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通報15起侵農案件 基層幹部“自己説了算”

　　3月6日，河南省滑縣半坡店鄉後營村農民郭冬至老漢喜領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資金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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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公開通報了該省15起強農惠農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典型案件查處情況。其中有農民負擔監督卡發放不到戶的，有違規向農民收取“捐款”的，有虛報面積騙取糧食補貼的，有退耕還林補貼不到位的……涉及強農惠農政策的方方面面。這些案件的責任人，都受到了嚴肅追究。

　　當前，中央強農惠農政策力度越來越大，覆蓋範圍越來越廣，如何避免政策在基層走樣，規範幹部行為，有待探索。

　　利用職權截留、抵扣、挪用強農惠農資金、侵犯農民土地承包權、以人口普查為名違規收費……湖北嚴肅查處15起農村基層違反強農惠農政策案件，要求全省基層黨員幹部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確保黨的強農惠農政策落到實處。

　　怎樣防止基層幹部“動歪腦筋”？

　　15起案件，涉及村組、鄉鎮幹部以及鄉鎮站所、縣市“農口”職能部門幹部。

　　“我們不能因為少數案件，就全盤否定所有基層幹部。據我們調查，總的説來，糧食直補等惠農補貼的落實情況還是很好的。在政策設計時，我們還是有意‘繞開’鄉村幹部這個環節。特別是糧食補貼，通過直接發放到農戶存摺的‘直通’方式，避免資金被截留和挪用。但在實踐中，鄉村幹部這一環其實不可能‘繞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鄧大才教授説。

　　在襄陽市老河口市付家寨村，出現了林業幹部將某農戶沒有進行退耕還林的1畝地作為驗收合格上報，卻把驗收合格的2畝地作為驗收不合格上報等“張冠李戴”的問題。在漢川市灣潭鄉灣潭村，則出現了村裏將本應發包給農戶耕種的100多畝機動田歸併在村幹部名下，截留糧食補貼資金54781元，置於賬外用於其他開支的情況。

　　“如果説前一個案例還是少數幹部責任心不強，工作不細緻造成的，後一個案例則反映出，鄉村幹部在‘保運轉’方面壓力較大，‘鋌而走險’似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鄧大才説。他認為，當前基層幹部有截留、挪用惠農款的衝動，歸根到底還是由於鄉村一級責權利不匹配，事多錢少，為了“做點事”，往往要“動歪腦筋”。他建議，國家及各級財政加大對中西部地區鄉鎮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加農村村民自治組織工作經費，為基層減壓；同時減輕鄉村的社會管理壓力，或者對村集體承擔的一些額外工作提供一定的報酬。

　　怎樣避免基層幹部“自己説了算”？

　　有一起案件格外引人關注。黃岡市浠水縣散花鎮郭畈村完成土地二輪延包，人口減少的農戶不願意退出多承包的土地，人口增加的農戶沒有新增土地承包，造成實際人口與承包土地面積不對等。2009年至2010年，郭畈村連續兩年在全村土地總面積、總補貼金額不變的情況下，按照各村民小組人頭數，虛假填報糧食補貼入戶明細表，按人頭髮放糧食補貼資金，兩年違規發放糧食補貼資金共計16206元。

　　“不按實際種糧面積而按人頭髮放糧食補貼，這個問題引人深思：國家的糧食補貼，究竟是對農民的生産性補貼，還是收入性補貼？”鄧大才認為，國家對種糧農民進行糧食補貼，初衷是鼓勵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但在實際操作中形成了只要農民承包有土地，無論種不種糧，都能均等地享受到國家發給的糧食直補資金的情況。“也就是説，有的農民也許沒種地，把土地流轉給別人耕種了，或者種了其他經濟作物，照樣能領到補貼。這就意味著，糧食補貼實際上已經演變成對農民的一種收入性補貼。”

　　搞不清楚糧食補貼是收入性補貼還是生産性補貼，一些村幹部在發放方式上自己説了算，違反規定操作。

　　“所以，現在應該認真考慮，糧食補貼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然後有針對性、差異化地設定操作辦法。”鄧大才強調，這樣既能使政策更大程度發揮作用，又能讓基層幹部具體操作起來更為規範。

　　怎樣讓“下有對策”者無所遁形？

　　在通報的15起案件中，有5起涉及農民負擔監督卡發放不到戶的問題，相對比較集中。而農民負擔監督卡發放不到戶的村，有的同時存在違規向農民收費或村幹部白條收款等問題。

　　對此，鄧大才説：“實際上，目前農民負擔已經大大減輕，亂收費問題已經非常少了。我反倒覺得，在國家對農民的補貼非常到位的前提下，是否應該設計一定的政策，鼓勵農民通過民主決策自覺承擔一定的公民義務？”

　　典型的案例是，天門市蔣場鎮官祭口村，一方面未將部分農民負擔監督卡發放到戶，另一方面于2010年按人均25元、畝均25元的標準違規向群眾收取修路捐資款。“修橋修路、興修農田小水利等等，不可能事事都等著政府拿錢。如果農民能投資或投工投勞，未嘗不是好事。”鄧大才舉例説，廣東一些縣鄉就採取了“以獎代補”的政策，對於農村公益性的建設項目，農民投100個工，政府就獎50個工的資金，既能調動農民參與建設的積極性，又能促進農村基礎設施的提檔升級。

　　但是，如何把握合理義務和“亂收費”的界限？農民負擔會不會一放開就反彈？鄧大才認為，關鍵是落實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充分保障農民參與決策的權利。總的説來，為了讓中央好的惠農強農政策落到基層不走樣，關鍵是要在政策設計時，“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縮小理論與實踐的距離。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建立更加靈敏的反饋機制和更加全面有效的監督機制，讓所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者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