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鄧紅陽 本報通訊員 王愛武

　　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個高檔小區裏，有20棟高層建築，住著萬餘名居民。不久前，小區裏突然出現了幾名收廢品的人員，他們逐樓、逐層、逐戶收買居民們家中的廢瓶、廢紙等廢品。一個星期後，他們敲開一戶居民的房門時，開門者愣了一下，隨之癱倒在地。

　　開門者曾某是數起受賄案件的行賄者，案發後，他已潛逃兩個多月。廢品收購者則是河南省鄭州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人員喬裝打扮的。

　　曾某是一家國有建築公司的經理。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在對一起受賄案件進行偵查時，發現曾某涉嫌行賄罪，而曾某已聞風而逃，使案件在關鍵證據的調取上陷入僵局。

　　曾某反偵查能力較強，使檢察機關的幾次抓捕行動落空。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迅速啟動“立體化布控”模式，專門組成追逃小組在曾某可能落腳的西安、武漢、福州等地收集相關信息，查找關係人，布控可疑站點。經過兩個多月的摸排，最終鎖定了曾某的隱藏處。曾某歸案後，偵查人員從其身上搜查出5部手機和10張全國各地的手機卡。檢察機關從曾某身上打開了案件突破口，共立職務犯罪案件5件5人，要案1人，均為大案。

　　6月17日，談起此次追逃過程，一直在辦案一線坐鎮指揮的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孫武對《法制日報》記者感嘆道:“追逃職務犯罪嫌疑人成本高，難度大，其中的辛酸難以言表，而‘立體化布控’在一定程度上就能破解這個難題。”

　　據介紹，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近兩年啟動“立體化布控”模式後，成功抓獲潛逃貪官80余人，其中廳級幹部4人，縣處級幹部10人。

　　“哪個貪官沒有自己的關係網”

　　“查辦職務犯罪是各項檢察業務工作中監督力度最大、牽引力最強、社會關注度最高的工作。”鄭州市檢察院主抓反貪工作的副檢察長宋楠這樣感慨。

　　一邊是社會各界對腐敗問題的高度關注，一邊是檢察機關反貪舉報線索的日趨下降。對此，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問計於民，在群眾中展開了調研。調研中顯示的一條信息引起了宋楠的高度關注，幾位被調查者均説出了類似的話語:“哪個貪官沒有自己的關係網?出事了，大不了一跑了事。”

　　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調研發現，貪官潛逃有三大危害。

　　首先是影響到檢察機關的反貪打擊力度。孫武説，職務犯罪嫌疑人潛逃後，一些案件特別是一些共同犯罪案件往往陷入停滯狀態，偵查活動難以繼續進行，正常的刑事訴訟活動被迫中斷，有的案件一挂就是多年，辦案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其次，會助長犯罪分子的僥倖心理。當前，有的犯罪分子作案前就做好潛逃準備，一旦得手，立即潛逃；有的多次作案，聽到風聲後馬上潛逃。宋楠認為，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如果不加大追逃力度，不能及時將犯罪嫌疑人追捕歸案，不僅會導致案件難以及時偵破，犯罪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還會使法律的震懾作用不能得以發揮，助長腐敗分子的僥倖心理。

　　“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職務犯罪嫌疑人潛逃後，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懲處，長期逍遙法外，就會影響人民群眾對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宋楠説。

　　“職務犯罪嫌疑人一般具有智商高、反偵查能力強、突破難的特點。”針對反貪局的調研材料，鄭州市檢察院檢察長楊祖偉明確表示，職務犯罪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而當前一批犯罪嫌疑人負案在逃，如果不能將其緝捕歸案，不僅影響法律的尊嚴，也影響反腐敗的成效。

　　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決定推行“立體化布控”模式，即在防逃上，從接到舉報線索時，就根據已掌握的信息資料和辦案經驗，初步判斷被舉報人是否可能構成犯罪、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在決定初查的同時，通過信息化手段對被舉報人進行監控，一旦獲取相關證據，以快制勝，迅速依法採取強制措施，防止其聽到風聲後潛逃；在追逃上，借助公安機關、電信部門的信息平臺，建立追逃信息情報室，統一收集、分析、管理和運用潛逃人員的信息，獲取相關信息後，即組成追逃小組，在利用科技手段對潛逃人員進行全面監控的同時，適時組織抓捕。

　　“真沒想到你們能抓住我”

　　在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的潛逃人員名冊中，有張某的名字。他的突然潛逃，造成資金流轉鏈、小金庫賬冊等重要證據中斷，使一起涉嫌職務犯罪窩案的偵破陷入僵局，發案單位人心惶惶，周圍群眾對辦案人員指指點點，各種議論紛至沓來。

　　作為主抓反貪工作的副檢察長，面對當前反貪追逃工作面臨的犯罪行為智慧化、聯絡手段信息化、潛逃行為隱蔽化等特點，宋楠壓力頗大。在“立體化布控”模式的啟動下，追逃小組在三個月內調取張某案發前的通信單據上百份，從中篩選出兩千余次的通話記錄，然後從中排查出十幾個關係人。

　　經對這十幾個關係人的相關情況進行綜合分析，追逃小組的足跡踏遍四省六市九縣，行程達三千多公里，終於在陜西將潛逃的張某抓獲。張某歸案後，這起窩案的偵查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檢察機關依法對7名涉嫌貪污受賄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立案偵查，其中3名嫌疑人為縣處級以上幹部，涉案金額達1100余萬元。

