面負責人稱。不少店面負責人表示，這些公告貼出至今，無人問津。這跟往年一鋪難求，轉讓費多達10多萬的狀況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導致華強北山寨手機快速凋零的直接原因，是自去年年末開始的“雙打”行動。2010年11月，國務院和國家工商總局要求各地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即“雙打”)，深圳制定了6個月的專項行動方案，華強北是雙打的重中之重。

　　在事先幾個月的時間裏，山寨手機廠商並無感覺到太大的變化。“去年11月的時候有過一次清查，但都是事先跟大夥通了氣的，所以也沒造成太大影響。”廠商張建成(化名)稱，直到5月份開始，政府方面開始突擊檢查、大範圍清查等行動。期間不少廠商因“走私”、“制售假冒偽劣産品”被公安機關拘捕。“我所認識廠商，就有10多個進去了，人心惶惶，而且這種打擊持續了兩個月，沒什麼人敢再做高倣機子，直接把公司給關停了。”

　　記者在走訪時發現，華強北的不少手機廠商，都有撤出手機行業的打算。“反正做這個，也沒太多成本投入，不做了就不做了，少掉的不過幾個經銷商資源。”有廠商稱。在各大電子市場，挂滿了標示著“嚴謹銷售假冒偽劣、無合法來源商品”，“保護知識産權”等橫幅標語。

　　“經過這次嚴打，整個深圳的山寨手機出貨量減少了50%以上，我想政府是打算要掐死山寨手機這個行業了，現在華強北每天都有一兩家手機廠商關停，還在運轉的，70%都是虧損狀態”，已經在山寨手機這個行業裏從業七八年的李喜文稱。

　　在李的印象裏，幾年來查處山寨手機的行動時不時都會有，基本都是走個過場，“從來不會這麼動真格的大面積的清查的。但這次清查，甚至涉及到下游銷售層面，經銷商零售商受打壓，市場瞬間就會大萎縮。這也導致大批廠商關停，再這麼下去這個行業就沒了”。

　　作為一個資深的山寨手機老闆，李在這一輪的嚴打中“受傷”嚴重。在這次嚴打前，他平均每個月能夠出貨20萬台，旺銷時能突破35萬台。“但是，這次被嚴打了，公司已經關閉了，就連下游渠道商都被抓了五六個，其他家的情況也和我差不多。”

　　除了政府方面的打壓，事實上山寨手機長期以來廣受詬病，行業早已百病叢生。記者通過多方調查，逐漸揭開了山寨手機行業不為人知的陰暗內幕。這些內幕甚至讓山寨手機行業變成了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更對山寨手機失去前景，無法回到正常經營軌道起到決定作用。

　　騙錢遊戲，一不小心就掉進去了

　　“通緝令：姜XX，某某手機廠老闆，欠本人貨款800萬，有知其下落並提供有效信息者，獎勵100萬。有抓捕並幫助追討者，分其一半貨款。”

　　這樣的“山寨版通緝令”在山寨手機廠商聚集的QQ群裏比比皆是，而隨著商戶關停的狀況日益嚴重，出現的頻率比起以前要高了幾倍。

　　“以前一天多是四五個，現在一個群裏每天就出現20個以上，密密麻麻，”張建成稱。記者翻查部分QQ群聊天記錄，發現發佈這些“通緝令”的，基本是上遊廠商，包括電池、外殼、充電器、包裝盒等供應商，拖欠貨款有三四百萬，也有達三四千萬元，其中不乏多家上遊廠商“通緝”同一個手機製造商的狀況。

　　記者聯絡上一個“通緝令”發佈者，其為電池廠商，本次共被兩家手機廠商套騙貨款共計三千萬元，在他看來，手機電池在行業裏利潤微薄，至今一塊電池售價8元，利潤不過1元，此次受騙，基本是一年的盈利額，並無流動資金再進行持續生産。

　　但是，廠商即使被惡意拖欠了，卻很少有公開報警的，由此也催生了一個專業催收貨款的職業。“這個行業偷稅漏稅是公開的事，如果按照正規渠道，繳納17%的稅款，山寨手機賣出去的價格不可能會這麼低。”張林稱。

　　對於華強北有多少山寨手機廠商數量，從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行內普遍流傳的口徑為至少3000家。因為不管是生産商還是銷售終端的檔口，基本不註冊的，沒有執照，自己隨便起了個名字，方便客戶，也方便避稅，公司倒閉了隨時走人。

