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學生赴粵實習突然失蹤 至今仍有兩人在流浪

昆明西山華茵學校的老師數次到廣州尋找“失蹤”學生，滿腹焦灼

　　學校探索“帶薪就讀”辦學模式遭遇尷尬 專家稱目前對受教育個體責任界定屬空白

　　2007年僅招到9名學生，2009年的招生數暴增至千名。從重慶跑到雲南辦學的昆明西山華茵學校校長賀華一度以為，自己探索出的“要把學生送到沿海去實習”的辦學模式，已經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然而，2010年8月~9月間，4名學生在雲南和廣東兩地的突然“失蹤”，卻把他送到了風口浪尖。這幾名來自雲南鄉村的成年孩子，被學校派往珠海、廣州等沿海地區的企業實習，卻相約悄然離去，甚至與家人也不聯絡，如同斷了線的風箏。

　　賀華數度帶著教師撲來廣東，公安局、工廠、村莊；電話、QQ、媒體……兩個月裏，他像篩子一樣篩遍了可能找到4名學生的所有線索，卻一無所獲——直到半月前，4名“失蹤孩子”中的張紅兵因“要錢”而主動聯絡家人；隨後查紅雲終於也回了家。

　　新學期開學已一月有餘，可另兩名孩子李敬濤和李加楚在哪？他們是否還願意回校園？孩子們為什麼要“玩失蹤”？他們為何堅持在外流浪？學校到底該不該大老遠把他們送到沿海來實習？誰又該對此負責？

　　專家認為，這樁典型事件暴露了當前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已久的斷裂和空白。

　　文/本報記者 邱瑞賢 圖/本報記者 杜江

　　“李敬濤還是沒回來。”10月1日，賀華給記者發來短信。兩個月的時間裏，本報記者跟隨學校的老師，親身體驗了一趟艱難、渺茫的尋人之旅。

　　雲南家長：孩子“失蹤”半年來電“要錢”

　　為了尋找4個孩子，賀華已不記得專程來過廣州幾次了。但鬧出最大聲響的一次，是學生張紅兵的父親引發的。

　　8月中旬，昆明《春城晚報》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發佈的一條消息，引起了本報記者的注意。“4中專生赴粵實習離奇失蹤，悲情父母憂心忡忡生怕孩子被壞人利用。請各位幫忙急轉一下，望能儘快找到這些孩子。這4名學生分別叫張紅兵、查紅雲、李敬濤、李加楚，4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區華茵學校學生，去年上半年到廣州等地實習一年，主要在電子廠、機械廠。從今年3月起，4名學生突然杳無音訊。”“脖友”們爭相轉發，本報記者則迅速與昆明同行取得了聯絡。

　　事件始於8月12日，已與兒子失去聯絡多日的張紅兵之父忽然接到兒子的一個電話。電話裏，兒子沒有問候也沒有解釋，只説讓家裏給他寄一萬元。父親不肯，要求見他，張紅兵最終答應讓父親直接拿錢到廣州接他回去。至於為什麼要錢、到廣州後如何見面等問題，則只字未提。

　　父親建議“求助媒體或公安部門”，張紅兵極力反對，狠狠地説“如果這樣的話，我死也不會再聯絡你了。”

　　從沒出過遠門的張紅兵父親，當晚登上了前來廣州的火車。

　　儘管在媒體上引發了大動靜，但此時距離孩子失蹤其實已近半年。在孩子失蹤的半年時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出發前，張紅兵的父親和記者曾相約到廣州後會合，為了不驚動“對方”，記者和公安將在遠處監視，確保他安全地帶走孩子。

　　可從8月13日早上開始，張紅兵父親的手機就再也沒法打通了。此時，正在中山市帶著另一批學生實習的華茵學校邱老師和包老師也匆匆趕到了廣州。

　　整整一天，兩位老師在廣州蘿崗區的企業裏重復他們不知已經進行了多少次的“地毯式搜索”，滿腹都是揮之不去的焦灼。

　　四個孩子：不記得老師只記得QQ號

　　在本報記者的聯絡下，蘿崗區公安分局東區派出所蘿崗分所的林警官迅速展開了行動，他當天就在附近區域展開了細緻排查。唯一的線索來自附近的兩家網吧，今年2月份，李敬濤曾在那裏上過網——他當時還未與家裏失去聯絡。

