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進藏時"給養供應麻煩多"

　　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由於當地特殊的政治社會狀況和險惡的地理交通條件，進藏部隊的補給供應是否通暢就成為能否順利解放西藏的關鍵。毛澤東對進藏部隊的後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視，做出一系列決策進行指導。這些決策不僅保障了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而且對此後經營西藏産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解決西藏問題，“給養供應麻煩多”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完成全國統一大業的題中應有之義。西藏的解放是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順利發展，于1949年開始逐步提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的。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會見了來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A.米高揚一行。談話中，在展望解放戰爭的進程時，毛澤東談到了西藏問題。他指出：解放全國，“比較麻煩的有兩處：台灣和西藏。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因為：(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二)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頁。)。就迄今為止所公開的材料來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到“解決西藏問題”，而毛澤東對大軍進藏的第一反應就是“給養供應麻煩多”。

　　毛澤東的這一看法是正確而深刻的，抓住了進軍西藏的要害和關鍵。“給養供應麻煩多”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當時從康定、西寧騎馬或步行到拉薩，要翻雪山、渡激流、趟冰河、過索橋，一般行程均在三四個月以上，補給運輸之困難可想而知。二是政治社會情況複雜。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國各省區中唯一沒有建立起黨的組織體系的地方，黨對群眾的影響幾乎空白。部隊進藏沿途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處於土司頭人和寺廟的統治之下，匪患肆虐、人心不穩，根本不可能承擔供應大軍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軍西藏最大困難莫過於補給，一旦糧草彈藥不濟，解放軍將不戰自敗，甚至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毛澤東在指導解放西藏的過程中，對後勤補給始終高度關注。早在謀劃解放西藏之初，毛澤東就曾為此向蘇聯請求空軍支援。1950年1月22日，毛澤東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軍對藏軍事行動中請蘇方提供空軍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軍事行動中,蘇聯已經提供了類似幫助，把解放軍運往新疆。毛澤東對斯大林説：“您派往中國的飛行團給了我們巨大幫助，運送了大約一萬人。斯大林同志，請允許我對您的援助表示感謝，並請您把這個飛行團繼續留在中國，幫助準備進藏的劉伯承將軍運送糧食。”斯大林答覆：“你們準備進軍西藏這很好。關於飛行團我們要同軍方商量一下，然後再給你們答覆。”(〔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估計是因為技術方面的原因，此項空軍支援後來並未落實。部署昌都戰役期間，毛澤東于1950年8月18日致電西南局詢問部隊進軍的情況，提出的三個問題中，就有兩個是關於補給運輸的：“（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於空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接到西南局“飛機到昌都上空是有可能的”答覆及“增三十架飛機”用於空投糧食的請求後，他立即致電周恩來和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李濤，指示他們分頭督促空軍司令部儘快籌備三十架飛機，並特別囑咐“三十架飛機要是高空使用的，駕駛員亦須適合此項條件”(《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25頁。)，同時命令立即趕修甘孜機場。23日毛澤東再次致電西南局、西北局，詢問:“你們一萬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進軍，糧食全靠部隊攜帶及耗牛載運，其中三千人須有過冬糧食，準備撤回的主力一萬三千人至少須有往返期間三個月糧食，甘孜是否已有這樣多的糧食，部隊及耗牛是否有這樣大的運輸力，仍望查告”，“昌都等處可能購買一部糧食及肉類，你們是否已準備一批金銀及藏民需要的貨物如綢茶等帶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頁。)1951年1月29日，毛澤東又致電西南軍區，詢問十八軍入藏物資準備情況。電報中説：“入藏部隊必須攜帶之皮衣、皮帽、帳篷、飯鍋、水桶、黑礬、大蒜、料袋、牛繩等二十余種物品，十八軍是否業已準備好，望查告。”《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42頁。電報中對入藏部隊所需物品一口氣列了9種，細至“大蒜”、“牛繩”，部隊物資供應在毛澤東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進軍西藏，不吃地方”

　　既然交通不便，運輸困難，那麼進藏部隊物資供應問題怎樣解決，能否大量就地採購？這一想法在最初考慮解決西藏問題時，就被毛澤東斷然排除。鄧小平1950年7月21日曾説：“毛主席對西藏問題就確定了兩條，第一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第二是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編《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1950年12月，毛澤東在給西藏阿裏兩位地方官員的信中，進一步指出：“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決不侵擾老百姓。”(《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6頁。)“不吃地方”成為部隊後勤保障的總方針。

　　毛澤東提出這樣的方針，很可能是總結了紅軍長征的歷史教訓。他知道，青藏高原地廣人稀，高寒缺氧，生産水平低下，加上社會制度落後，生産力受到嚴重束縛，廣大藏胞的生活十分貧窮，更談不上供應幾萬大軍。紅軍長征時擦了西藏的邊兒，三個方面軍都從四川、西康藏區穿過，對此有過切身體驗。1950年7月，鄧小平在談西南少數民族問題時，也提到：“紅軍北上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紀律的事，那時餓慌了，沒有辦法……這次我們到那裏，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説，那時把糧食吃光了，心裏不願意。”(《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96頁。)所以，這個地區的人民到現在對共産黨的政策半信半疑。鄧小平由此得出結論：進軍西藏，經營西藏，要由民族團結入手，重視經濟問題的解決，經濟問題也可能引起政治問題。(參見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産黨西藏曆史大事記(1949-2004)》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如果我們只給人家一個民族區域自治的空頭支票，而把人家的糧食吃光，這是不行的。”(《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00頁。)鄧小平的看法也是當時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共識。

　　大軍西行，糧秣自備。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西南局、西南軍區提出了進軍西藏“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口號，採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組織後方運輸。首先，組建了支援運輸司令部，並著手建設甘孜後勤基地，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設立兵站。同時，“不惜一切代價”突擊搶修雅安至甘孜路段。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車、馬車運輸外，還組織了大批牦牛運輸支援進軍。另外，還加大了部隊人員的攜行量。進軍的運輸補給是按人頭逐日計算的。戰士除武器裝備外，每人要攜帶10日的糧食，平均負重七八十斤。(參見《解放西藏史》編委會編《解放西藏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頁。)戰士們背著糧食行軍，過去人們常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進藏部隊卻是“兵馬出動，糧草同行”。後來，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回顧當年運輸補給的艱難，深有感觸地説：“我們從1950年4月至12月，先後組建了廿二個兵站，三個航空地後勤站，經常使用500輛汽車，3300頭騾馬，358輛膠輪大車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軍隊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現代和原始的多層次多手段的立體運輸，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區搶運糧食，才基本上保證了當年的進軍，即使這樣，154團還一度斷糧，靠野菜、地鼠充饑才支撐下來。”(黨雨川：《張國華同志在西藏》，《西藏黨史資料》1994年第1、2期合刊，第13、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