　　不僅僅是山寨手機公司，就連已經拿到牌照的700多家品牌手機公司，也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偷稅漏稅。“從業10年來，還從來沒有見過哪一個手機公司不走私賬的。”華強北手機圈廠商鄧勇如此表示。

　　正因為大家都是偷稅漏稅的企業，如若報警，首先就是自己惹禍上身。因此每當遇到這類問題，大多上遊供應商只得通過私下渠道去解決，因此十來人提著砍刀在華強北圍追堵截手機廠商的狀況並不鮮見。

　　在2004年進入手機行業的時候，張林(化名)作為一個手機製造公司的高管，第一次接觸到了某一線廠商。也正是那一次，他見識到了手機行業裏讓人膽顫心驚的資金欺詐。

　　該一線廠商當時出資成立了一個新的手機製造公司，並在惠州鄉下找了一個從事耕種的老人當企業法人，“當時也就是給了老人幾千塊錢，那老人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就把身份證全給了他們了，然後自己也不知道，就成了一個手機製造公司的法人了。”

　　這種“被法人”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以至於到最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産業鏈，以在深圳的江西贛州人為主專業為手機公司提供工商註冊以及申請牌照等一系列服務。

　　在2008年的時候，手機出貨價格還可以做到每部500塊左右，毛利100元左右。上遊月結為60天。“那時候還不像現在，處處是陷阱，所以上遊廠商收了小部分預付款就可以了。”張林如此表示。

　　7月9日，在位於華強北的一家咖啡廳裏，張林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有一家請了香港某著名影星做代言人的手機公司，就是一個“圈錢”的典範。該公司高舉明星大旗，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銷量就衝到了每個月10萬台。

　　“由於該公司的明星效應，再就是銷量穩步提升，以此爭取到了上遊供應商更大的支持。”張林表示，“10萬台的採購成本，僅僅只支付了200萬就搞定了，其餘貨款全部拖欠了。”

　　“在2009年5月份，該公司又推出了幾款新機，並在深圳某酒店召開了新品發佈會，會上再簽下了10萬台的出貨合同。”張林回憶稱，“由於手機行業針對經銷商從來都是先打款後發貨的，這次的新品發佈會就提前收到了5000多萬元貨款”。

　　然而預售的10萬台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廠商從中收取了5000萬的貨款。再加上每個月出貨10萬台能掙到的1000萬利潤，這個手機公司老闆就攜帶著6000多萬元欠款人間蒸發了。

　　當上遊廠商以及下游經銷商也氣勢洶洶的來到了深圳，看到的只是人去樓空的景象。不僅辦公室空無一人，就連電腦、傳真機、電話機等所有辦公設備都被卷走了，只剩下營業執照上的企業法人了，而這個法人則完全是一個不相干的鄉下老人。

　　在這個行業生長之初，就已經陷阱四伏了，然而這畢竟是2008年的事。即使是短短的幾年，時代總是會淘汰舊的玩法。多年後張林見到了更多新的欺詐手段，並且自己也投身其中。而令他覺得驚訝的是，這類陰暗的遊戲，在行業裏成為以最快手段晉身億萬的不二法門，並被“普及”到每一家中小型廠商。

　　在山寨手機行業裏，由於手機屏、主板和攝像頭技術含量較高，多由台灣廠商壟斷，需走私進口，因此基本上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除此之外的周邊材料，包括電池、外殼、按鍵、充電器等，由於廠商集中在珠三角一帶，其數量數以萬計，因此在各種合作中，都處於被動一方。

　　2010年5月，在華強北電子世界的陳小東(化名)給行業裏又帶來了一些新的玩法。那時候上遊廠商已經較為敏感，月結期限改為了30天，並且預付款需達70%以上。此時一部手機成本價在200元左右，再加流通等各環節，需要250左右。以此採購成本價格計算，其中必須現金付款的“三大件”約為120元，其餘周邊配件為80元。

　　成本價達250元的手機，陳小東第一個月則以250齣售，最終帶來了3萬部的銷量。當月上遊供應商貨款陳小東全額付清。

　　第二個月，出貨量6萬部，當月上遊貨款只付了70%，這相當於欠上遊供應商144萬貨款。第三個月銷售數量為10萬台。在上兩次合作的基礎上，陳已逐漸獲取了供應商信任，因此當月上遊貨款只付了50%。相當於欠上遊供應商貨款400萬。而上月欠下的144萬元也只付了50%，總欠款472萬元。

