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河北農村來到北京後，小張成為一傢俱樂部裏的普通服務生。雖然知道俱樂部裏面有賣淫行為，但他仍然聽從主管安排，負責打掃俱樂部走廊衛生，在電梯口和客人打招呼，遞送避孕套，最終因其涉嫌協助組織賣淫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正是因為法律意識淡薄等原因，縱使面對法律制裁，小張仍然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違法的事，很冤枉。”北京市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時福茂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

　　據了解，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共同對100余名犯罪農民工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至少6成以上涉案農民工從事服務行業，因法律意識淡薄構成共同犯罪。農民工職務犯罪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所謂農民工職務犯罪，是指農民工接受僱主安排從事工作，其工作內容本身屬於犯罪。“農民工發生職務犯罪盲從性是重要原因之一。”時福茂告訴記者，有的農民工知道其工作內容屬於犯罪，仍然聽從僱主安排進行工作，有的農民工自己並不知道工作內容屬於犯罪行為，只是盲目聽從僱主安排。

　　備受媒體關注的保姆因不滿僱主欠薪偷竊其天價手機案，亦屬於農民工職務犯罪範疇。“這屬於私力救濟型犯罪。”時福茂表示，工作過程中如果農民工不能正確處理與工作對象的關係，就可能實施犯罪。

　　楊某是一家賓館服務員，某日工作時，顧客高某執意讓楊某提供按摩服務而且不給報酬。一氣之下楊某盜走高某價值3.5萬餘元的首飾。

　　“雖然楊某盜走顧客首飾的價值較高，但更多時候，農民工實施盜竊只是為了拿回自己應得的部分。”時福茂認為，農民工面對僱主欠薪等行為時，不會尋求法律幫助，多習慣以自己的力量通過非法手段解決問題。

　　據統計，在115名犯罪農民工中，多數人初中未畢業。“這個群體大部分人不僅沒有掌握相關的法律知識和法律常識，甚至沒有接受完整的9年義務教育。”時福茂説，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會定期舉辦法律培訓，提高農民工自身依法維權意識，側重培養其事前預防能力。但時福茂坦陳，來聽培訓的人並不多，哪怕附贈禮品，效果也不甚理想，大多數農民工更傾向於事後找律師尋求幫助。

　　此外，近年來農民工待遇水平雖有所提升，但由於農民工流動性強等特質，不少維權工作不易開展。接受調查的農民工中，拘留和逮捕的適用率高達94.78%和91.30%，被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只有8.70%和5.22%。

　　時福茂分析，原因主要是農民工屬於流動人口，對其採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不足以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同時，採取監視居住的成本比較高，且對農民工適用取保候審往往存在對方難以繳納足夠保證金，或很難找到合適保證人等問題。

　　“農民工犯罪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我們應當避免對農民工的標簽化，防止由此引發司法歧視。”時福茂認為，只有改善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社會環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犯罪問題。