　　帶隊老師介紹説，按照規定，這些孩子原本在2009年7月就該結束實習回雲南；只有這4名孩子既沒有在當地辦理任何居住手續，也沒有回家。從今年3月份開始，更是與家裏完全失去了聯絡。

　　和他們相熟的同學，大多都已畢業離校離廠。在他們曾經實習的工廠，由於人員流動頻繁，4人的離開時間又過長，線索無從尋覓。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們都在幹什麼？為什麼長達半年不跟家裏聯絡？為什麼張紅兵的父親一到廣州就關掉了手機？

　　越來越重的疑團，直到8月15日才有些許消解。那一天的上午，穿著在廣州買的一身新衣，張紅兵跟著父親回到了老家。直到站在了雲南的土地上，張紅兵的父親才打開了手機，向記者通報了自己的行蹤。他對媒體的幫助表示感謝，但對於赴廣州接兒子期間的心理變化，卻不願提及。

　　張紅兵説起自己這大半年的流浪生活，表現得很害羞。杳無音信的日子裏，他一直逗留在廣州，過著“3天打工，2天上網”的日子。他説當初突然離開，“是因為賭氣”。

　　由於沒有生活費，張紅兵在工廠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做起了小工，每天工資30元~40元，工資當天結算，包住不包吃。他覺得自己“是在幹苦力，幫忙打雜，經常頂著烈日搬磚頭、提水泥，掙一點血汗錢”。

　　他最大的愛好，就是上網。每次領到工錢，他經常會泡到附近的網吧裏，玩各種網絡遊戲。網吧的上網費每小時3元，張紅兵經常一上就是10多個小時，一天的工錢基本只夠上網。等錢花完了，他就再到工地上幹幾天，然後再泡網吧。

　　由於沒有身份證，他在工地上的工資比別人少一些，錢常常不夠花，便找包工頭預支、借錢。

　　一年來，張紅兵甚至忘記了班主任的名字，卻對9位數的QQ號碼爛熟於心。對於為何半年不跟家裏聯絡，他的解釋是：“不好意思”。

　　尋人老師：成年學生有其人身自由

　　在4個孩子中，張紅兵和有親戚關係的查紅雲比較密切，他回家後把夥伴的下落告訴了查家，隨後很快的，查紅雲也回了家。但是據稱離開工廠後並未和他倆在一起的李敬濤和李加楚至今還未回家。

　　李加楚的母親認為，兒子不願回家是因為“農村生活苦”。有一次兒子在電話中告訴她，廣州這邊每月能賺到兩千多元，不打算再回來種地了。

　　“為什麼孩子失蹤這麼久家長才開始找？”這個疑問縈繞在林警官和記者的心頭。

　　“一直在找，光是我和校長就來了廣州好幾次。”正帶學生在中山實習的邱老師説。“報案後警察説挺棘手，孩子已經成年，沒有線索又沒有犯罪記錄，去哪找？”

　　在接受採訪時，校長賀華對“失蹤”這個詞特別敏感，“我並不認為他們是‘失蹤’，家長也未必就真的認為他們‘失蹤’了。在失蹤的頭半年，家長沒告知學校，而是自己和孩子溝通出現問題後才找到學校，讓學校去找。”

　　李加楚的母親説，孩子今年過年時還給家裏打過電話，有一次向父親要錢雙方起了爭執，孩子才“失蹤”的。

　　李敬濤是目前唯一還未能聯絡上的孩子。賀華從其他學生口中得知，李敬濤在實習期間經常不去上班，“要麼就是去上網，或者就去逛街。”李敬濤的父親説，春節前李敬濤每個月向家裏要三四百元，1月16日，兒子説要回家過年，但在家裏匯出400元後他並沒有回家。