　　令人咋舌的是，第四個月，陳將出貨價壓到了230元，每部虧損20元價格出售。當月銷量直達20萬部。當月供應商欠款達1600萬元，外加前兩個月欠下貨款，總2072萬元。

　　而另一方面，由於該款手機低價脫銷，市場反映較好，因此在第四個月開始，陳則稱貨量有限，要求經銷商必須打款至其私人銀行賬號，方才方便提貨。為了降低經銷商的戒備心理，陳小東只要求經銷商預付30%的貨款。預定貨量達20萬，該筆款項入賬1200萬。

　　隨後陳小東像一陣煙一般消失了。

　　對於其自身行騙的經歷，張林閉口不談，然而記者從其他手機廠商口中得知，張的欺詐方式與陳小東相差無幾。而類似于陳小東這種行動，大多是幾個項目一起進行，平均下來每個月則騙入一單，一年下來可收穫上億款項。

　　在這個行業裏，並沒有人把這些當做見不得人的事，有人説起自己的行騙經歷，常有沾沾自喜的神情，甚至有行內就此自封“四大惡人”。而在套取貨款消失後，這些手機公司幕後老闆又在另外一個電子市場擺起攤檔繼續經營。陳小東消失兩個月後，就有人説在賽格市場的辦公區有看到他的新辦公區。

　　“一開始大家都在華強北套騙，接著供應商和採購商會越加謹慎，因此導致現在不少人轉移到了天安數碼城去繼續這行當，因為天安數碼城那邊，都是號稱做品牌的，這樣更容易讓人相信。”事實上，這種套取貨款的商家只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誰也不知道幕後的老闆是誰，而這种老板，大多同時操控五六個公司同時行騙。

　　“深圳3000多家山寨手機裏，至少1000家都在幹這個，這是行業裏慣常的事，隨著現在山寨手機受較大打壓，很多廠商沒法生存，這種現象會越來越氾濫。”諮詢機構深圳戰國策首席分析師楊群表示，“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除去監管缺位與自身不規範的以外，也有上遊供應商無序發展，導致市場同質化過剩的原因，這就讓套騙有機可趁了。”

　　只要用力去擠，利潤還是有的

　　“一名乘摩托車的男子腰間突然發生爆炸，被掀倒在地的他身上燃起了大火還渾然不知發生何事”。

　　對於此類新聞，人們並不陌生。如果與注重手機質量的人提起山寨手機，第一反應大概便是電池爆炸。山寨手機種種質量問題，看起來是商家為牟取最大利潤而進行偷工減料導致。然而，上述手機廠商的欺詐行為，卻是促成手機質量下滑不可忽視的因素。

　　“一塊電池賺你五毛到一塊錢，一年下來不到三千萬。被騙了一次，一年就白做了。行裏的規則付款期至少30天，你不接大把人接。但是接單的時候，很難判斷這家公司會不會跑路。要説看他硬體設施，辦公室富麗堂皇的；要説看他信用記錄，沒法查，這行裏誰都不是光彩上岸的。作了一單換一個名頭，小公司一個勁的冒，誰都不知道誰。作為被動的一方，我們就只有從材料方面減縮，增加些利潤空間。”有不願透露姓名上遊供貨商坦言，偷工減料是唯一可行的化解風險辦法，這種行為，在行業裏達90%以上。其中包括電池、外殼、充電器等。

　　“一般一塊標注1200毫安的電池，你可以説成有4000毫安，但實際只做到600~800毫安，這樣一來，成本就從7.5元縮減到了6.5元，事實上縮減的1元成本，相當於銷售出去的盈利了。”上述電池廠商表示。而各項標準嚴重不達標，電池在充電時出現爆炸等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除去電池問題，按鍵脫落、充電器發熱、接頭短線等問題也層出不窮，據記者走訪調查得知，此類現象一開始偶爾會在名聲不好的供應商處出現，但在侵吞上遊貨款現象肆虐橫行的時候，配件質量問題開始普遍存在。“又不是個個都是飛毛腿電池，就是出了什麼事，也沒人能找到我們。”有廠商直言不諱。

　　山寨手機産品大多為高倣類，如倣冒索尼愛立信，倣冒HTC，並按照其系列産品不斷更新，倣冒諾基亞的廠商亦不為少數，比如最為“忠實”的跟隨者，有廠商“諾亞信”，其産品有按照諾基亞本身的系列産品倣造，如N97、5320等，除了圖標設計與諾基亞相差無幾以外，甚至其經銷專櫃、海報、宣傳折頁都全部按照諾基亞內容進行複製。