　　隨著一個個潛逃人員的落網，反貪幹警對追逃方式不斷進行總結和完善，抓獲了數名長期潛逃的貪官。

　　某銀行行長王某涉案後畏罪潛逃，長期不能歸案。追逃小組調出原來的卷宗，全面熟悉案情後，開始收集與王某有關的一切信息。辦案人員調取了王某案發前的300余份通信單據，篩選通話記錄逾萬次，排查各種關係人50余個，先後赴北京、上海、天津、江蘇等省市進行布控。他們圍繞一個頻繁出現的電話號碼，梳理出一張張密密麻麻的通信聯絡圖，然後成功鎖定嫌疑人在潛逃期間使用的手機號碼。當反貪幹警出現在王某面前時，他只説了一句話:“逃了這麼長時間，真沒想到你們能抓住我。”

　　原來，王某潛逃後，為逃避打擊，干擾辦案，先後為相關的知情人員購買了50多個手機和臨時電話卡，要求用一個扔一個，但最終還是被檢察機關掌握了其潛逃的相關信息。

　　“如今，追逃也是辦案的觀念在全市反貪幹警中樹立起來了。”孫武説，現在的腐敗分子越來越狡猾，作案手段也越來越高明，因為犯罪是一種秘密活動，而這種秘密活動由於對參與雙方都是獲利的，所以局外人獲取相關的證據難度較大，潛逃人員歸案後，往往會突破相關的反貪案件。

　　“你們怎麼知道我會潛逃呢”

　　“你們又沒有傳我，怎麼知道我會潛逃呢?”在武漢天河機場，閆某一下飛機就被鄭州市檢察院反貪局幹警控制。

　　閆某涉嫌行賄，他感到總有一天要出事。他決定提前安排自己的出逃路線。他沒想到，他的相關信息已被檢察機關秘密鎖定。

　　辦案小組發現閆某有出逃的信息後，即通過“立體化布控”模式中的信息聯動機制，調取了機場訂票信息，得知其當天上午飛往成都。辦案人員隨即飛赴成都，在雙流機場實施布控，組織抓捕。

　　到達雙流機場後，辦案人員通過查詢相關信息，確定閆某在到達機場半小時後將乘機飛赴武漢。而信息顯示，閆某行武出身，身體強壯，反偵查能力較強，有可能抗拒抓捕。

　　為讓閆某徹底放鬆警惕，確保不出任何意外，辦案小組決定不在雙流機場實施抓捕，通知在湖北調查取證的辦案人員迅速趕往武漢天河機場，協調機場警方實施抓捕。幾名辦案人員不動聲色，密切監視閆某的一舉一動，與其一同候機、乘機。當閆某如釋重負地從天河機場候機大樓走出時，跟隨在一旁的辦案人員隨即上前，説道:“閆總，有個朋友托我給你捎個東西。”閆某先是一愣，看到周圍身著便衣的幹警，頓時明白了一切。

　　跟隨辦案人員上了警車後，閆某不解地問:“你們還沒有抓受賄者，怎麼會注意到我呢?”辦案人員回答説:“中國有句古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檢察機關沒有對受賄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並不是沒有掌握相關證據。”

　　貪官出逃大大增加反腐敗成本

　　楊祖偉認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貪官出逃極大地增加了反腐敗的成本，僅是查清他們的具體行蹤，就需花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

　　事實上，潛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手頭都有充足的資金，一般不會為生活發愁，隱藏時間相對較長，地點不固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追逃的難度。案發前，他們都有一定的關係網，案發後能夠為其提供藏匿上的各種便利，或探聽消息，或通風報信，而且這些關係人對偵查人員的調查都以不配合為多，這也給追逃工作增加了許多困難。

　　此外，這些人員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們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閱歷，文化程度相對而言也高些，也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常識性，智商也就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高，這就使他們在潛逃中更具隱蔽性和躲避偵查能力的特點。

　　“在建立建全社會監控機制，形成全社會參與打擊職務犯罪嫌疑人潛逃體系的同時，要切實搞好潛逃的預防工作。”鄭州市上街區人民法院專職審委會委員朱藝枝認為，在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中，應建立健全預防犯罪嫌疑人潛逃的工作機制。

　　朱藝枝認為，預防機制應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在辦理自偵案件時，應做好案件各方面的保密工作，及時準確地運用偵查手段，在掌握了基本的犯罪證據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獲犯罪嫌疑人，避免犯罪嫌疑人捕前潛逃事件的發生；二是在案前調查、立案後的偵查、審訊等環節中，都要做好潛逃的防範工作；三是在採取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等措施時，應對犯罪嫌疑人實行有效的監督，隨時關注其動向，避免其趁機外逃。

　　案意

　　一直以來，貪官外逃都是社會關注的熱點，無論是貪官出走，還是押解回國，抑或有法律新規出臺，都會引來輿論的議論。相關的建議與政策也持續被提及，其中官員財産申報、出境嚴控以及國際合作基本上是構築“外逃”防火墻的三大法寶。

　　眾多貪污腐敗映射出來的，正是我們尚不完善的體制和法律漏洞。只有儘快填補體制和法律上的漏洞，彌補不足，才能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