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規定親屬大義滅親被告可減刑 被批做法荒唐

　　初衷是鼓勵“大義滅親”，做法卻和“大義滅親”背道而馳，豈不荒唐？被告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日前，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通過《〈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其中規定，為鼓勵被告人親屬“大義滅親”，被告人親屬舉報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隱匿地點或帶領司法人員抓獲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協助司法機關偵破案件、抓獲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減少被告人基準刑的20%以下”。

　　河北方面出臺此規定的初衷，可能是鼓勵被告人親屬踴躍報案，積極與警方和司法部門合作，畢竟親屬最熟悉被告人情況，有了他們的合作，破案會事半功倍。

　　問題是，“大義滅親”的行為是被告人親屬所做，如果鼓勵，被鼓勵的對象也該是這些親屬。被告人如果被證明違法犯罪，就理應依法受到懲處，而不應因其他人某些值得鼓勵的行為，獲取不應有的利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其修正案，犯罪嫌疑人從輕、減輕處罰的依據，主要有自首、重大立功表現、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積極揭發他人犯罪並提供線索，經查證屬實、犯罪情節較輕及犯罪中止等，總而言之，是根據被告人自身的表現，決定對其處罰的有無、輕重。也就是説，只有被告人自己才能救自己，“一人做事一人當”，這是近代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

　　鼓勵“大義滅親”也許有其道理，但並不能因此而影響對被告人的處罰標準，否則，便會嚴重影響法律應有的權威。説到這裡，有必要談一談“大義滅親”典故的由來。

　　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正直不阿，其子石厚卻勾結公子州吁，發動政變害死國君，篡奪了衛國政權。石碏在鄰國的幫助下粉碎政變，並不顧勸阻，堅持處死了石厚。他的這種行為，被《左傳》作者左丘明讚為“大義滅親”，傳頌至今。

　　如果按河北方面的這個“量刑指導意見”，石碏非但提供破案線索，而且直接幫助破案成功，石厚“可以酌情減少基準刑20%以下”，豈不是要撿回一條性命？

　　“大義滅親”之所以難能可貴，關鍵在“滅”字上，所要“滅”的不是親情，而是犯罪行為。這個“量刑指導意見”卻用對被告人減刑，換取被告人親屬合作，犯罪行為何“滅”之有？初衷是鼓勵“大義滅親”，做法卻和“大義滅親”背道而馳，豈不荒唐？

　　不僅如此，如果量刑可以作為交易的籌碼，法律的嚴肅性、公正性就等於被開了豁口：既然父親報案兒子可以減刑，丈夫貪污妻子賠款、兒子殺人父親下跪，甚至哥哥強暴少女弟弟花錢“私了”，豈不是也能找到自圓其説的話柄？雖然從程度上看有輕重之分，但親屬的某些作為，可以被作為犯罪嫌疑人減免刑責的依據，其違背法律原則的性質，卻如出一轍。

　　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想被從輕或減輕處罰，其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認識罪責，並爭取立功表現，而不能依靠其他。簡言之，能救他們的，只能是他們自己。(陳在田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