　　因此不少質量方面屬“殘疾”的手機，經過一輪外殼包裝以後，混進了跟品牌手機市場相差無幾的專櫃，堂而皇之的被人們所信任。其中有一個充滿玩味的片段，“諾亞信”手機老闆李接華曾在其兒子滿月酒發言時稱，“我知道自己名聲很差，但我希望我兒子能做一個講信用的人。”

　　信用在這個行業裏似乎是最不值錢的東西。這些年裏，從手機行業獲取暴利者，並不獨止手機製造商。2008年以來，眾一手機批量生産低端機，其銷售價格為成本價加2元。但其盈利狀況良好。這在行業裏並不值得驚訝，因為它有另外的盈利渠道。

　　夜半，手機會自動開機，發送一條短信，然後再自動關機GPRS流量自動刷用，無法關閉。這種“靈異”現象的屢屢發生，令眾一手機在網上罵聲一片。因為每個月這些手機用戶總會出現各種莫名其妙的扣費。

　　這大多是手機製造商、SP服務商、手機平臺等聯合製造的惡意收費項目。

　　“山寨手機裏，100%有惡意收費項目，當然，從2010年開始，有部分收費是有隱晦提示的，姑且可不叫作惡意收費。”有手機製造商表示。一般此類項目，每個月每部山寨手機會被扣費最少5元，普遍為10元、8元。手機製造商與服務商分成比例為85:15，一般手機製造商能拿到一部手機每月1元的SP運營費，一個型號的手機，一般銷量達10萬，一個手機廠商一年下來一般有10個型號的機子，如此計算，一年下來則收入1200萬元。

　　華強北最後的日子？

　　即使亂象叢生，誰也不能否定，山寨機還是充滿可能性的。其中，“賭機”也可以解釋為追逐可能性的一種行為。

　　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傾家蕩産。在華強北的這麼些年，薄囯強跟張林對這些事已經見慣不怪。“反正做機子就是賭，就算你是打算坑蒙拐騙的，也得賭對了機，才能賺到錢。”

　　做一款新機的前期投入大約50-70萬元，如果能整合好上下游資源，20-30萬就能搞定了。一個辦公室，幾名銷售人員，就成了所謂的“品牌手機廠商”，要做的則是從方案商處購買方案、整合上遊供貨資源、組裝成成品手機、銷售這些工作。行內人多笑成自己為“組裝商”。因此山寨手機入行門檻並不高。然而要成功，有時候靠的是運氣。

　　做一款機子，前期二三十萬的投入，就往往能夠收穫數千萬乃至上億。在華強北一個做iPhone4的山寨老闆，單憑一款機出貨量就達60多萬台，甚至於還有一個諾基亞N95倣冒機出貨100多萬台。

　　“做手機就是摸彩票，用2塊錢去博500萬。”楊群如此表示，“為此，這些山寨機老闆和品牌機老闆都無一例外地投入到了‘賭機’的行列中去了。”

　　由於大家都是在倣冒國際知名品牌，所以不僅僅要賭機型數量，還要賭出新機的速度。“如果按照工業和信息産業部的規定，一部手機要進行入網監測的話，差不多要耗費兩三個月的時間，這個時候市場早就被搶光了。”楊群表示，“所以，不少拿到了牌照的品牌手機廠商也會‘兼職’做山寨機。”

　　聲音大，喇叭大、電池大，公交車或者大街上“碰擦擦”的放著《愛情買賣》，這是在新生代民工聚集的區域常見到的事。作為主要銷售群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大喇叭的鍾愛是手機廠商津津樂道的事。不管你認可與否，這裡頭有著各種商機。

　　“一般山寨手機，多是兩個喇叭，在嘈雜的街市上，他們喜歡喇叭響聲帶來的回頭率，但兩個喇叭聲響有限。”自此，緊跟市場潮流的董弟開始研究一部山寨手機究竟能裝多少個喇叭。隨後一部全身佈滿8個低音炮、穿透力極強的“神器”出現在了市面上，打工仔們提著它播放音樂，就像帶著一個音響招搖過市。

　　而董弟就是這個“神器”的發明者，他也從一個山寨機公司大區經理自主創業成為山寨機老闆了。這是一個奇跡，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這款手機共售出120萬台，收穫了一個億的利潤，由此造就了山寨手機市場的一段佳話，也“勾引”了更多的人投身到了山寨大軍中來。