　　校長賀華：很怕因此拿我“開刀”

　　對於賀華來説，事情遠遠還未結束。因為這起事件，剛剛在2009年創下招生量高峰的華茵學校停止了2010年的招生。“我不敢接電話了，領導劈頭蓋臉地質問。我要被拿來‘開刀’了。我不幹了不要緊，我擔憂的是我的改革和探索被全盤否定。雲南的職業教育基礎本來就很薄弱，這次的事件肯定會把新探索嚇回去的。”

　　華茵學校開辦于2007年，那一年賀華只招到了7個學生。但是僅一年後，招生數猛增到800多人；到了2009年，更是招到了數千人。

　　對此，賀華堅持認為是自己的率先探索得到了認可。“我一直都覺得職業教育最重要的是解決‘出口’問題，我們職校是雲南第一個謀‘走出去’的職校。過去公辦的職業教育在雲南不行，主要就是沒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打算在雲南職業教育闖出一條新路來。”

　　“你讓學生學汽修，他在實驗室裏學，還是讓他在奔馳寶馬的生産車間裏學更好？前者肯定要被淘汰的啊。”學校的簡介稱：“昆明華茵學校是雲南省唯一一所帶薪讀書的學校……學校緊密與沿海高科技外資企業‘校企業合作’，打造適合在沿海外資企業學習、工作、生活和發展的教育體系，讓更多的學生走出家鄉謀發展……學校在廣州、上海等地區設立駐外就業辦事處，建立和完善就業體系。”

　　這次事件在賀華看來，是“改革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是應該借此吸取教訓加強管理，但不該把所有的壓力都加到學校身上。難道讓我們把學校搬到企業旁邊，讓學生一下班老師就去接？”

　　“出現了管理問題我們可以改進，但是不能因此一棒子打死。這樣下去，教育怎麼能取得發展呢？”

　　來自山區

　　迷失都市

　　孩子走出來後怎麼管？這是個教育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從家庭背景來看，4個孩子都來自雲南的偏僻鄉村。對他們來説，離開家鄉到昆明讀書已是一種極大的環境升級，沿海地區帶來的反差則更大。遙遠的離家路，放飛的不僅是親情，還有那顆依然稚嫩的心。

　　孩子走出來了，之後該怎麼管？事已至此，到底該追究誰的責任？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體制中問責機制的斷裂更加明顯。”

　　責任界定有否邊界？

　　事件發生後，對學校的質疑幾乎鋪天蓋地。“沒有管理能力就不要把學生帶這麼遠去實習。老師為何不把學生看好？學生從工廠辭職學校都不知道？”……

　　“事實上，到發達地區實習，已經是全國職校的通行做法，只是雲南開展得比較晚。我不認為只要在昆明實習就不會發生失蹤事件。教育部門對教育質量、內容和安全都有相關要求，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對學校、企業和學生三方的責任都應該有所界定。”熊丙奇説。但實際上，目前問責機制相當模糊。

　　“學生失蹤，很多時候應該算是治安問題，而並非教育問題。但是目前往往把學校的責任無限擴大。在實際操作中，非教學中發生的意外事故、在校外發生的治安問題，是不應把賬算在學校頭上的。”他認為，責任界定應該有一定的邊界，哪些屬於教育問題，哪些屬於社會問題。

　　個體責任應有強調

　　“如今的孩子個性越來越強，想法千差萬別，非要不按照制度來，我們也沒辦法。”賀華感到委屈。

　　“事實上，在教育體制中，學生和家長也是主體責任人。對於未成年人，學校和社會確實存在監護責任，但對於成年的學生，我們是否也應該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孩子逃學、逃工，作為家長，是否也應該跟孩子強調他們自己的責任？”熊丙奇指出。

　　“從山區到沿海，孩子的心靈本身就面臨著巨大的衝擊，世界觀和價值觀在瞬間被劇烈影響。針對這種巨大心理落差的引導和教育內容，我們過去沒有重視，直到現在也還是缺失的。”熊丙奇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