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多數刑事犯罪被告人家庭經濟困難,許多刑事被害人在人身和精神遭受侵害時,無法從物質方面得到補償,生産生活因此陷入困境。這一現實問題引起了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十年來,各地不斷探索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取得了可喜成果。

　　《法制日報》記者近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走基層”時,聽到一個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故事——“呂瑩案”。為了還原故事全貌,記者採訪了法官和相關當事人。

　　“呂瑩案”辦案人劉曉莉:　刑事被害人救助就該是場“及時雨”

　　法制日報記者張媛

　　人物背景

　　劉曉莉,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呂瑩案”主辦法官。

　　“既然開展刑事被害人困難救助工作,就要切實落到實處,爭取做得又快又好。‘及時雨'不及時怎麼行?”9月12日,《法制日報》記者採訪劉曉莉,談起呂瑩案時,她説了上述這番話。

　　劉曉莉從民庭到刑庭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已經接觸了4起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呂瑩案就是其中一件。

　　2011年4月11日淩晨,銀川市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輛奧迪車撞上了公交車,造成1死8傷。呂瑩,當時就坐在奧迪車上。

　　“案子剛到法院時,因為有附帶民事賠償部分,我們曾組織過一次調解,所有受害人都到場。但是1死8傷的事故,調解難度很大,如果只是單純由被告人進行賠償,肯定有困難。”劉曉莉邊回憶邊對記者説。

　　“為了能夠讓受害人儘快拿到賠償,得到及時救治,我們聯絡了保險公司詢問是否能夠先期賠償,得到的答覆是:要等法院判決後,判多少賠多少。眼見賠償無望,呂瑩的母親田玉傑過來找了我。”劉曉莉回憶。

　　“相依為命的女兒受到那麼大的傷害,卻因為得不到足額及時的賠償而有可能耽誤治療,當時的田玉傑特別無助。她來找我,一邊講述自己的情況一邊流淚,看著讓人心酸。”或許是因為同樣身為母親,劉曉莉對田玉傑的心情更能理解,“聽著她講述的困難,我心裏也很難受。這要在從前,只能向她表示同情,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告訴她,現在有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她的情況或許可以申請先期救助。她的眼神一下子有了光彩,整個人好像重新活過來了一樣。”劉曉莉説。

　　接下來的日子裏,劉曉莉對田玉傑所講述的現狀核實無誤後,就開始著手幫她申請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申請並不困難,只需拿出病歷證明、戶口本身份證等複印件和租住街道的證明,經核實後,就可以報請審委會批准。“但接下來的手續卻很複雜,需要經過層層審批。如果讓受害人自己去跑,恐怕他們連部門都不好找到。”劉曉莉説,所以就找熟悉這項工作的同志去做,就是希望儘量節省時間,快一點。

　　“因為申請救助的目的是讓受害人儘快得到治療,如果在這個環節拖遝,就達不到預期效果。既然開展刑事被害人困難救助工作,就要切實落到實處,爭取做得又快又好。‘及時雨'不及時怎麼行?”劉曉莉告訴記者,她的苦心沒有白費,田玉傑提出申請後一個多星期,就拿到了5000元救助款。

　　“以前救助刑事被害人都是等案結事了,被告人確實拿不出錢了才進行的。這個案子是法院根據現實情況做了靈活處理,將救助前移到了訴訟階段。我們的考慮是受害人傷勢較重,隨時可能需要進行二次手術,急需用錢。如果後續治療跟不上,恐怕對傷者造成的傷害會更大。如果等審理結束需要很長時間,還要進入執行階段,有可能錯過最佳治療時間,或者使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劉曉莉解釋説,救助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害人能得到更好的治療。所以這次救助在訴訟階段進行,而且只用了一個多星期時間就辦好了,可以説是啟動了快速通道。

　　劉曉莉所處理的案件中,還有一起是先期救助的,而且還進行了二次救助。這起案件的兩名受害人均死亡,其中一名受害人父母在農村,妻子帶著兩個孩子艱難度日。劉曉莉在了解這一家庭情況後,對其先期救助了3000元。案件進入處理民事階段後,受害人妻子又提出再救助申請,考慮到該案子時間比較長,這一家庭又確實困難,法院又給了第二次救助5000元。

　　刑事被害人救助所提供的幾千元錢並不是個大數字,但劉曉莉認為,這筆資金所産生的社會效果是不可估量的。現實情況是,有些刑事被告人確實是真心悔過,盡全力去賠償,以期取得受害人家屬的諒解,自己也有賠償能力；還有一些被告人是領刑卻不願積極進行民事賠償,或者根本沒有賠償能力。對受害人來説,無法得到賠償有可能對其造成除犯罪行為本身之外的二次傷害。“雖然錢的數目不大,但卻給了被害人很大的心理安慰,使他們的生活再次有了希望。”劉曉莉説。

　　劉曉莉説,對於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她接觸的時間並不長,但她卻確確實實地看到了這一制度的優越性。

　　在採訪的最後,她對記者説,由司法機關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是一個好的開端,希望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對於刑事被害人或者所有需要幫助的人,社會救助渠道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元化,社會救助可以擴展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