　　“一部新機子，就算賣得好，黃金期也就三個月，因為大家都在模倣。沒什麼專利，也沒什麼太複雜的技術，買個機子回來一拆開，什麼都知道了。而且成本方面，主板跟屏幕120，電池外殼80，雜七雜八50，賣個350自己能賺100，到了市場終端也就600、700元這樣，大家都能接受。因為不用納稅，所以價格好説。”李稱。

　　山寨手機也曾屢屢創造奇跡，法拉利賽車型的手機，還有為信佛的人設計的佛光手機，這些類型的手機，是品牌手機廠商所不能做到的。華為在一份對山寨機的研究報告中所説：“山寨機極具創新意識，不怕丟臉，不怕低利潤，把能實現的功能都實現，想方設法地滿足消費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沒有的需求，也給你創造出來，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2009年，一款名為“鐵疙瘩”，外形酷似鱷魚的山寨手機銷量也飄紅，出貨價高達560元。隨後被波導手機看中，採購、入網檢測，放在市場上銷售，出貨價360元每部，幾個月裏銷量沒有到達三位數。“一年時間，市場早把老款淘汰了，並且正兒八經的手機品牌，很難打進三流市場。”

　　銷售能跑到多少，款式賭得對很重要。但如果賭錯了，血本無歸也是常有的事。一個月投入兩款機子，出去開發需要的20~30萬，原料成本方面的月結，2萬台便需要800萬。能否順利賣出去，還是一個難以判斷的事。

　　“從沒有什麼市場調研這東西，沒人會做這塊的投入，要不就是高倣要不就是自己的一些點子，沒有跟市場的溝通，也沒有太多專業分析，反正一款機子出去，就看能不能賭中了，幾率大多是1/10。如果賭中了，那款機子加量生産，兩三個月身價上億。”李喜文稱。

　　然而在華強北，兩三年沒賭中一款機子的大有人在。産品推到了市場上，幾個月無人問津，僅僅半年下來虧損就達五千萬。“我見過很多因為這樣，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李喜文苦笑著説，這一行也是血淚連連。

　　賭徒們的狂歡或慘敗，經過野草瘋長般的發展，經過幾近摧毀的打擊，廠商們已經無心關注，而類似于“八個喇叭”類的市場可能性，也無人再去鑽研。在“雙打”持續兩個月以後，涉嫌假冒偽劣、走私漏稅的手機廠商躲進了華強北周邊稍為偏遠的寫字樓，只作高倣或者並無新意的産品。有故意將卷閘關閉，在門口貼上轉租啟示，或者封條作為幌子，繼續在裏邊從事生産經營的，也有仍在招商的手機廠商故意在門口貼上“本處不作手機業務”規避風險的。然而他們對前景深感沮喪。

　　“一開始他們做貼牌做倣冒，是因為申請牌照的門檻太高。當時貼牌最多的是北京CECT和廣州金鵬，這兩個牌子也是那時候開始做爛的，不管是或者不是，都把這牌子往上貼。到後來牌照放開以後，能夠得上所謂品牌的，也不過40-60家。”楊群表示。在2006的時候一部國産手機利潤達到500-1000元，而在更早的時候利潤更高。而到現在，一部手機能賺100元就不錯了，很多時候賣一部手機直接掙15元，如果是低端手機恐怕5元錢都保不住了。

　　其次正規牌照手機需入網送檢，消耗時間至少45天，這對於更新極快的手機市場，時間就是金錢，45天過後大多款式已被淘汰。“一款手機從立項、修改、測試，再到招商、開模、交貨最短時只需一個半月時間，但是正規手機從研發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時間。”有廠商反映。

　　由於避稅盛行，有政府內部人士表示，深圳市政府多次試圖清理華強北。然而其中涉及至少20萬以上的山寨産業從業者的就業各種問題，讓政府難以下手。“你要説避稅吧，它雖然納稅4、5個點，但總量上也有不少稅收貢獻。”而這一次，深圳市政府是痛下決心開始清理這個行業。有行業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受“雙打”影響，華強北電子市場已有2000余商戶退出市場。

　　但是，如果按照正規渠道經營，17%的增值稅，在研發經費，質量提升方面需要投入的資金，足以讓山寨手機價格幾近當今品牌智慧機。“那我們是完全沒了生存空間的。”薄表示，對於行內這3000多家山寨手機廠商去“從良”，是很不現實的事，“只有偷偷藏著做，或者不做。等到沒法做的時候，沒有人會想著去改變，改變的成本太高”。

　　事實上，“撈一把走人”，是不少山寨手機廠商的想法，因為他們本一開始做這行，就選擇了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